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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允文 一个书生拯救了南宋（第2页）

宋军的船只高大、结实、船速快，而金军水师“船底阔如箱，极不稳”。宋军的艨艟往来如飞，横突乱刺，将金军船队一分为二，又以霹雳炮轰击。霹雳炮是宋军抗金时发明的秘密武器，“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堪称一大杀器。

宋军见漫江碧波浩**，金军百舸争流，起初有些动摇。当一些金兵的先锋部队登陆南岸时，就连军中出了名的猛人时俊也不敢贸然出击。

虞允文此时也不再文绉绉，亲自到阵中训斥时俊：“你胆略过人，威震四方，怎么现在站在阵后像个小女人一样？”时俊勃然变色，大吼一声，手持双刀冲锋向前，宋军将士大受鼓舞，“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

对金军形成强烈心理冲击的，还有在采石矶周围登高观战的当地民众，无论战况如何激烈，他们都驻足不动，为宋军呐喊助威，形成壁立千仞之势，连绵十数里不断。天色渐暗时，虞允文又派出一支300人的疑兵，从山后摇旗击鼓杀出，金军以为宋军援兵已至，纷纷败逃。

这一日，虞允文指挥的宋军“歼敌四千余人、万户二人，俘生女真五百人、千户五人”。完颜亮恼羞成怒，将金兵“不死于江者悉敲杀之”。虞允文料定金军明日必会再来，决定一鼓作气，连夜派船队封锁金军船队唯一入江口杨林渡口，截断金军归路。次日，虞允文再挫金军，烧毁金军全部战船300余艘。

此战后，宋金两军形势逆转，完颜亮不得不撤出采石一带，转而向扬州进军。

正当完颜亮南征时，后方统治集团却进行了一场政变，女真贵族联合起来，将这位不得人心的海陵王赶下台。金东京留守完颜雍，在2万名女真将士的拥戴下即位称帝。正在南方作战的金兵纷纷倒戈投靠新皇帝，“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

宋军士气正盛，金兵人人厌战，战争狂人完颜亮却不在乎后院起火，还醉心于对南宋的征服，甚至孤注一掷，在军中下令：“三日内若无法渡江，尽杀诸将。”十一月廿七日，一些心怀不满的金军将士发动兵变，将完颜亮缢杀。一场持续两个月的战争就此逐渐平息。

关于采石之战的真实规模，史学界多有争议。史书评论说：“昔赤壁一胜而三国势成，淮淝一胜而南北势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转危为安，实系乎此。”也有人认为，采石之败并未对金朝造成致命影响，金军损失的兵力总共不超过4000人，因此宋军才会有之后的符离之败。

无论如何，虞允文指挥的关键一战确实拯救了南宋。一旦采石失守，长江防线崩溃，金军**江南，后果不堪设想。

带病上阵的将领刘锜，在见到虞允文后就自惭地说：“朝廷养兵三十年，我辈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于一儒者，我辈愧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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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何忠礼教授所说，虞允文以文官的身份仓促指挥此次战役，夺取的战绩却远远超过南宋的其他大将，也反映出了南宋绝大多数将领的腐败与无能。

虞允文和金军打过仗，最清楚宋军的劣势。采石大捷之后，虞允文在十余年间几度升任宰相，出任地方大员，针对军事弊政进行种种改革，可他将面对的，是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甚至主战派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将虞允文裹挟其中，让他心力交瘁。

采石之战后，虞允文任川陕宣谕使，与名将吴璘共谋经略中原之计，乘金国朝局不稳之际，收复了陕西部分失地。

宰相史浩等保守派却以“弃鸡肋之无多，免狼心之未已”为由，要求西线宋军放弃陕西之地，退出新收复的三路十三州。吴璘仓促撤退，被金军袭击，死伤惨重。虞允文前后上疏15道，反对弃地之说，认为坚持抗金、收复失地才是“天地之大经，《春秋》之大义”。

