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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 大宋第一浪子整个时代边骂边学（第2页）

在皇帝们看来，柳永的词唱起来很爽，但仅限于私人化的娱乐场合，而在国家治理层面，是万万不能让人怀疑帝国最高层是推崇这些**词艳曲的，不然会引起道德人心的堕落。连带着，肯定也不能录用这个举国皆知的“**词”作者当官，只能让他去填词，国家的道德体系才不会乱了套。

宋真宗就曾降旨说：“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阅读范围超出儒家经典，写作带有浮靡文风的人，都要严肃处理。这是朝廷要振兴儒道，净化文化环境呀。柳永若是官场中人，肯定要被树立为反面典型进行打击。

宋仁宗在位时期，同样“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柳永的**冶讴歌之曲，同样属于严厉打击的行列。尽管皇帝本人会以“内部批判”的名义循环播放他的曲子，但在公开场合恨不得搞一场烧毁柳永作品集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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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整个时代写浮艳之词的人多了去了，为什么偏偏是柳永成为被打击的出头鸟？

词这种形式，是供教坊乐工、青楼女子歌唱的，从一诞生就带有俗艳俚语的特征。在苏轼特意强调词的豪放性之前，婉约词几乎一统天下，甚至连苏轼本人，绝大部分的词创作也都是婉约风。婉约，就必然多多少少带有闺门密语、浮艳虚薄，乃至**媟鄙俗的调调。

如果硬要说创作有原罪，那也是词的原罪，而不是柳永的原罪。

柳永的作品集《乐章集》中，确实有不少“**词”，赠妓、咏妓、狎妓之词比比皆是，甚至还有直接写男女**之词（当然，相比明清情色小说的写法还是文雅多了），被李清照批评为“词语尘下”。

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愁凝。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

洞房饮散帘帏静。拥香衾、欢心称。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摇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嘉景。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

——柳永《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

像这阕《昼夜乐》，写名妓秀香，上片写她的容貌、声音，用词已经颇为艳情，但下片更不得了，直接写男女**的场面，这就难怪要遭人诟病了。

因为这些“**词”在柳永的作品集中特别扎眼，所以，尽管他还写过许多经典的羁旅词、怀古词、城市词，但通通被无视了，人们仅留给他一个标签——风流浪子词人。

然而，那个年代的大词人，无一不是这种写法。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场面怎么写得含蓄一点，所谓“雅俗之别”罢了。

和柳永同时代的张先、晏殊、欧阳修等人，都是写作男女**情感乃至色情风味词作的老手。像欧阳修这阕《忆秦娥》：“十五六，脱罗裳，长恁黛眉蹙。红玉暖，入人怀，春困熟。展香裀，帐前明画烛。眼波长，斜浸鬓云绿。看不足。苦残宵、更漏促。”**裸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柳永之词。而比柳永晚出生半个世纪以上的苏轼、秦观等人，也依然在写“笑倚人旁香喘喷”“玉纤嫩，酥胸白”等**词句。

但只有柳永，背负**词之名，遭到了最猛烈的批判，付出了落榜的代价，一生仕途困顿，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为什么会这样？

其他人都以双重人格在写词，只有柳永全身心投入，不加掩饰，成为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这使得柳永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宋朝士大夫发展出文学体裁的等级论，即“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虽然都是创作，但不同体裁的创作在道德上有高低之分，文章第一，诗第二，词曲最下。张先、晏殊、欧阳修等柳永的同时代人，对这一准则的把握都很老到，戴上面具写载道文章，卸下面具写言情之词，毫不含糊。但柳永不懂这一套，别人把词当“余事”“末技”，他把词当成全部，与歌女乐工打成一片，率真而不加掩饰，难怪吃了大亏。

传统士大夫基于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认定俗艳词曲仅可以在帝国统治阶层内部把玩，因为他们读过圣贤书，有辨别力和把控力。但绝对不能在小民之间流传，否则，会导致社会道德的坍塌。带着这种道德优越感和恐惧感，他们固然会在私人场合吟唱士大夫阶层的“**词艳曲”，但在公开场合绝对要排斥**绮靡之音，以维护儒家诗教的正统地位。

