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战事频繁,需要付出沉重的军费,财政压力巨大。时人曾指出,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比惊人,“东南民力,耗于军费者十八”。
宋度宗即位后,宋蒙战争进一步升级。有大臣说:“强敌临边,将士之费视昔百倍。”
在蒙古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危机下,南宋主要是通过“和籴”征集粮饷。
所谓“和籴”,就是政府用现钱强制向民间收购粮食,所给的价格往往低于民间市价。如“民间米直大约七八百贯,官司秋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贯文,以京劵价揆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仅是铜钱一百六十文足耳”。
当时,南宋军饷“皆仰和籴”,于是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楮币(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地方官借和籴之机层层剥削,常将上级要求的数额成倍增加,致使下层民众苦不堪言。
1262年,贾似道一党提出了“公田法”,认为这一改革“可免和籴,可以住楮弊,可以饷军,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公田法,是在南宋土地兼并严重的背景下实施的一项战时经济政策。
公田法规定“买官户逾限之田”,也就是将官僚、地主占有土地超过规定的部分,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租赁给农民耕作,政府按原有租额收取田租,以此解决军粮、物价、土地兼并等问题。一开始只选取盛产粮食的浙西六郡(平江、江阴、吉安、嘉兴、常州、镇江)作为试点。
为查清隐藏田产,厘正赋税隐漏,贾似道又推出了与公田法相辅相成的“推排法”。
公田法实施后,贾似道以身作则,带头将自己在浙西的万亩良田捐出来,宋理宗的弟弟以及浙西官员赵孟奎等爱国好同志也都献出自己的土地。此后十四年间,公田法共为南宋回买田地350余万亩。
公田法一经推出,朝野上下一片反对。获得军饷来源的南宋政府当然是公田法的既得利益者,但官僚、地主都觉得政府买回公田,削减和籴,自己成了受害者,便想方设法反对公田法。
有一天,东方出现了彗星。士大夫们就纷纷上书天有异象,是不祥之兆,请求废公田法。有人说:“彗,妖星也。所出形状各异,其殃一也。”
有些士大夫不敢直言反对,就当“键盘侠”,对公田法进行舆论攻击。有人写诗,四处流传,说:“自从买公田,丰年亦凶年,此何人哉,悠悠苍天!”害百姓民不聊生的本来就是官僚、地主,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也不愿让出自己的田地。
贾似道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在挑战封建土地私有制,以及整个南宋的大官僚、大地主。
公田法难以抑制经济危机,贾似道几次提出辞职要求,但宋度宗都尽力挽回,以“师相”待之,甚至“泣涕拜谢”。
举步维艰的贾似道曾上书宋度宗:
臣独念平时怙一是而众嫉起,守公法而私怨丛。绵力不足以胜弊奸,血忱适足以来口语。熏心忧畏,无岁不疾,必指牖下以为归……臣讵可偃然而不知天威之当惧乎!
身居相位的最后一年,贾似道写道:“老臣无罪,何众议之不容?”
公田法具体实施时也出现不少弊端,可贾似道好歹勇于任事。那些只会打嘴炮的士大夫,未能为南宋危局建言献策,后来却抱上了蒙古统治者的大腿,比如曾经上疏论贾有十条可斩之罪的方虚谷,宋亡后就投降了元朝。
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自然对曾经得罪他们的贾似道口诛笔伐。国亡了,需要一个祸国的奸臣来承担罪名,你贾似道办事不力,就是最大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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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主要的改革措施,都是针对官僚、地主和武将,导致内部矛盾尖锐。这也是其被后世视为奸臣的原因之一。
他实施的另一项改革“打算法”,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南宋的命运。
打算法,是对宋蒙战争过程中所用军费的特别会计监察,主要是针对武将。对于其中不合法的支出,要求武将予以偿还,并将获罪的将领投狱治罪。打算法的初衷,是整治军队中的贪污腐败现象。
很多人认为,打算法是贾似道为打压手握兵权的异己,扶持亲信武将而采用的举措。如曹世雄、向士璧等人都对贾似道不满,拒绝其调遣,就被处以“侵盗官钱”之罪贬谪。
实际上,贾似道的亲信犯法也一样不被容赦,如史岩之是贾似道的恩人,还有亲戚关系,照样被判罪下狱(“史亦纳钱而妻子下狱”)。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贾似道对地方武将的大清洗,最终逼反了南宋将领刘整。刘整越发感到难以自保,于是叛宋降蒙,点燃了襄阳之战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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