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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潘仁美（第2页）

王侁则幽幽地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众所周知，杨业是北汉降将，最怕别人怀疑他有二心。王侁故意激将他，说他有“他志”，暗指杨业可能要投降辽国。这就逼得杨业只得表态说：“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

诡异的是，在这场关乎全军战术的重要争论中，史书没有记下主帅潘美的表态。从结果来看，潘美并未阻止王侁逼迫杨业出兵，这是潘美犯下的一大错误。

当然，潘美有他的苦衷。宋朝在军队中设监军，代表皇帝的意志，并被赋予极大的权限和尊贵的地位，使其可以钳制军中主帅。监军的最终目的是防止军中主帅裹挟兵力作乱，这是宋朝立国不正所以处处担忧的后遗症。酿成的结果就是，当监军和主帅的意见不一致时，主帅往往为了自保，或免除不必要的麻烦，而选择沉默或附和监军的意见。

62岁的潘美，一生征战抵达的权位，让他在监军王侁的面前患得患失，最终只能看着合作多年的副将杨业冒险出兵。

杨业出兵前，含泪交代潘美，一定要在陈家谷布置步兵接应，否则将全军覆没。

当日，潘美和王侁的确如约在陈家谷布阵，等待接应杨业。然而刚等到中午，王侁便等不及了。他派人登高眺望。不知道望者看到了什么，王侁就以为杨业已经打败了辽军。

为了争功，王侁带着将士们纷纷离开陈家谷。身为一军主帅的潘美“不能制”。史书中潘美“不能制”几个字，道出了宋朝武将的无奈，在皇帝的代表——监军面前，主帅的话语权和控制力大打折扣。

在王侁带兵离开陈家谷后，传来了杨业战败的消息，此时，潘美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也跟从王侁的步调，撤离了陈家谷。

当天傍晚，杨业战至陈家谷，看到原本约定在谷口设伏的宋军竟然没有留下一兵一卒，不禁“拊膺大恸”。杨业对手下将士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无须与我一起战死，各自逃命去吧。等到敌军退后，还有人可上报天子此战经过。”

众将士都不愿逃走，誓与之同生共死。最后一战，杨业负伤十余处，手刃多名辽兵，坠马被擒，其手下将士几乎全部战死。杨业没有投降辽朝，绝食三日而死。

事后，赵光义追究酿成杨业之死的责任人，认定潘美的过错是“不能申明斥候，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监军王侁、刘文裕二人的责任是“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最终潘美被降职三级，监军王侁被罢官，流放金州（今甘肃榆中），其他责任人也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置。

从朝廷的处置来看，北宋官方认定，王侁在杨业之死上负有主要责任，而潘美则负有领导责任。应该说，皇帝也知道，监军钳制主帅的制度设计，才是造成潘美眼睁睁看着杨业去送死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处置潘美时特别从宽处理。

尽管后来潘美官复原职，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或许是受杨业之死的影响，已经无所作为，直至老死。

3

雍熙三年的杨业之死，成了后世整体污名化潘美的起点。在这起事件中，潘美的确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不敢站出来反对监军王侁，不敢站出来支持自己的副将杨业。在杨业兵败于陈家谷时，他也未能如约应援，而是追随王侁撤兵。这样一个南征北战的开国名将，在监军的面前，变得如此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实在难以想象。

我相信他是为了保全晚节，留恋权位，而变得懦弱的。

人不是不可以给自己留后路，但光想着给自己留后路，迟早会遭到历史的惩罚。潘美在后世被诋毁成宋朝的大奸臣，谗害忠良，里通辽国，虽然很冤，但或许正是这句话的最佳注脚。

两宋时期，由于离这段历史还不远，官方和民间对潘美的实际形象和评价，基本上是公允的。991年，他死后，获谥号“武惠”。8年后，配飨太宗庙庭，这是很高的荣誉。宋真宗时，他又被追封为郑王。

但是，到了元代以后，时间久远，真相淡忘，潘美在虚构的历史创作中便成了一心害死杨业，“誓要杀尽杨家父子”的大奸臣。明代中后期，随着《杨家将演义》的成型，潘美被进一步丑化成勾结辽国的卖国贼。这对一生坚定抗辽的真实的潘美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诋毁和讽刺。

可是由于小说、戏曲，乃至当代的影视剧，受众要远远比史书多得多，真实的潘美，那个为大宋南征北战、建功立业的开国名将，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而被黑化的潘美，那个心胸狭隘、残忍狡诈、里通外国的奸佞之臣，却日渐深入人心。

明清两代，小说反过来影响正史。一些著名文人在写史书时，提到潘美，竟然会写作“潘仁美”，这很明显是受到了小说和戏曲的影响。清初，有御史上奏，提出罢免潘美从祀帝王庙的资格，获准执行，可见潘美的官方形象已经严重走低。

这对潘美而言，当然是大冤案。历史的书写者，当然也有义务为潘美翻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功绩，有什么过错，都应该厘清。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凭着简单的情绪冲动，就给人家扣帽子，抹杀他的功绩，放大他的过错。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曾被人冤枉过，都知道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更何况是以历史的名义，用时间之笔去冤枉一个忠臣为奸臣，这绝对是比窦娥还冤的冤案。

只是，当我们意识到冤案会被不断制造出来，并持续得到传播的时候，或许才知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这几个字，真的很难写好。

置身历史的长时段之中，我们会发现潘美被黑化，其实有其必然性。

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向来同情和推崇悲情英雄。想想看，每个受到人们最广泛祭拜、获得最高知名度的英雄，是不是都是悲剧性人物？关羽死后成了神，岳飞死后有了庙，文天祥、陆秀夫、于谦、张煌言……每一个有纪念祠的人物，都有一个悲剧的人生结局。杨业之死，同样是一个悲情英雄的结局，他在后世的演义、戏曲中得到同情和推崇，也就在情理之中。

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悲情英雄的塑造需要对立面的陪衬，有忠就有奸，有奸才有忠。所以，在杨业之死上负有责任、本人却得到善终的潘美，不管一生有多大的功业，注定不会获得同情，还会因此被无限丑化。

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还极其膜拜道德完美主义者。这原本是好事，树立和塑造完美人物，彰显了我们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但也有负面影响，就是导致我们对道德瑕疵的容忍度很低。尤其是在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上，容易用道德去代替其他一切价值尺度。

典型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曹操是东汉末年相当有作为的一个人物，对尽快结束战乱、恢复统一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由于其本人的一些道德瑕疵，导致在历史上长时间被诋毁和丑化。武则天也是如此。

潘美在杨业之死一事上，正好暴露了他为了自保而未出手相救的道德缺陷，而这一点足以招致他淹死于口水。至于他为宋朝一统天下做出的贡献，在道德面前已变得毫无分量。

古人追求的理想是“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实际上，立德永远是第一位的，一旦被认为个人的道德立不起来，立言、立功就失去了支撑，人们可以因人废言，也可以因人废功。

这也导致了自古以来，我们的一切争论，都容易陷入道德争议的泥淖。我们要阻止一个人担任什么职务，很少说这个人能力不行，而是说这个人人品不行。反过来，我们要推崇一个人，也很少说这个人能力很强，而是说这个人品格高尚。

一个社会不能没有道德，但道德如果凌驾于一切之上，社会就会陷入空谈的境地。

潘美被后世无限苛责，正是道德完美主义盛行的结果。

希望将道德的还给道德，功业的还给功业，历史的还给历史，人性的还给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