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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原则陷阱（第1页）

第二节原则陷阱

陷阱2：你以为你是讲原则，其实你只是情商低。

职场沟通中还有一个极其隐蔽，却又危害极大的陷阱，那就是“原则”。

“讲原则”貌似正确，乃至正义，让人很难争辩和反驳，所以会让自称讲原则的人有恃无恐，常常会造成这种行为在职场沟通中的滥用现象，给职场秩序带来莫大的伤害。问题在于，恰恰由于“原则”二字表面的正当性乃至正义性，这种伤害常常非常隐蔽，不易被察觉，从而导致伤害不断地叠加，终致量变产生质变，给职场造成持久乃至不可逆的损失。

当然，这不是说原则绝对不能讲，而是说要尽量少讲。而且讲原则的时候，要注意掌握正确的方式方法。

正因为原则很重要，所以重点应该放在原则是否被“落实”，而不是原则是否被“讲出来”上面。

换言之，“讲原则”这三个字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误导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原则的“强调”层面，而不是在“落实”层面。而落实原则，恰恰需要你少讲，多做。

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越讲原则的人，越做不到有原则。这种现象是有其内在成因的：一来，天天把“原则”二字挂在嘴边的人，常常会形式大于内容，口头大于行动，光说不练；二来，即便这种人真想“练一练”，亦即把“原则”付诸实施，其“讲原则”的僵硬姿态也往往会提升落实原则的门槛，让原则的落实难上加难。

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以前我任管理副总的那家公司，部门经理中有两个得力干将：金玲和闫春。前者是装具部的头儿，后者是总务部的负责人。

有一次，金玲和闫春闹矛盾，一下子闹到老板那里。老板不胜其扰，交给我去处理。细打听之后，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原来，公司要搞一个促销活动，装具部的产品柜台需要用到特殊的照明设备，这就需要将公司原有的电路做些调整。

显然，这是总务部的工作。于是金玲便找到闫春，希望他配合一下。闫春却表示很难办，因为无法落实电工。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公司里需要摆弄电的机会不多，所以没有设立“电工”一职，也没有人能干这个活儿。偶尔碰到一两个需要用到电工的场合，都是闫春去他们村，把村里的电工请来帮忙。重点是，这还是纯帮忙，公司不给人家钱，都是闫春自掏腰包给人家买包烟，或请人家吃顿饭表示感谢，好歹是个心意。

不凑巧，刚好公司搞促销活动那几天，村里的活儿特别多，那个电工根本就抽不开身。所以闫春才感到很为难，并希望金玲能理解。

没承想，行事作风一贯泼辣的金玲却并不买账，决绝地跟闫春说：“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我只知道调整电路是你们总务部的工作，你必须给我解决。这是你的职责！否则耽误了工作，领导怪罪下来，你去跟领导解释！”

一句话激怒了闫春，两个人立马争吵起来。一直吵到老板那里，然后又转到我这里。

后来我好说歹说，才把闫春的火气压下来，又自掏腰包买了一条烟，托闫春去请那位电工，这才算勉强解决了问题。但从此，这两位得力干将的梁子算结下了，以至于很长时间互相都不说话，彼此行同路人。

这个例子非常经典，深刻地揭露了“原则陷阱”的危害性。

显然，金玲的行为是典型的滥用原则。

她偏执地认为，只要原则在自己手里，自己便代表了正义，便有了天然的正当性。那么所有前进路上的障碍物，都必须无条件搬除，没得商量。颇有那么一点“顺昌逆亡”的架势。而这种架势本身，会极大地增加沟通张力，让你的沟通事倍功半乃至功败垂成。

那么，为什么说“讲原则”这个东西不可以滥用呢？理由如下：

其一，原则的层次。

原则有很多层次，也有很多种类。有大原则，也有小原则；有A场合的原则，也有B场合的原则；有张三的原则，也有李四的原则。

比如说，公司有公司的原则，部门有部门的原则，老板有老板的原则。有时这些原则之间会发生一些冲突和矛盾，这个时候，你应该遵循谁的原则，又应该如何落实这些原则呢？

常言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给对方提示“公”的原则，而对方也有自己“婆”的原则。哪一方的原则都有道理，哪一方的原则都得遵循，你岂不是举步维艰，两头不是人吗？

显然，这个时候真正聪明的做法，不是死讲原则，讲死原则，而是把焦点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面。

“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甭管你用什么方法，最终把问题解决了，就是对原则最好的保护和落实。让所有当事方的原则都能功德圆满。而做到这一点，恰恰需要你少讲乃至不讲原则。你越这样做，矛盾就越容易得到化解，方法就越容易浮出水面，最后得到皆大欢喜的结果。

就拿前面那个例子来说，金玲和闫春各有各的原则，他们都没错，都不应该受到指责。对金玲来说，“完成工作”是公司的原则，是领导的原则；对闫春来说，“请电工”是部门的原则，也是他个人的原则。毕竟电工是他凭个人的人情请的，而且他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经济上的代价。

这就意味着，金玲的原则是不折不扣的“公”原则，而闫春的原则却或多或少有一些“私”的色彩。金玲试图以公压私，对闫春来说几乎有“大欺小”“强欺弱”的霸凌味道，难怪会让闫春既不高兴，也不想配合。

事实上，事后闫春本人也对我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其实请电工那件事也不是绝对弄不成。大不了多费点嘴皮子，再多欠对方点人情罢了。我最受不了的是她（金玲）那态度。动不动就拿领导压人，拿职责说事，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特烦人。我又不是她的下属，凭什么要受她指派？想摆官架子回自己部门摆去，在我这儿行不通！”

可见，闫春的要求并不高，他要的仅仅是一个“商量”的态度，而不是“命令”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