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首次提出要学颜回,“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是儒家“外王”的榜样,自唐代以来就被推崇。但周敦颐专门强调,颜回也是士人学习的榜样,是“内圣”的典范。
在儒家经典中,颜回是生活极穷、内心极乐的形象。周敦颐说,富贵,人所爱也,为什么颜回却不爱不求而乐乎穷也?无欲则静。
由于宋明理学在后世的宣传中,刻板地认为人的欲望是应当被消灭的,导致理学被“污名化”至今。实际上,周敦颐提倡的颜回式的“无欲”,并不是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而是说,一个人一旦有更高的追求,他就能控制和去除不合理的欲望。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在阐释周敦颐这一思想时,专门指出:“学者须要识得静字分晓,不是不动是静,不妄动方是静。”
静不是不动,而是不妄动;无欲不是不要欲,而是不要妄欲。
周敦颐第一次提出,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倡导圣人平民化。在此之前,漫长的历史中,圣人的头衔仅授予尧、舜、孔子这些遥不可及的偶像,现实中的人与圣人似乎处在平行世界中。周敦颐希望打破这种区隔,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普通人通往圣人的过程,共分为三层修炼阶梯:士—贤—圣。
具体的修炼方法,他也提供了,主要就是做到一个字——诚。正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周子(周敦颐)之学,以诚为本”。
周敦颐把“诚”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一个人通过内心的修炼,做到“惩忿窒欲”和“迁善改过”,就能达到圣人“诚”的境界。他把这个过程称作“立人极”。
他不反对符合道义的富贵,正如他不想别人跟他一样,为了“买山钱”苦苦挣扎,但他在社会上标悬更高的价值。而这种价值跟世俗的财富和地位毫无关系,你是富豪也好,你是高官也好,对不起,这些都不值得崇拜。除非你是一个超越外在身份、修炼成具有颜回一般魄力的人,才值得尊敬和推崇,才有资格进阶于贤人、圣人之列。
他也不是一个思想狭隘之人,相反,他能够构建起濂学体系,并成为“理学鼻祖”,正是源于他的开放与包容。不像前辈士人对待佛教或道教的仇视态度,他不设藩篱,兼用三教,“太极”概念主要来自道教,“莲花”意象主要来自佛教……只有这种胸襟的人,才能真正为儒学开辟出一条新路。
抛开我们对待理学的“成见”,周敦颐是把儒学拉回人间的第一人。他的最大贡献是恢复儒学中断了近千年的道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宋代四大学派——濂洛关闽,他开创的濂学是居于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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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理学被公众简单理解为“灭人欲”的“杀人之学”的时候,我之所以要重提周敦颐作为理学宗师的身份,主要是想普及一下理学的常识,至少在它诞生的时候,并不像后世所理解的那么反动和狭隘。
作为理学的创立者之一,周敦颐本人也修炼成为人格几乎完美的“圣人”。他并不以之要求他人,他用自己的理论要求自己。
他思想不保守,认同并同情王安石变法。反倒是他的两个学生,程颢和程颐,因为囿于“新旧党争”,竟然羞于承认周敦颐是他们的老师。
他影响了同时代的很多大人物,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尽管立场不同,但均以周敦颐的私淑弟子自称。只是周敦颐胸怀洒落,不愿以师道自居,而只愿把他们当作朋友。
他的人品得到所有人的称赞。北宋名臣、“铁面御史”赵抃一度认为周敦颐是奸恶之人,周敦颐并不申辩,直到两人共事,周敦颐在赵抃底下做事,赵抃才知道自己太糊涂,从此引为知己。另一个名臣吕公著听闻周敦颐之名,以身家性命担保推荐他:如果周敦颐日后收赃纳贿,“甘当同罪”。
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南宋朱熹是周敦颐的铁粉,吸纳了周敦颐的学说,而成理学大儒。明代王阳明是心学集大成者,但他曾写诗说自己其实也是私淑周敦颐。
两宋之际的著名学者、湖湘学派奠基者胡宏说,周敦颐“一回万古之光明”“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这一观点得到后世的认可,如今仍有许多学者提出,周敦颐是儒家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
不过,周敦颐的价值真正被发掘,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病故整整100多年后。
1220年,周敦颐死后约150年,朝廷追赐谥号“元”,后世称其为“元公”。
1241年,周敦颐死后约170年,朝廷追封其为“汝南伯”,从祀孔庙。
至此,周敦颐作为“理学鼻祖”的地位得以确立。这就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直到新文化运动以后,这名儒学宗师的真正身份才被渐渐淡忘。
好在人们始终记得他的《爱莲说》。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周敦颐《任所寄乡关故旧》
1073年,周敦颐病逝前,他原来的上司兼好友赵抃得知他辞官归隐,便想再起用他。然而,朝廷的诏书到达时,周敦颐已经离开了人世。
尽管他一生在出仕与归隐之间纠结,但他自始至终追求的是安顿自己的生命,安顿众人的生命。他的悲情源于他的格局和抱负。
他的一生,在崇尚英雄传说的人们眼里,显得太过平淡——没有生死考验,没有大起大落。但他如此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如此深刻地构建起我们的精神底色。
只是,我们不曾觉察。
这或许才是“圣人”的力量:我们以为将他遗忘,他却不曾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