另一个宰相汤思退人如其名，也主张弃地求和，想要东线宋军放弃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海（今江苏连云港）、泗（今江苏盱眙）四州。虞允文连连上疏反对，力求保住关乎上游之存亡的唐、邓二州，却被诬蔑为“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召回朝中。

作为主战派的代表，虞允文在其政治生涯中遭受了太多抨击与谩骂。

虞允文的政敌们批判他是“轻薄巧言之士”，“其实无能，用著辄败，只志在脱赚富贵而已”，将他的北伐理想说成贪图功名的小人行径。

虞允文当然不是“轻薄巧言之士”，相反，面对别人的诋毁，他以德报怨，颇具君子之风。

有一次，虞允文调任临安，同行者有人盗取虞所注《新唐书》献给当时宰相。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那人怕虞允文报复自己，竟然恶人先告状，处处说虞允文的坏话。后来，虞允文拜访夔州知府沈该。闲聊之时，沈该提起这个偷书小人，虞允文却对此人赞不绝口。沈该不解，说：“这个人到处诋毁你啊。”虞允文说：“他什么都好，只是喜欢骂人而已。”沈该听罢，嗟叹再三，佩服虞允文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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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即位后，这个新君早有出兵北伐、报仇雪恨之心，倒是和虞允文很合拍。但宋孝宗急于求成，在隆兴元年（1163）就大胆起用老臣张浚，借着朝野上下抗金热情高涨，乘胜追击，出师北伐。

可这一战，宋军在符离“一夕溃败”，换来了“隆兴和议”。南宋仅仅在名义上挽回一丝尊严，每年仍需输送岁币银、绢各20万两、匹，并割地予金。

隆兴和议后，宋孝宗不甘心失败，大力提拔抗金官员，尤其是以曾经取得采石大捷的虞允文为宰相。他与虞允文相约：“丙午之耻（靖康之耻），当与圣相共雪之。”

乾道八年（1172）送虞允文前往四川整军备战时，宋孝宗特别赐给虞允文以家庙的祭器，以示宠遇。

一年后，1173年，宋孝宗再度手诏虞允文，催促虞允文一起出兵北伐，但虞允文注意到北方金国政治稳固、国力强盛，便规劝宋孝宗要“相时而动”。宋孝宗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虞允文是在敷衍辜负他的期望。

虞允文的抗金思想与宋孝宗不同，他既不像此前秦桧一味屈辱求和，也不像张浚盲目挥师中原，而是主张积极备战，以待良机，在财力和兵力充足之后再出兵。虞允文此后两次受命治蜀，准备北伐之事，都以治兵和理财为主。

宋孝宗始终沉不住气，他对虞允文说：“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虞允文治蜀多年，却不提出兵之事，宋孝宗对此颇为不满。

实际上，虞允文从来不曾辜负宋孝宗的信任。在蜀地，虞允文在民间募人耕作，囤积军粮，赈济数十万流民；在军中裁汰老弱，精简军费，惩治贪污之风；他选拔良将，还整顿川陕马政。这些举措全是为了“植根本，固富强，待时而动”，正是吸取隆兴北伐的惨痛教训。

淳熙元年（1174），为北伐大业殚精竭虑的虞允文积劳成疾，出师未捷身先死。宋孝宗还在埋怨虞允文迟迟不肯出兵，不愿给他加谥号。

一直到虞允文去世三年后（1177），宋孝宗在一次大规模阅兵检阅虞允文生前训练成军的部队时，才惊喜地发现这支军队仪容整齐、都是年少健壮之人，终于恍然大悟：“之前虞允文进行裁汰之法，如今才见成效。只谈采石一事，也是奇绝。”随后下诏追赠虞允文为太傅，赐谥号“忠肃”。

遗憾的是，虞允文去世后，朝中主和派东山再起，再加上辅弼无人，宋孝宗逐渐失去北伐的斗志，忘记了与虞允文共雪靖康之耻的约定。

虞允文不曾辜负时代，只是在那个时代说真话，做实事，他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