换句话说，士大夫有士大夫的**书写模式，民间有民间的**书写模式，二者界限分明，被认为是“雅俗之别”。柳永一定要跨界，代沉沦的青楼女子立言，这是民间的姿态，士大夫阶层是不认的。

传统士大夫阶层对文化的层级就是这么严苛，你可以说他们高傲，说他们虚伪，但就是改变不了他们的特性——他们容不下一个全身心代表民间文化的人。

据说，柳永以词触怒宋仁宗之后，曾去拜谒宰相晏殊求通融。晏殊问：“贤俊作曲子么？”柳永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冷冷地说：“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

柳永以为，同样写词的晏殊大人，一定对自己心有戚戚焉，哪知道，在晏殊大人的思想里，词与词是有天壤之别的。柳永笔下“针线闲拈伴伊坐”——歌妓一边做针线活，一边与情郎相倚相挨——这样的句子，晏殊就说自己绝对不写。

晏殊写思念，那必须是传统意境，雍容典雅，比如“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柳永那种庸俗化、日常化的场景，是他相当不屑的。所以抱歉，咱俩虽然都写词，但绝非一类人。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肯定是柳永的词更能反映时代的风貌，因为他的词是有生活气息的，带有时代的烟火气。而晏殊等士大夫的词，几乎看不到任何时代信息，有的只是传统意境的揣摩和复述，搭配私人化极强的情绪，放在唐宋元明清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成立的。也正因此，柳永的世俗化写作，在当时就打败了晏殊等人的精英化写作，不仅在民间广为传唱，还悄悄传进了皇宫。当下的真实，永远最动人。

而柳永最终被打入另册，也恰恰由于他的词太出名，使他无形中被当成了市井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

枪打出头鸟，人红是非多，他被上纲上线为儒家正统文化的对立面，并作为市井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遭到正统的鄙视和唾弃，也就顺理成章了。

士大夫阶层中有真诚的个体，但作为掌控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体，则一定是虚伪的。所以他们一方面沉迷甚至模仿柳永的词风，另一方面却必须公开排斥和否定柳永的词品，进而排斥和否定柳永的人品。

整个宋代，柳永是所有著名词人中地位最低的，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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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一个写词的人，都无法忽视柳永的存在。

他的词太经典了，尽管当时的士大夫对他的**媟艳俗表示不屑，然而，背地里无不边骂边学。

宋人笔记有载，秦观和老师苏轼久别重逢，苏轼向秦观道贺说，你现在填词更厉害了，京城都在传唱你的“山抹微云”那阕词。秦观客气一番，说恩师谬奖。苏轼却接着说，但想不到我们分别后，你却开始学柳永作词了。

秦观不承认，赶紧辩解说：“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先生不要空口无凭，毁我清誉呀。苏轼则当场举例质问道：“‘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观惭愧不已。

这个故事信息量很大。秦观和苏轼的对话发生时，柳永已经故去三四十年，但他的影响力显然未减当年。从对话内容来看，被后世称为“婉约派一代词宗”的秦观，和“豪放派鼻祖”的苏轼，两人均对柳永的词作和词风相当熟稔。他们对柳永词都十分不屑，但吊诡的是，尽管他们都不愿承认，但在无形之中，却受到了柳永词深深的影响，抹都抹不掉。

苏轼调侃秦观学了柳词句法，而他自己也活在被柳永影响的焦虑里。

从苏轼的一些著名词作中，不难看到柳永的影子。比如《江城子·记梦》中的“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分明就是柳永《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转写。

而同题词作《八声甘州》，柳永对景融入人世无常的感慨，想必也给苏轼写出“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以相当的启示。因为苏轼曾称赞柳永的《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几句，“不减唐人高处”，显然是十分欣赏这阕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