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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程颐先生这话，恐怕也是沿袭往世儒者的学说，而没有明白圣人作经的本意。如果记载了杀死君王的事，那么杀死君王就是罪过，何必要去追究杀死君王的详细过程呢？征伐的命令应当由天子下达，记载了讨伐别国的事，那么讨伐别国就是罪过，何必要去追究讨伐别国的详细过程呢？圣人删述‘六经’，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要存养天理、除去私欲。对于存养天理、除去私欲的事，孔子曾经说过，有时根据人们的提问，依他们各自的情况作答，有时也不肯多说，唯恐有的人一心在言语上钻研，所以说‘我并不想多谈’。如果是一切纵容私欲、吞灭天理的事，又怎能详细给人解说呢？这就成了长乱导奸了。因此孟子说：‘孔子门下，没有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所以后世也就没有流传。’这就是孔门的家法。世间儒者只讲求称霸者的学问，所以要知道许多阴谋诡计，这纯粹是一片功利的私心，与圣人著经的本意正相反，怎么能思考明白呢？”

先生接着感叹道：“如果不是通达天德的人，与他讨论这个很难啊。”

先生又说：“孔子说：‘我还见过史书存疑疏漏的地方。’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这一本书我认为就只有两三竹简可取罢了。’孔子删述经书，即便关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的事，也不过只留下几篇。删述到了这个地步，难道就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事吗？圣人的本意从中可以看出来，圣人只是删去繁复的文饰，后来儒者却还要添上。”

徐爱说：“圣人著经，只是要去除私欲，留存天理。例如，春秋五霸以后的事，圣人并不打算详细地告知世人，也确实应该如此。但至于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都被省略，让人无法得知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年代已经很久远，事迹流传得自然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都是淳朴素淡的景象，重视辞藻的现象是没有的。这就是太古的治世，不是后世能比得上的。”

徐爱说：“像《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删除了它？”

先生说：“纵使有流传下来的，对于当时的世道也已经不相宜了。风气日渐开放，雕饰日渐流行，到了周朝末期，即使想要恢复夏、商时的风俗，也已经不可能了，何况唐、虞时候的，更何况伏羲、黄帝时候的呢？然而虽然统治方式不同，遵循的道却是相同的。孔子遵循尧帝、舜帝，效法文王、武王。文王、武王的治世之法，就是尧帝、舜帝的治世之道。但是他们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治世，那些推行的政令制度，自然不同。即使是夏商的政策在周代推行，也已经不合适了。因此周公思考三王的政策，兼收并蓄，发现不合时宜的地方，就反复琢磨，夜以继日思考。更何况远古的治世方法，怎么能再次施行呢？这正是圣人删略前事的原因。”

先生又说：“一心施行无为而治的措施，不能像三王那样根据时代实情来治世，而一定要推行上古的政俗，这是佛家和道家的学论。根据时代实情治世，不能像三王那样以道为根本，而是根据功利之心来推行，这是春秋五霸以后的治世方法。后世的很多儒者反复论述，都只讲得一种霸术而已。”

【原文】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①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注释】

①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是儒家理想的施行王道政治的社会。——编者注

【译文】

先生又说：“唐、虞以前的治世经略，后世无法照搬，可以删略它了。夏、商、周以后的治世经略，后世无法再效仿，可以删削它了。只有夏、商、周三代的治世经略，还可以实行。然而，世上论说三代的人，却不了解当时治世的根本，而只效仿细枝末节，也就无法恢复三代治世的经略了。”

【原文】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①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注释】

①包牺氏，即伏羲。《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陆德明释曰：“包，本又作‘庖’。”在神话中，伏羲养牺牲以足庖厨，故称。——编者注

【译文】

徐爱说：“先儒论述‘六经’，认为《春秋》是史书。史书是专门记载事件的，恐怕与其他‘五经’的内容和体裁都稍有不同。”

先生说：“讲求事件就叫史书，讲求道义就叫经书，事件就是道义，道义就是事件。《春秋》是经书，‘五经’也是史书。《周易》是伏羲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书，《仪礼》《乐经》是夏、商、周的史书。它们记载的事件相同，阐发的道义也相同，怎么会有所谓的差别呢？”

【原文】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①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②‘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③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注释】

①见《论语·卫灵公》篇。

②见《论语·阳货》篇。

③语出《礼记·乐记》篇。

【译文】

先生又说：“‘五经’也只是史书。史书的目的是辨明善恶，将经验教训告诉世人。善可以作为示范，可以记录具体的善事来教导世人，让他们效法。恶可以被用作鉴戒，保存这种告诫而删削恶事本身，以杜绝邪恶之事的发生。”

徐爱说：“记录善事来教导世人让他们效法，也是存养天理。那么删削恶事本身杜绝邪恶发生，也是为了将人的私欲扼制在将要萌发的状态吗？”

先生说：“圣人著述经书，本来就是这种意图。然而不必拘泥于文句。”

徐爱又问：“恶可以被用作鉴戒，保存这种告诫而删削恶事本身，以杜绝邪恶发生，为什么唯独不删削《诗经》中的《郑风》和《卫风》？先儒所说的‘恶事可以惩戒人的纵欲**之志’，正确吗？”

先生说：“现在的《诗经》已经不是孔子原来的版本了。孔子说：‘要禁绝郑声，郑声是靡靡之音。’又说：‘厌恶郑声扰乱雅乐。’‘郑、卫的音乐是亡国之音。’这是孔门家法。孔子修订的《诗经》三百篇，都是所谓的雅乐，既可以在祭祀天地祖先时演奏，也可以在乡党群民之间演奏，可以宣讲和平、涵养德行、移风易俗，又怎么会有这些诗在其中呢？那样就是助长**导致奸恶了。这些诗必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当世的儒者附会而成，以补足三百篇的数量。而**靡之词，世间俗人大多喜欢传诵，如今街巷皆知了。‘恶事可以惩戒人的纵欲**之志’，是欲求解释而无法解释，从而为这些恶诗解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