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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再战中原壮志难酬（第2页）

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宋孝宗顶着刚刚退位的太上皇赵构的压力，坚持为岳飞平反。为了顾及赵构的面子，宋孝宗以政治智慧下诏说：“故岳飞起身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飞虽坐事以殁，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对于宋高宗指使秦桧杀害岳飞的事实，宋孝宗将其委婉地表述为岳飞“坐事以殁”，但在私下接见岳飞仍然幸存的三子岳霖时，宋孝宗则痛惜地说：“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

为了给太上皇宋高宗留足面子，使岳飞的平反工作顺利进行，在商议如何追谥岳飞时，朝臣们起初拟定为“忠愍”，但宋孝宗则认为，“使民悲伤曰‘愍’”，这肯定会让太上皇心中恼怒，认为是在斥责他冤杀岳飞。最终，宋孝宗钦定，技术性地将岳飞追谥为“武穆”，如此既彰显了岳飞的功业，又保全了太上皇宋高宗的面子。

不能不说，意气风发的宋孝宗，在即位之初，就表现得既有雄心，又有政治智慧。

即位第二个月，宋孝宗又将当时已经66岁的主战派老将张浚（1097—1164）召入朝中，共商北伐大业，他对外声称：“我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朕不及身图之，将谁任其责？”

金主完颜亮在1161年12月被杀，金兵开始北撤，而宋孝宗则是在完颜亮被杀后的第二年（1162）农历六月即位。在北方金国大乱的整整半年间，南宋都没有主动进取的态势。

宋孝宗上位后，立即开始着手北伐大业，但皇位的更替，显然让这位新皇帝需要更多时间去适应朝政和筹组自己的人马。宋孝宗每次面见太上皇宋高宗时，“必力陈恢复大计”，但宋高宗却畏敌如虎，每次都打断宋孝宗说：“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意思就是说，儿子，你等老头子我去世后，再讨论这件事吧。

宋高宗退位时，年仅56岁，但他显然已经在长期的动**中，被金人吓得魂飞魄散，而36岁的宋孝宗却仍然锐意进取，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北伐金国，恢复河山。

而南宋建国初期的名将们，已经陆续凋零。

宋孝宗着手北伐的当年（1162），名将岳飞早已遇害20年，韩世忠已经去世11年，在顺昌之战中大破金兵“拐子马”的名将刘锜，也在宋孝宗即位前几个月去世，而在四川，名将吴玠已经去世23年，吴玠的弟弟、名将吴璘也已61岁垂垂老矣。整个大宋，名将陆续凋零，只剩下个66岁的老将张浚仍然雄心万丈。

在筹划近一年后，隆兴元年（1163）五月，宋孝宗赵昚以张浚为主帅，开始统兵北伐，史称“隆兴北伐”。宋军出兵一个月后，陆续收复灵壁、虹县和宿州等地，但仅仅一个月又被金兵所败。

当时，金国接替金主完颜亮的，是被金国称为“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1161—1189年在位）。在金主完颜亮被杀后、金国大乱的背景下，金世宗逆势崛起，先是平定北方契丹的叛乱，又南下安抚各位兵将，挥兵击败了南宋的隆兴北伐大军。

内有太上皇宋高宗的掣肘，加上名将凋零指挥失当，外又碰上了金世宗这位难缠的对手，宋孝宗指挥的隆兴北伐仅仅一个月就失败停歇。但即使停止北伐，当时南宋仍然占领着趁金主完颜亮死后光复的商州、秦州、唐州、邓州等地，形势看起来仍然比宋高宗时期要好。

但掌权后站稳了脚跟的金世宗很快在击退南宋的隆兴北伐后，挥兵南下，迅速攻陷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一半州县。无奈下，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南宋最终与金国再次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相比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的绍兴和议，此次隆兴和议将宋朝皇帝与金朝皇帝的关系，从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名义上好听了一点点。另外则将之前献给金国的战争赔款从“岁贡”改为“岁币”，玩弄了一下文字游戏，但相比以前，隆兴和议规定将之前每年南宋进贡给金国的赔款，银、绢从各二十五万减为各二十万两、二十万匹。南宋还将金主完颜亮死后光复的唐州、邓州、海州、泗州、商州、秦州六地割让给金国。

与绍兴和议后，宋金两国维持了二十年和平相比，隆兴和议后，宋金两国又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

隆兴和议达成前，面对金兵再次南侵的压力，在太上皇宋高宗的干预下，主战派代表、宰相张浚被罢免，改为任职福州。这位当时年已68岁的老将含恨南下，并在被贬途中病逝。临终前，籍贯四川的张浚留下遗嘱说：“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配葬在祖宗墓侧，葬在衡山之下足矣。”

面对张浚病死途中的残酷现实，当时，宋孝宗手下已几乎无人可用，但宋孝宗并非宋高宗，他仍然不忘北伐大业。

于是，他起用在1161年的采石之战中仓促上阵、击败金兵的文臣虞允文，对其予以重任。对于上任宰相的虞允文，不甘心北伐失败的宋孝宗说：“丙午（靖康）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

