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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英雄豪气（第4页）

裴玲又说：“那个女的也够呛。”

刘海涛又含含糊糊地说：“是，也够呛。”

裴玲呵呵地笑了起来，说：“你倒是随和，我说什么你就跟什么，像个应声虫。我问你，此时此刻翟小倩在干什么？”

不提翟小倩还好，一提翟小倩刘海涛就气不打一处来。但他不能对裴玲说日本顾问不好，便说：“翟小倩这个女人才真够呛呢！”

裴玲声音变得严肃起来，说：“自古以来贞洁烈女只是极少数，随遇而安苟且偷生的才是大多数。所以贞洁烈女才可贵啊！否则，光给她们立牌坊全中国的地盘都不够用的。”

刘海涛无语。也许裴玲说得有道理。他推着自行车陪裴玲回家。她家住在河北区昆纬路，也是与日本人做邻居。她的邻居是掌管劝业场一带商场的日本顾问。刘海涛冷不丁问了一句：“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

裴玲没有马上回答，想了想才说：“你问这个干嘛？”

刘海涛鼓起勇气，说：“如果他的官大，说不定我请他帮我调调工作呢。”

裴玲这才说了实话：“我爸是市公署社会局副局长。只怕他调不了你的工作。”

啊，刘海涛几乎一惊，职位不低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也像孔令诚那样，多多少少有一点爱国之心。刘海涛说：“咱们杂志刚刚转载了社会局长兰振德的报告《从日常生活谈生活节约的重要性》，我从他的报告看出他实际上是要市民勒紧裤带，以适应日本人经济掠夺的需要。”刘海涛说完这句话就等待裴玲的反应，看她会不会反感。她如果反感，他就与她坚决分手，断然没有继续走动的必要。杂志社的人私下发出这种议论的，绝不止刘海涛一个人。坐刘海涛对桌的老张就经常悄悄说这种话。发不发牢骚，似乎成了好人坏人的分水岭。裴玲也似乎对这种牢骚话听得很多，可能是有同感，也可能是麻木，所以，并没有表示反感，只是“呵呵”笑了两声。

刘海涛又说：“兰振德说对市民实行‘粮食配给’，定量限制，不得多吃。说配给的粮食品种包括白米、白面、玉米面等，他完全是信口雌黄。实际情况是大米、白面都作了日本的军粮之用，一般市民根本不让吃，只能食用花生渣、豆饼和杂和面。让我看，天津的经济完全纳入了日本人的战时经济轨道。这实际是一种殖民经济。‘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种种经济措施只是加强了这种殖民经济的深度而已。”

他的话还没说完，裴玲突然打断了他，说：“你不要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涉及日本人的事情是你刘海涛左右得了的吗？别说你刘海涛这样的小人物，就连我爸那样的副局长在日本人面前都是小力巴。对了，几时你和我爸见一面啊？”

话音未落，小胡同里钻出一男一女，勾肩搭背哈哈笑着斜着身子就过来了，男的一见裴玲，便说了一句：“花姑娘！”便扑过来将裴玲死死抱住。裴玲奋力挣扎，却怎么也挣脱不开，便喊了一声：“海涛帮我啊！”

刘海涛一时慌乱，手足无措，大脑突然出现空白，他一弯腰，抓起道边的半拉砖头照着这个男人的脑袋就拍了一下子。刘海涛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像拍在空木头盒子上的声音一样，“嗑”的一声。这个人脚下一软就出溜在地上了。刘海涛拉起裴玲就跑，那个女人却突然拽住刘海涛的衣袖愚蠢地问了一句：“先生，请留个名字。”刘海涛一听话音还是个中国人，更加来气了，便说：“我叫里格龙！”拉着裴玲紧跑几步，然后骑上自行车，让裴玲坐在后架上，飞也似地向昆纬路方向驰去。

街上警车呼啸，刘海涛在裴玲家里没法出门了。这次不想见裴玲的父亲也得见了。

夜里十一点钟的时候，裴玲的父亲回来了。看起来伪政府的官员也有加班加点的时候。他见刘海涛坐在屋里，便十分警觉地询问刘海涛：“天这么晚了怎么不回家？”

刘海涛早已想好了说辞，就说：“我和裴玲看完电影，把裴玲送回家以后街上就警车呼啸了，裴玲死拦着我不让我走。”实际情况也真的是裴玲不让刘海涛走。此时裴玲亲热地抱着父亲胳膊撒娇，打岔说：“爸，今晚的电影看得人心里郁闷，敢情这婚姻这么不禁折腾。”

