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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捧为女中尧舜却把大宋带入深渊（第2页）

皇位之争，暂时尘埃落定。但在多年后，当宋哲宗开始亲政时，围绕当初到底谁才是自己继承帝位的支持者，又在朝中掀起了一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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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迹象表明高滔滔有主动谋取摄政地位的意愿。幼主继位，按照历史惯例，得有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辅政，此时后宫之中属她辈分最高，所以，她没得选。

本朝第一个摄政太后刘娥，早在其夫宋真宗生病的两三年间就深度参与处理政事。到宋真宗病逝、幼主宋仁宗即位时，刘娥已有足够的政治经验，顺利进入摄政太后的权术生涯。

但与刘娥不同的是，高滔滔在开始正式摄政之前，毫无政治经验。无论是英宗朝还是神宗朝，她都是一个谨守后妃之道的女人，没兴趣也没机会参与朝廷政治。唯一的政治态度流露，是在王安石变法后，跟随当时尚在世的姨妈曹太后，劝谏宋神宗废除新法。仅此而已。

当她开启垂帘听政之后，必须面对的抉择，就是如何处理宋神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新法以及一批支持新法的朝臣。很明显，这些政治遗产，与她本人的政治倾向是相悖的。

为了快速上手，掌控国家事务，建立自身权威，她开启了路径依赖模式，在熟悉的人和事之间寻求支持。人是“老人”，她选中的人，基本都是其丈夫宋英宗时期的重臣，比如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事也是“旧事”，就是要废除神宗朝以来施行的新法，恢复到神宗朝以前那个她所熟悉的祖宗旧制时代。

最关键的是，她期待中的人和事竟然也如此匹配——她熟悉和信任的老臣，个个都是新法的反对者、祖宗旧制的拥护者。那么，新法的废除，拥护新法的朝臣的清洗，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根据记载，高滔滔摄政后的第一件大事，竟然是抛开正常的政治途径，私下派太监到洛阳向司马光问政。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在洛阳隐居著书15年的司马光，估计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重返政治核心，并成功反扑新法，得偿夙愿。

洛阳问政后不久，司马光入朝拜相，并进一步援引反对变法的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入朝。朝中出现了蔡确、章惇等变法派与保守派对峙的局面，双方势同水火。

为了控制舆论、打击变法派，司马光等人又私下推荐了苏辙、朱光庭等保守派给高滔滔，请求授予谏官之职。随后，王岩叟、刘挚也被引入朝廷，充当御史，专门攻击变法派。

司马光还建议高滔滔，设置看详诉理所，替宋神宗时期反对新法的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官职，重新安排进朝廷的各级部门。

政治斗争的本质都是人事安排。哪一方占据了朝中职权的优势，在接下来的政策变动和清理异己中，必将稳赢。

人事安排到位后，谏官们对变法派发起了猛烈攻击，蔡确、章惇先后离开京城，支持变法的其他官员也陆续被贬出朝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方田均税、市易、保甲、青苗、免役等变法的成果被尽行废弃，国家制度似乎一夜回到了18年前。

1086年，农历九月，司马光在重新出山一年后病逝，太皇太后高滔滔大声恸哭。3年后，吕公著去世，高滔滔再次哀恸不止，流着泪对朝臣们说：“邦国之不幸，司马相公已故，吕司空又逝。”在她摄政的时间里，她的权威先后成为司马光和吕公著两任保守派领袖压制新法的工具。如今，工具的使用者离开了，工具似乎失去了方向。

实际上，在司马光死后，保守派内部逐渐分裂为三派，即后世所称的“蜀洛朔党争”。而高滔滔并无任何强势干预的姿态，只是任其党争环境恶化下去，直至像黑洞一样吞噬了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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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滔滔的私德其实很好。她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虽然出身贵族，但对民间疾苦有恻隐之心。她对待外戚——自己的娘家人，态度十分严苛，不徇私情。

但更多时候，她的美德仅限于她能感知的范畴。一旦进入治国领域，需要她站在更高的立场去权衡利弊，施行利国利民的美德，她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成为政治上的“失德者”。

必须承认，一个政治家的美德，跟作为个体的美德，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的北宋政坛，几乎很少人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人仍然习惯用个体的美德去衡量政治家的美德，结果都陷入了偏执的境地。而高滔滔显然不具备改善纷乱朝局的思想与能力，这已经超越了她的日常经验。她只能作为一面旗帜被一帮老臣扛着，宣传她的私德，进而美化她作为政治家的道德。

但实际上，被史书美化为“元祐治世”的高滔滔摄政时期，却是北宋走向亡国深渊的前奏。致使北宋亡国的各种伏笔，此时已经埋下了。

高滔滔摄政时期，给北宋种下了三大恶果：第一，对宋神宗时期变法内容的全盘否定，将北宋经济推向了崩坏的边缘；第二，对西夏的割土示弱，不仅未能换得边境和平，反而刺激了其得陇望蜀的野心；第三，党同伐异的政治迫害，拉开了北宋末年翻来覆去的党争序幕。

尤其第三点，是北宋末年政局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朝局的重心不再是研究如何富国强民，而是研究如何打倒对手，彻底演化为一派打击另一派的斗争。

变法派中有真心实意希望国家变好变强的人，有想借变法攀龙附凤谋求高升的人。正如保守派中同样有为国谋不为己谋的人，也有借废除新法维持官僚贵族既得利益的人。假如高滔滔有识人的本事，那么，她应该采取的治国原则是就事论事，而不是就人论事。

可惜，在实际操作中，朝局中人都被站队和标签划成新旧两党，而新法也遭到不分良莠的整体废除，毫无回旋的余地。

在被史书称为“元祐更化”的这场废除新法运动中，高滔滔表现出了对保守派老臣的绝对依赖性。作为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她未能展现出超脱于党派之上的态度，也未能施展更具智慧的权谋，而仅仅沦为保守派全面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的一个工具。

宋神宗时期党争的历史，在高滔滔摄政时期又重演了一遍，而且是变本加厉地重演了一遍。

变法派领袖蔡确被贬出朝廷后，曾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并作了一组绝句抒发个人感情。不料，保守派抓住机会，曲解诗意，上奏称其诗中影射高太皇太后为武则天，由此制造了“车盖亭诗案”。高滔滔下令蔡确自辩，却不接受他的自辩之辞，还坚持认为朝中有蔡确党，将打击面扩大到整个变法派。

高滔滔的做法，引起保守派内部一些人的反对。范纯仁提醒说，“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文字狱这个头不能开呀。吃过“乌台诗案”苦头的苏轼也认为要从轻发落，不可株连他人。但高滔滔仍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了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文字狱案。

蔡确后来死于贬所，变法派也遭到斩草除根式的清算，连范纯仁都被扣上袒护蔡确的罪名贬出朝廷。

当年，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爆发时，高滔滔跟随曹太后向皇帝求情，而现在，她发起针对变法派的文字狱，终于活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这起牵连甚广的“车盖亭诗案”，影响比“乌台诗案”还要恶劣。它挑起了新、旧两党在此后的斗争中务求赶尽杀绝的政治报复情绪。日后，新党掌权，同样不遗余力地打击旧党，立“奸党碑”。

自此以后直至北宋灭亡，朝局就在新旧党争之中反复重演了四五次，帝国掉入了权斗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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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人的存在——宋哲宗赵煦，他才是大宋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高滔滔摄政9年，宋哲宗从一个9岁的小孩，成长为一个19岁的青年。然而，军国大事仍然由高太皇太后和几位大臣拍板，皇帝始终没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