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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见鬼，您把居雅斯和巴托尔（23）放一放吧！有谁拦着您了吗！拿出点儿男子汉的样子！咱们去布里杜那里，您会见到他那条狗的，非常奇特！”

见到书记员始终坚持：

“那我也去事务所。我一边读报纸一边等您，要么找本《法典》翻翻。”

爱玛的愤怒、奥梅先生的唠叨，或许还有午饭的饱胀，将莱昂弄得晕头转向、犹豫不决，仿佛被药房老板下了迷魂药。奥梅反复说着：

“咱们去布里杜那里吧！就在马尔帕卢街，两步路。”

于是，出于不坚定和愚蠢，也出于诱导人们做出违心之举的无法形容的情感，他听任自己被带到了布里杜那里。他们发现布里杜在小院子里，正监督三名学徒喘着粗气转动着一部机器上的大轮子，在制作苏打水。奥梅提了些建议，拥抱了布里杜。他们喝了嘉露斯。莱昂三番五次想走。可是另一位拉着他的胳膊，拦住他说：

“我马上就走。咱们去《鲁昂灯塔报》看看那几位先生，我要把您介绍给托马森。”

可他还是逃脱了，一口气跑到了酒店。爱玛已经不在了。

她怒气冲冲，刚刚离开。现在她恨起了他。这种食言失约对她来说是种侮辱，她还找了诸多其他理由来冷落他：他毫无男人气概，软弱无力，平庸；比女人还优柔寡断，而且是个吝啬鬼和懦夫。

后来，她冷静下来，感觉自己也许有些诬蔑他了。不过这样贬低所爱之人，难免会疏远彼此的关系。别碰那些偶像，否则上面的镀金会留在手上。

他们终于到了这一步，最常谈论的是那些与爱情无关的事情；而在爱玛寄给他的信中，全是花朵、诗句、月亮和星星，**衰退之后，天真地试图求助于外部的精神力量。她经常期盼，下一次往返约会，能够获得彻骨的极乐；事后她又自认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这种失望很快便被新的希望抹去，爱玛一次次回到他的身边，更加炽热，更加贪婪。她粗暴地脱下衣服，一把抽出胸衣上细细的束带，束带好像一条游蛇，咝的一声一滑而过。她又光脚踮起脚尖看了看门是否关好，然后她身子一抖，身上的衣服全部滑落下来——她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神情严肃，扑进他的怀里，身子久久地抖动个不停。

然而，莱昂觉得，在这汗水冷却的额头上，在这颤抖的双唇上，在这迷离的双眼中，在这紧抱的双臂里，有某种极端的、模糊不清的、凄惨的东西，轻轻地滑进了他们中间，仿佛要将二人分开。

他不敢问她；不过，见她如此老到，他心想，她一定经受过各种痛苦和欢愉的考验。曾经令他迷恋的东西，如今则使他感到有些害怕。另外，他厌恶这种日益扩大的对他个性的蚕食。他怨恨爱玛总是获胜的一方。他甚至逼迫自己不再爱她；可随后，一听到她那双短筒靴的噔噔声，他又感到无力抗拒，就像酒鬼看见了烈酒一样。

的确，她对他的关切无微不至，从饭菜的搭配到穿着打扮，以及忧郁的眼神。她将玫瑰揣进怀中从雍镇带过来，并在见面时丢到他的脸上；她担心他的身体，对他的言行给出种种建议；而且，期盼着上天能帮她更久地留住他，她在他的脖子上戴了一个圣母牌。她问起他同事的情况，像一位慈母一样。她对他说：

“不许和他们来往，不许出去，只能想着咱俩。爱我！”

她真想能够监视他的生活，还想过让人在街上跟踪他。酒店附近，经常有个流浪汉一样的家伙，总是跟乘客搭讪，他可能不会拒绝……然而自尊心又令她对此反感。

“唉！算了吧！他对我不忠就不忠吧，无所谓了！我有什么好放不下的？”