隆兴北伐失败后的宋金格局，已不同于岳飞刚刚遇害时。当时，金世宗在北方勤政节俭，选贤治吏，轻赋重农，尊崇儒学，这位女真人的皇帝十分朴素，甚至不愿意穿丝织的龙袍，北方金国在他的治理下，国库日益充盈，出现了所谓的“大定盛世”。

北方安定，一时无机可乘，虽然宋孝宗有恢复之志，但时代的格局，南宋与金国国力的均衡，加上南宋缺乏恢复之臣，都使得他难以打破这种均势。

南北一直对峙，这种长期没有战事的生活，也并不能泯灭宋孝宗的雄心壮志。

为此，宋孝宗在隆兴和议后仍然举行了三次大阅兵，并且亲自练习骑马射箭以保持体力，这在宋朝的皇帝中非常罕见。为了锻炼身体，宋孝宗暗中命人铸造了一根黑漆精铁拐杖手持锻炼。有一天，他到后花园忘了携带拐杖，就命小宦官回去寝殿取来，没想到过了很久，两个小宦官才抬着拐杖吭哧吭哧赶来，众人由此才知道，这根拐杖竟然如此之重，两人扛着都还嫌重，宋孝宗竟然举重若轻。

或许在宋孝宗看来，即使北伐已败，他心中仍然不忘光复，一直在锻炼身体，渴望像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一样，亲自带兵出师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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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方无隙可乘。

对于宋孝宗的立志北伐，北方金国的金世宗也始终保持着警惕。金世宗经常告诫臣子们说：“我估计宋人的所谓和议，是不可靠的，他们一直在整军备战。”

面对堪称对手的金世宗，宋孝宗则在一年年的等待中熬白了头发。对此，后世人经常感慨地说，宋高宗朝是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宋孝宗朝是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在宋高宗残酷冤杀岳飞、葬送南宋初期北伐大好局势的局面后，宋孝宗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岳飞了。

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对大臣们说：“大家都不愿意北伐。我真不明白，如果你家有一百亩田地被人强占了五十亩，难道你还会规规矩矩地写信请求他归还吗？大家遇到私人利益都是明白人，一旦碰到要为国事拼搏，就都不说话了。”

朝臣们默不作声，他们有的或许赞成北伐但却能力不足，有的则担心主张北伐最终落得像岳飞一样无辜惨死，而更多的臣子，则已经习惯了临安城和南方的安逸生活。对于是否北伐、如何北伐，朝臣们普遍已经意兴阑珊了。

而宋孝宗也并非单纯之辈。对于宋高宗时期出现秦桧专权，甚至一度君弱臣强，以致宋高宗要在靴筒中暗藏匕首防身的教训，宋孝宗一直引以为戒。为此，宋孝宗在执政的27年间，先后更换了17位宰相和34位副宰相（参知政事）。频繁更换宰相的目的，就是在于防止权臣专权，以加强皇权。

为了巩固皇权，宋孝宗在任内有两年多时间，甚至故意不设置宰相，而令副宰相参知政事暂时代理宰相行事。出于对宰相的不信任，宋孝宗甚至经常绕开三省和枢密院，直接以“密旨”办理大小政务。当文官集团进行反击质疑时，宋孝宗则回应说：“宫中一饮一食，如果都要走程序，那么事情何时才能办完？”

但他关注的，可不是什么“一饮一食”，而是人事、司法、行政等诸多大事。为了绕开朝臣，他开始起用还是建王时身边的侍从，使得朝政一度出现了“外廷事务内廷化”的局面。对此，文官集团发起反击，结果就是抗命的中书舍人张震、给事中金安节等人纷纷被贬，而跟随宋孝宗的侍从龙大渊等人则继续升官。

在士大夫们看来，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士大夫们一直秉承着“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原则，因此，士大夫群体普遍对皇权过度干涉政治，带着一种抵制态度。

一次宋孝宗想要过问户部的出纳细节，户部侍郎周葵就很不客气地说：“这么小的事您也关心，真是出人意料！一定是龙大渊等人想从中图利谋私吧？”对此，宋孝宗“色为动”。

宋朝皇权与士大夫角力的结果，如果双方互为妥协，就是宋仁宗朝的和谐局面；如果皇权弱势，就是宋高宗朝一度出现的君弱臣强局面；如果士大夫过度强势，就有可能出现南宋后期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执政局面。

宋孝宗一直不敢大意，谨慎维护皇权的权威。

皇帝强势，士大夫们吃多了苦头，敢说话的自然就少了，敢冒头的就更少了，这使得士大夫们对于北伐一直意兴阑珊。个中原因复杂，不是简单的忠勇或懦弱可以评判。

南北多年相安无事，使得宋孝宗更加关注内政、勤恳治国。宋孝宗下令将纸币“会子”作为法定意义的权威货币辅助流通，促进了纸币在南宋境内的流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宋孝宗大力兴修水利，减轻百姓的赋税徭役。为了裁撤冗官，宋孝宗仅在淳熙十三年（1186）一年，在临安府就裁撤近千人。

在这位经常穿着旧衣服上朝的皇帝带领下，南宋出现了“乾淳之治”的小康社会。当时南宋国库充盈，钱货堆积如山，以至于连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对此，元朝宰相脱脱在主持编撰《宋史》时，就赞誉宋孝宗“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