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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我知道一些可怜的母亲，都是贤妻，我向您保证，是真正的女圣人，却连面包也没有……”

“但是那些，”爱玛回答说（一边说，嘴角一边**），“那些人，本堂神父先生，有面包，却没有……”

“冬天取暖的柴火。”神父说道。

“唉！那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有关系？我认为，一个人只要住得暖、吃得好……毕竟，最后……”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叹气道。

“您觉得不舒服吗？”他上前一步，神情不安地说，“可能是消化的问题？包法利夫人，您应该回家，喝一点茶，提提神，或者喝一杯凉水加一点红糖。”

“为什么？”

她的神情仿佛一个人大梦初醒。

“您把手放在额头上，我还以为您头晕呢。”

随后，话题一转：

“您刚才有什么事要问我吗？是什么事？我想不起来了。”

“我？没有……没有……”爱玛重复说道。

说完，她那环顾四周的目光，缓缓落在了这位身穿长袍的老人身上。两人面对面，四目相视，都没说话。

“那么，包法利夫人，”他终于开口，“请原谅，您知道，责任首位，我得打发打发这帮捣蛋鬼。初领圣体的日子马上就来了，我怕到时候又得手忙脚乱！所以从耶稣升天节（53）开始，我每个星期三按时给他们加一个小时的课。这些可怜的孩子！不能过早引导他们走上天主的道路，而且，天主早就借圣子之口嘱咐给我们……保重身体，夫人，代我向您先生致意！”

说完他走进教堂，在门口做了一个屈膝礼。

爱玛看着他步伐沉重，头歪向一侧的肩膀，露在外面的双手微微张开，消失在两排长凳之间。

然后她用脚后跟原地转过整个身体，好像轴子上的一个雕像一样，走上回家的路。本堂神父的大嗓门，男孩们清脆的声音，还不时从身后传到她的耳边。

“你是基督徒吗？”

“是的，我是基督徒。”

“什么是基督徒？”

“就是受过洗……洗礼……洗礼的人。”

她借着栏杆，上了楼梯，进了卧室，瘫倒在一张扶手椅里。

玻璃窗上微白的日光在晃动中渐渐暗下去。待在原地的家具似乎变得更加死气沉沉，隐匿于阴影之中，仿佛沉入黑暗的大海。壁炉里的火熄灭了，座钟仍然摆动着，爱玛大为震惊，四周的事物如此静谧，而她心中却**不已。可是，在窗户和手工桌之间，有穿着毛线鞋的小贝尔特在，她努力走向她的母亲，想要抓住母亲罩衣上的饰带。

“走开！”她一边说，一边用手将女儿推开。

小女孩很快回来了，而且贴着她的双膝贴得更近。女孩的胳膊倚在上面，抬起蓝色的大眼睛看着她，一丝晶莹的口水从女儿唇边淌到她的丝绸罩衣上。

“走开！”年轻的母亲彻底发火了。

孩子被她的神色吓到，哇地哭了起来。

“哎呀！倒是走开啊！”她一边说，一边用胳膊肘推开她。

贝尔特摔倒在五斗柜的柜脚上，磕到了上面的铜花饰，划破了脸，出血了。包法利夫人赶忙过去扶她起来，拉铃时用力过猛，拽断了拉绳，拼命地喊女佣，她刚要开始责骂自己，夏尔出现了。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他回来了。

“你倒是看看，亲爱的，”爱玛用平稳的语气跟他说，“小家伙刚刚正玩耍呢，就摔伤了。”

夏尔安抚她说情况并不严重，说着便去找油酸铅药膏。

包法利夫人没有下楼到客厅去，她想单独留下照看孩子。看到孩子睡着了，停留在她心中的不安才逐步消散。刚才因为如此小事就手足无措，她觉得自己太愚蠢、心肠太软。事实上，贝尔特已经不再哭了。此时，棉被随着她的呼吸，在难以察觉地微微起伏。几大滴眼泪还挂在她半闭着的眼角上、睫毛之间，还能看到她深陷的暗淡瞳孔；橡皮膏紧紧贴在皮肤上，把脸颊都拉斜了。

“真是奇怪，”爱玛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丑啊！”

晚上十一点，夏尔从药房回来（晚饭后，他将剩余的药膏送还回去），发现妻子站在摇篮旁边。

“我都向你保证了不会有事的，”他一边说一边亲吻她的额头，“别折磨自己了，可怜的心肝宝贝，你会把自己耗出病来的！”

他在药剂师家里待了很久。尽管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激动，然而，奥梅先生还是使劲给他打气，让他“振作精神”。于是他们闲聊起儿童可能遭遇到的种种危险以及仆人的疏忽大意。奥梅太太就有亲身体会，现在她的胸前仍留有疤痕，当年一名女厨将一盆木炭打翻在了她的罩衣上。因此善良的父母采取了大量的预防措施：刀具从不磨快，地板也从不打蜡，窗户上装有铁栏，壁炉框上装有结实的防护条。尽管奥梅一家对孩子不加约束，但孩子的行动必须有人在背后看着；稍有感冒，他们的父亲就给他们灌止咳药；一直到了四岁多，每个人都还要戴防摔的软垫帽，绝无回旋的余地。这确实是奥梅太太的一个怪癖，她的丈夫内心十分苦恼，担心这样的挤压可能会影响智力，忍不住对她说：

“你这是打算把他们变成加勒比人还是博托库多人（54）？”

夏尔好几次想试着中断他们的谈话。

“我有话要跟您说。”他凑到书记员耳边低声说，后者正要在他前面走上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