有一天，二人早早地分了手，她一个人沿着林荫大道往回走，一眼看见当年的那座修道院的围墙，于是她在一张长凳上坐下，置身于榆树的树荫之中。那时候是多么平静啊！她曾按照书中的描绘而想象着爱情，她多么羡慕里面那些妙不可言的情感啊！

结婚后的那几个月、她骑马在林中漫步、同她跳华尔兹的那位子爵，以及唱歌的拉加尔迪，都一一重现在她眼前……而莱昂，顿时变得像其他人一样遥远了。

“可我爱他啊！”她心想。

那又怎么样呢？她并不幸福，也从未幸福过。人生中究竟为何会有这样的缺憾，她所依靠的东西，为何会在一瞬间就腐烂？……不过，如果某个地方真的有那么一位强壮英俊的男子，天性英勇，既激昂又儒雅，天使的外表之下有一颗诗人之心，弹着铜弦竖琴，向天空唱着哀婉的颂诗，为什么她就偏偏找不到呢？唉！难乎其难啊！没关系。再说，苦苦寻觅一番也不值得。这一切都是骗人的！每一个微笑都隐藏着一个厌倦的哈欠，每一次欢乐都蕴藏着一场悲剧，所有的欢愉都有厌烦的时刻，存留在嘴唇上的最甜蜜的吻，也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对更高快感的妄想。

一声嘶哑的金属声在空中跌宕而过，修道院的钟敲了四下。刚刚四点钟！可她觉得自己在这里，在这条长凳上，已经很久了。不过，一分钟即可容纳无尽的**，正如狭小的空间里也能装下许许多多的人。

爱玛操心的全都是自己的事情，不为钱财发愁，大公（24）夫人也不过如此。

然而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红脸秃顶的瘦弱男子，自称是受万萨先生的指派，从鲁昂来的。他取下别住绿色长大衣侧兜的别针，别在袖口上，毕恭毕敬地递上一张纸。

这是一张七百法郎的借据，上面有她的签名，这个勒赫，当时信誓旦旦，可还不是转让给了万萨。

她马上派仆人去他家。他赶不过来。

于是，这位无名无姓的人，就这么一直站着，眼睛在浓密的金黄色眉毛底下好奇地东张西望，傻乎乎地问道：

“该如何跟万萨先生交代？”

“呃，”爱玛回答说，“跟他说……我没有……要到下个星期……让他等等……对，下个星期。”

这位仁兄默不作声，走了。

可是第二天，正午时分，她收到了一张拒付证书。这张印花公文纸上，好几处都反复出现了一行粗体字：“比希执达吏　公证人阿朗”，她看后吓坏了，连忙跑到了布料商那里。

她发现他正在店里捆扎包裹。

“鄙人为您效劳！”他说道。

勒赫并没停下手中的活儿，给他帮忙的是个十三岁左右的姑娘，背有点驼，既是店员又给他做饭。

接着，店里的地板上响起吧嗒吧嗒的声音，他穿着木套鞋，走在夫人前面，两人上了二楼。他把她领进一间狭小的工作室，里面有一张松木大办公桌，上面摞有几本账簿，一根上了锁的铁杆横在上面。在靠墙的一堆印花布头下面，掩着一个保险箱，不过，以它这么大的体积，里面装的应该不只有票据和钱。事实上，勒赫先生还放抵押贷款，就是在这个保险箱里，存放着包法利夫人的金项链，还有特里埃的金耳环。那副耳环最后还是被可怜的老头儿迫不得已给卖掉了，后来他在坎康普瓦盘下了一间生意惨淡的杂货铺，并感染了卡他性炎（25）死在了那里，临终时他的面色比周围的蜡烛还要黄。

勒赫往他硕大的扶手藤椅里一坐，说道：

“有什么事？”

“您看。”

说完她给他看了那张纸。

“呃，我能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