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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译文】

“必有事焉”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说“集义”一时还抓不住重点，说“致良知’当下就可以实际用功，所以我专门讲解“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其良知，就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就是“诚意”，着实致良知，而没有一点点私心妄意，就是“正心”。踏实地致良知，就没有忘的毛病，没有一点点私心妄意，就自然没有助的毛病。因此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必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说“勿忘勿助”，是为告子的毛病下的功夫。告子强制内心，是“助”的毛病，因此孟子专讲“助”的危害。告子之所以犯“助”的毛病，也是因为他认为义在心外，不知道从自己内心中“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会这样。如果时时刻刻在自己心中“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自然能够洞彻明白，是非自然都能纤毫毕现，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后来学者大有功劳，然而这也是对症下药，从大体上说，就不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极为精一简易，上下贯通，万世都没有弊病了。

【原文】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

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

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译文】

圣贤讲学，大多是随时随事而定，虽然他们的说法好像各不相同，但关键功夫，都是一致的。因为天地之间，原本只有这个本性，只有这个天理，只有这个良知，只有这一件事而已。因此凡是在古人论学上虚讲功夫的，就不必再掺杂搭配，自然没有不融会贯通的，如果需要掺杂搭配，那就是自己的功夫还没有明澈。

近来有人说“集义”的功夫，一定要搭配上“致良知”然后才能算是完备，这就是“集义”的功夫还不明澈。“集义”的功夫还不明澈，就刚好成为了“致良知”的拖累。认为“致良知”的功夫，一定要搭配上“勿忘勿助”然后才能明白的，就是“致良知”的功夫还没有了彻。“致良知”的功夫还没有了彻，就刚好成为“勿忘勿助”的拖累。类似这些，都是字义上牵强附会的解释，求得融会贯通，而没有在自己的实际功夫上体验，因此论证得越精确，偏离得就越远。

文蔚你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已经没有疑问，至于“致知”“穷理”“勿忘勿助”等学说，还不时有掺杂搭配的地方，这就是我说的走在康庄大道上，有时出现迂回曲折的行路的情况，等至功夫纯熟之后，这种情况便自然会消失。

【原文】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诙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着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译文】

文蔚你所说的“致知”的观点，从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上去寻求，就感到有所遵循。这里最能看出你近来真切笃实地下了功夫。但你自己从这里下功夫倒也无妨，自然有得力的地方。如果把这当成定论去教导人，却难免出现用药不当反而致病的情况，这不能不同你说明白。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良知的自然明觉的呈现就是真诚恻隐，这是它的本体。用致良知的真诚恻隐去侍奉父母就是孝，尊敬兄长就是悌，辅佐君主就是忠，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隐。如果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达到真诚恻隐，也就是侍奉双亲的良知不能达到真诚恻隐。如果辅佐君主的良知不能达到真诚恻隐，也就是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达到真诚恻隐。所以，能实现辅佐君主的良知，就能实现尊敬兄长的良知。能实现尊敬兄长的良知，就能实现侍奉双亲的良知。这不是说辅佐君主的良知不能实现，必须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扩充。如果这样，就又脱离了本原，在细枝末节上探求了。良知只有一个，随着它的发挥和呈现，自然完备充足，无来无去，不需要向外假借。但是它发挥和呈现的地方，却有轻重厚薄的区别，丝毫不能增减，这就是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虽然轻重厚薄丝毫不能增减，但良知原本只是一个。虽然良知只是一个，但其中的轻重厚薄又丝毫不能增减。如果能够增减，如果必须向外探求，那就不是真诚恻隐的本体了。这就是良知的妙用之所以无形无体，无穷无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的原因。

【原文】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①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②者也。

文蔚云：“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用工得力处如此说，亦无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其说是矣。

【注释】

①《孟子·告子》篇，曹交问“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答语中有此语。

②施诸后世而无朝夕，《礼记·祭义》篇语，言无一朝一夕或外此也。

【译文】

孟子说的“尧舜之道，孝悌而已”，这是在人的良知最真切淳厚、不容蒙蔽的地方提醒人。在忠君、交友、爱民、爱物以至于动静言默的时候，都只是实现他那种一念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也就自然无处不是道了。天下的事虽然千变万化到无法穷举的地步，但只要用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去应对，也就不会有什么遗漏缺失的了，这正是只有一个良知的缘故。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良知之外，没有别的良知可以实现。因此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这就是“惟精惟一”的学问，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后世推行也不会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