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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来书云：“养生以清心寡欲为要。夫清心寡欲，作圣之功毕矣。然寡欲则心自清，清心非舍弃人事而独居求静之谓也，盖欲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为此之功，而随人欲生而克之，则病根常在，未免灭于东而生于西。若欲刊剥洗**于众欲未萌之先，则又无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来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犹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来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夫谓“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累，而非克治洗**之为患也。今曰“养生以清心寡欲为要”，只“养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潜伏于中，宜其有“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译文】

来信写道：“养生最关键的是清心寡欲。能清心寡欲，做圣人的功夫也就完成了。然而寡欲自然清心，清心并不是要舍弃人事，而隐居独处以追求宁静。要想此心纯然天理，没有一点私欲。现在要做这种功夫，就要在产生私欲时克除它，但病根仍旧常在，未免东边的私欲克除掉了西边的又生发出来。如果想在各种私欲萌发之前就把它们清除干净，却又不知从何处下手，反而使自己的心不清明。况且，在私欲产生前四处搜寻并清除它，就像是把狗带进屋里再赶它出去，就更加不行了。”

一定要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没有一点私欲，这才是做圣人的功夫。一定要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没有一点私欲，不做到在私欲萌发之前就防范，将它克除在即将萌发的时候，就不行。在私欲萌发之前就防范，将它克除在即将萌发的时候，这正是《中庸》“戒慎恐俱”，《大学》“致知格物”的功夫。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功夫。所谓“东边的克除掉了而西边的又生发出来”“把狗带进屋里再赶它出去”，是自私自利、刻意追求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克除本身的问题。现在说“养生最关键的是清心寡欲”，“养生”这两个字，就是自私自利、刻意追求的根源。有这个根源潜伏在其中，就会产生“东边的克除掉了而西边的又生发出来”“把狗带进屋里再赶它出去”的问题。

【原文】

来书云：“佛氏于‘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①，于吾儒‘随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于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矣。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惟有寐方醒之时耳，斯正孟子‘夜气’之说。但于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际，思虑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时否乎？今澄欲求宁静，愈不宁静，欲念无生，则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灭，后念不生，良知独显而与造物者游乎？”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②，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孟子说“夜气”，亦只是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却是得兔后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将复失之矣。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谓矣。

【注释】

①言语善恶均不故意置思，既不力持趋善，亦不心存避恶；惟任其自然，内观心之本体。见《传灯录》。

②惺惺，警觉也。“常惺惺”，言时时警觉，与所谓“必有事焉”之意相近。

【译文】

来信写道：“佛教在‘不思善、不思恶中认识本来面目’，与我们儒家‘根据事物的具体情况来研究事理’的功夫不同。我们儒家在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下致知的功夫，就已经涉及思善了。要想不思善恶而心中的良知处于清净自在的状态，只有睡觉刚醒时可以，这正是孟子的‘夜气’论。但这个时间不能维持太久，瞬息之间思虑就产生了。不知道用功时间长的人，能否经常像睡觉刚醒，思虑未生时那样呢？现在我想摒弃私欲求得宁静，却越发静不下来；想使杂念不生，杂念却更多。怎样才能使心中前念易灭，后念不生，良知独自显现并与大道相合呢？”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识本来面目。”这是佛教给那些不识本来面目的人设下的方便途径。本来面目就是圣学所谓的良知。现在既然能够认清良知，就不需要这样说了。“根据事物的具体情况去研究事理”，是致知的功夫，就是佛教的“常惺惺”，也是常存他的本来面目而已。佛、儒两家的功夫大体相似，但佛教有自私自利之心，这就有了不同。如今要不思善恶，而保持心中的良知清净自在，这就有自私自利、刻意追求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中用致知的功夫，就已经涉及思善”的问题。孟子谈论“夜气”，也只是为失去良心的人指出个良心萌动的地方，使他能够从此培养，如今已经明白认识了良知，常用致知的功夫，也就不需要说“夜气”了。却就成了得到兔子后不知道要看住它，只依然去守着树，那么兔子就会重新丢失。欲求宁静，宁念无生，这正是自私自利、刻意追求的毛病，因此欲念越生，心越不宁静。良知只有一个，他自然分辨善恶，哪里还有什么善恶可想？良知原本是宁静的，现在却又添了一个求宁静，良知原本是充满生机的，现在却又添了一个不生杂念，不但圣学的致知功夫不是这样，就连佛教也不主张这样刻意追求。只要一心在良知上，从头到尾，无始无终，就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现在你却想前念易灭，后念不生，这就是佛教所讲的断灭种姓，进入槁木死灰的状态了。

【原文】

来书云：“佛氏又有常提念头之说，其犹孟子所谓‘必有事’，夫子所谓‘致良知’之说乎？其即‘常惺惺，常记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于此念头提在之时，而事至物来，应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头提起时少，放下时多，则工夫间断耳。且念头放失，多因私欲客气之动而始，忽然惊醒而后提，其放而未提之间，心之昏杂多不自觉。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于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虽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惧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惧克治之功焉，又为‘思善’之事，而于‘本来面目’又未达一间也。如之何则可？”

戒惧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岂有两事邪？此节所问，前一段已自说得分晓，末后却是自生迷惑，说得支离，及有“本来面目未达一间”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病，去此病自无此疑矣。

【译文】

来信写道：“佛教又有常提念头的说法，就像孟子所说的‘必有事’，先生所说的‘致良知’吗？也就是‘常惺惺，常记得，常知得，常存得’吗？在提起这个念头的时候，面对各种事物，一定会有恰当的方法去应对。但恐怕这念头提起的时候少，而放下的时候多，那样功夫就中断了。况且念头的丧失，大多是由于私欲及外在的气发动造成的，要突然惊醒后才能提起来。放下还未提起之前，人心昏暗杂乱常常自己不能觉察，现在想让念头日益精明，常提不放，有什么方法吗？单单一个常提不放就是全部的功夫吗？还是在常提不放之中，更应该增加反省克制的功夫呢？虽然说常提不放，然而不加上戒惧克制的功夫的话，恐怕私欲无法克除。如果加上戒惧克制的功夫，又成了‘思善’的事，和‘本来面目’又不一致了。应该怎么做呢？”

戒惧克制，就是常提不放的功夫，就是“必有事焉”，怎能分开呢？这段话所问的，前一段话已经说明白了，最后自己却又产生了迷惑，说得支离破碎，甚至出现“本来面目”难以一致的疑问，都是自私自利、刻意追求的毛病，克除掉这个毛病，自然也就没有这个疑问了。

【原文】

来书云：“‘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如何谓‘明得尽？’如何而能‘更①浑化’？

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些少渣滓如汤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难晓，原静所以致疑于此，想是因一“明”字欠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论明善之义，明则诚矣，非若后儒所谓明善之浅也。

【注释】

①更，通“便”。——编者注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