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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 他的22字格言影响千年（第2页）

1068年，登基不久的年轻皇帝宋神宗召见王安石，询问治国之道。王安石直接说，唐太宗这种级别的帝王就不要学了，咱要干就直接对标尧舜，“每事当以尧舜为法”。

第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了张载，推荐理由是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也就是说，在张载50岁这一年，他已在帝国思想界奠定了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程颐的说法，张载“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从接受范仲淹的劝告算起，至此时，历经整整30年的苦读，张载终于开山立派。他创立的门派，后来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一起并称为“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四大主流之一。

宋神宗听说国家还有这号人物，赶紧召见。像问王安石一样，皇帝也问了张载治国之道。

没想到，张载的答案跟王安石的答案差不多，都要皇帝直接对标最高标准开始干。张载的原话是：“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皇帝听完，像打了鸡血一样，很兴奋。这说明当时国家最聪明的脑袋，想法都是一致的。

一年后，1070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了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邀请张载加入协助，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根据张载弟子吕大临的记述，王安石主动向张载发出邀请，张载答复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

啥意思？变法我是支持的，但你要与人为善，大家商量着来就没问题；如果强迫我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干，那可不行。

可见，张载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

从与宋神宗的问答来看，张载也属于变法派，但他为什么要拒绝加入王安石的队伍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张载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太急了，过于激进，这违背了他本人作为一个温和变法派的初衷。

最终两人“语多不合”，王安石“默然”“不悦”。

没多久，张载突然被派去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针对这次人事安排，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张载向来以道德学问见长，为何要安排他去处理案件呢？王安石引经据典回答说，张载这么厉害的人，让他去断案就跟囊中探物一般，有何不可？言外之意却对张载含有讥讽和轻蔑。

等到张载办完案子回朝廷，新旧两党已经因为变法措施撕破了脸皮，旧党代表人物都被贬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张载的弟弟张戬。

看到此种局面，张载辞官，返回横渠讲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载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学生”，他们分别是范仲淹一部分“遗产”的优秀继承人。具体来说，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变法革新的部分，熙宁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复兴儒学的部分，思想的继承远远超过政治的继承。

这跟张载和王安石二人的身份地位也有关系。王安石在大宋政坛摸爬滚打多年，一度是整个国家的二号人物，是一个握有实权的激进变法派，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实践他的改革主张。而张载虽然在学术上名气很大，两次获得皇帝召见，也做过一些地方的官员，但从未进入过国家的权力核心，属于没有权力的温和变法派。

王安石在变法的艰难推行与内讧中，最后罢相归隐南京钟山，绝口不谈国事，一心研究佛学。张载呢，尽管没有权力和舞台，仍然孜孜于自己的变法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

辞官回到横渠后，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依照《周礼》的记载，划成井田，中间留一块公田，四周八块私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他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使近千亩田地得到灌溉。这些效仿三代、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改革试验，基本都没有取得成果，不过，张载的较真儿和实干精神还是值得敬佩。

3

看一个人的执着和毅力，不应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而要看他饱受挫折之后的表现。

张载在仕途上并不如意，这跟他的理想追求有所出入——他不是那种只躲在书斋讲学传道之人，他的终极追求是他苦读、冥想、彻悟得来的东西，要有利于百姓。在他眼里，“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对百姓有好处，这才是意义所在，对自己有好处，甚至对国家有好处，都意义不大。

但他一生得不到更大的机会去实践和推行他的理念。只能在自己当官或者讲学的地方，一点一滴去做。他没有抱怨，没有放弃，在重建社会秩序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的一些弟子正是得到他毕生力行的真传，陆续开始做乡规民约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士大夫。

张载的思想很深邃，但落脚点很细微，格局高远，又很接地气。

听到他这些乡村治理的事迹，你可能很难想象，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探索宇宙本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并被誉为北宋诸儒中“对儒学真能登堂入室并能发展出一个新系统”（韦政通语）的大师。

我在关于周敦颐的文章中，提到过“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整个北宋社会面临的思想困境。那就是佛教和道教分别构建了一套解释世界和万物的系统，在中华文化圈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儒家在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则是遭到了巨大打击。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用他们的说法叫“道丧千年不得传”，至晚在西汉以后，儒家的理论发展就停滞了，大量的学者在对儒家经典做训诂解释的工作，在思想上不断重复孔孟之说。好不容易到8世纪出了一个韩愈，在思想上“反佛”，结果，由于儒家思想资源有限，在辩论深度上连他的学生都坦言难以为老师护短。

“北宋五子”的使命，就是再造儒学。说得直白点，就是在儒家指导国家和个人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之外，赋予它更高的格局。

在这个大背景下，“北宋五子”，还有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等人，都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儒家理论体系，不仅用于解释社会，还用于解释宇宙。他们的儒家理论体系，被统称为理学。

按照宇宙本源的不同解释，他们之间又有了气、理、心的哲学分野。

我们知道，二程和朱熹主张“理生万物”，这一派后来被官方接纳而成为正统，形成狭义的理学，影响到了近代，才被口诛笔伐；陆九渊和明代的王阳明主张“心即理也”，这一派形成心学，同样拥有一大批粉丝，直到现在依然很受推崇。

而张载，则是“气”的理论创始人。他以“太虚—气”为最高范畴，把万物的本原看作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气。用现在的话说，张载就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思想体系很严整，理学、心学的重要命题，在他那里已经都显现端倪。尤其是他阐发的“民胞物与”和“横渠四句”，达到了宋代理学最高峰的境界，受到宋明诸儒的集体膜拜。

但可惜的是，思想门派类似于武林江湖，有两点对于门派的发扬光大至为重要：一是开宗立派得生逢其时，还得能熬，要活得够久，不然打下半边天，最终全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二是门派要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加入，显得师门热闹，声势壮大，万一门人中再出一个大牛人，这就更稳了。

所以说，张载跟周敦颐一样，都吃亏在生得早，走得早。他们开创的关学和濂学，为宋代理学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然而，两人都只活了五十七八岁，还没等到理学的黄金时代到来就走了。相较而言，二程就好命了，他们出生晚一些，尤其是程颐活到了75岁，从11世纪熬到了12世纪，洛学在他手上就发扬光大了。

而因为张载走得早，他的一些弟子比如吕大临，在老师逝世后转投到了二程门下。此消彼长，门派的影响力差距，无形中又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