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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 史上最该平反的奸臣（第1页）

章惇：史上最该平反的奸臣

宋朝出“奸臣”。但有的是“真奸臣”，有的是“被奸臣”。

官修正史《宋史》中，《奸臣传》4卷共21人，蔡确、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等人榜上有名。

针对这份奸臣名单，历史学者喻朝刚曾撰文发出三个疑问：第一，在蔡确之前的100余年中，宋朝统治集团内部难道就没有一个奸臣吗？第二，两宋300多年，一共出了21个奸臣，而王安石的支持者和追随者竟然占了三分之一，《宋史》的编撰者究竟企图说明什么问题？第三，这几个人，果真都是奸臣吗？

其他人暂且不论，本文专门来说一说章惇，一个最该获得平反的“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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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章惇有个好友，名叫苏轼。

两人是嘉祐二年（1057）科举同榜进士，这一榜后来被认为是光耀千古的“龙虎榜”。除了苏轼、章惇，还有苏辙、曾巩、张载、程颢、曾布、吕惠卿，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一榜的状元叫章衡，是章惇的侄子。章惇“因耻出侄章衡下，委敕而出”。这是一个极其好胜的人，觉得名次在侄子后面是一种耻辱，所以扔掉录取通知书走了。

两年后，25岁的章惇再考进士，又考中了。有才而好胜的个性，伴随了章惇一生，是福是祸，难以定论。

年轻的苏轼与章惇，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两人在陕西做官的时候，曾多次互访，相约出游。迄今仍有关于他们交往的许多段子流传，真真假假，但都能窥见他们的性情差异。

有一次，两人在山寺中饮酒，刚好附近有老虎出没。二人酒狂，骑马同往观之。离老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苏轼说：“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于是掉头离去。章惇独鞭马向前去，说：“我自有道理。”靠近老虎后，取铜沙锣于石上攧响，老虎惊窜而去。回来后，章惇对苏轼说：“子定不如我。”

章惇的好胜和勇谋，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各自的命运和共同的友谊都经受了考验，在时代党争的风浪中沉浮。

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变法派得势，苏轼遭外放、贬谪，而章惇出将入相，仕途相对顺遂。

这一时期，“乌台诗案”爆发，章惇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章惇的表现，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章惇据理力争，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在流放的日子里，苏轼给章惇写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追捧我的人，“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只有你章惇，“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从苏轼的话可以看出，章惇当时虽已高居参知政事职位，但为人处世仍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十分难得。

宋哲宗元祐时期，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变法派遭到全面清洗。苏轼“三入承明，四至九卿”，章惇则处于贬谪、闲置状态。

从现有史料看，在章惇遭贬黜的过程中，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了《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充当保守派攻击章惇的炮弹，而苏轼没有弹劾或营救章惇的文字留下来，我们无法确知这一时期他本人对待章惇的态度。

章惇最初被罢黜到汝州，身心备受打击，他一再乞求到扬州，方便就近照顾人在杭州的87岁老父，但均遭到拒绝。9个月后，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章惇终于可以回杭州，苏轼这时给他写了一封信：“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

苏轼在信中提起他们早年一起归隐田园的约定，然而，“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一语，表明在苏轼看来，章惇追求变法，是汲汲于功名的表现，“世缘已深”，希望章惇能够超脱功名。

由于章惇后来被打成“奸臣”，他的文字被保留下来的极少。我们无从知道，对于苏轼的“指控”，章惇本人作何回应。但两人仍有书信往来，至少说明，虽然他们的政见分歧很深，但友情还在，并未完全破裂。

不久，章惇又被弹劾，重回汝州。两年后，他等到离杭州颇近的知苏州任命时，父亲已经去世。他辞去苏州知府之职，在不尽的弹劾中沉默。

等到宋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时期，章惇独相，达到个人仕途的最高峰，而苏轼则远谪岭南。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营救苏轼，修复两人的友情，但他没有这个肚量。元祐年间苏轼兄弟对自己的指摘和见死不救，一定在章惇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

此时的他对苏轼，应该是有怨恨的。

但后来的史书笔记说，章惇是远谪苏轼的幕后黑手，这就言过其实了。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党人在宋哲宗亲政后，均遭到连续贬谪，是宋哲宗为了尽反高滔滔之政，实施了发泄式的报复行动。当时有大臣询问宋哲宗，能否将元祐党人从岭南调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宋哲宗明确表示，绝不可以。

章惇对不起苏轼，仅仅因为他没有出手营救苏轼，而这，就像苏轼在元祐期间也未出手营救自己一样。他们彼此或许还有友情，但政治的介入，已让他们越走越远了。

宋徽宗时期，两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寻味。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劫后余生，获准北归，这次轮到章惇被贬到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向苏轼写信求助，此时距离苏轼病逝仅一个半月。苏轼收到章援的信“大喜”，抱病写长文作答。他虽然对章惇的被贬无能为力，但让章援转告其父要保重身体。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他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党争倾轧，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他们的交情比起来，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