裴玲的父亲叫裴玉光，五十来岁，从其背头梳得很亮、错落有致的五官和干净清爽的西装革履来看，这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脱下外套交给裴玲，坐在刘海涛对面，声音低沉地说：“本来我可以早一点回来，可是刚才我的车正开着，被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拦住，我一看，地上躺着一个男人。我对这种事历来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想马上把车开走。可是，那个女人说：‘受伤的是日本人。’我一听这话，就赶紧打开车门，把日本人架上车来。那个女人告诉我，说是被一辆汽车撞了，撞人的司机留名叫‘里格龙’。这不是扯淡是什么，天津卫自古以来有叫‘里格龙’的吗？最后我不得不把受伤的日本人送到医院。直等到宪兵队来人以后，我才离开。”

以往裴玲肯定对父亲说过刘海涛的情况，所以其父对刘海涛的为人处世有几分知晓，说：“海涛，你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最容易惹事，也最让日本人起疑，今夜你甭回去了，在我这儿将就一宿吧。”刘海涛没有办法，便点点头。

那时候，煤球供应紧张，串亲戚送礼的经常是拎着一小篓煤球而不是点心。裴玲家里却不缺煤球。在客厅的一角，有个一米见方的挺大木头箱子，里面全是煤球。客厅里的煤球炉子整宿烧着，因为各屋都没安炉子，所以，夜里各屋都敞着门，依靠客厅的热气漫延过去。夜里，裴玲的母亲亮了灯来续煤，用煤铲铲煤球的声音惊醒了刘海涛。他便急忙起身帮她续炉子。她小声问他：“你是不是昨晚的肇事者？”

刘海涛急忙辩解：“不是，我又没有汽车。”

她说：“你伯父说了，日本人是头顶受伤，汽车怎么会撞到头顶呢？肯定是被人拍了一砖头。”

刘海涛说：“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事儿与我无关，也与裴玲无关。我们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根本没碰上日本人。”

伯母疑惑地看了刘海涛一眼，没再继续问。但刘海涛分明看见，她因为心情紧张，拿着土簸箕的手在微微颤抖。刘海涛续好炉子就继续睡了。心想她可能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所以，承受力不强。而他早已经历过那么多让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事，拍小鬼子一砖头，算个屁！他估计，伯母这一宿都睡不着。

早晨，天还不亮，伯母就起床为大家做早点了。早点也很简单，烙了几张白面对杂合面的饼，熬了一锅玉米面的粥，煮了两个鸡蛋，菜就是腌制的咸萝卜丝。社会局副局长的家里，出现白面和鸡蛋不足为奇。而且，鸡蛋只煮了两个，也能让人理解，副局长的家里只怕鸡蛋也是稀罕物。吃早点的时候，伯母把鸡蛋分给裴玉光和裴玲，没给刘海涛，也没解释。刘海涛在心里掂出了他在她家的份量。裴玉光快速吃完，抹抹嘴就穿上外套走了。而裴玲把鸡蛋磕了一下就在面前立着，一直没吃。直到伯母也吃完离开了，她才把鸡蛋剥开，掰了一半给刘海涛溜进粥碗里。刘海涛也没说什么，就着喝粥就把半拉鸡蛋吃掉了。他至少十年没吃鸡蛋了，此时，他就细细咂了下嘴里的滋味，那沙沙的蛋黄确实有一股久违的香味儿。其实，那不过是他的心理作用，蛋黄很快被吞下去，根本吃不出滋味。

这时候伯母过来收拾碗筷，时间衔接得刚刚好。于是，刘海涛感觉刚才伯母是有意躲开一下，任裴玲“处理”那个鸡蛋，而裴玲如何处理，伯母却是不闻不问的。但伯母本人是绝不会把鸡蛋给刘海涛吃的。这不光是因为物资紧缺分不过来，也不光是因为娇宠女儿裴玲，他暗自猜想，更有可能是因为伯母怀疑他是肇事者。一个伪政府社会局副局长的老婆倾向伪政府乃至倾向日本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后来裴玲告诉刘海涛，那个女人一直守在医院里，宪兵队曾经提审她让她说出实情，她一口咬定是被一辆汽车撞的，而且那个撞人的人留下的名字叫“里格龙”。考虑到那个女人救了日本人，也算有功，便没有关押她，而罚她在医院里伺候日本人。然后宪兵队就按照“里格龙”的谐音进行分析，顺理成章分析出肇事者可能是梁海天的兄弟刘海涛。他们并不知道天津卫是不是有个叫刘海涛的人，但他们就是那么推导的。敢撞日本人的人除了梁海天的兄弟不会有别人。而且，竟然具备汽车，可见是个庞大的组织，非梁海天的兄弟刘海涛莫属。这可真是，冤家路窄，歪打正着，刘海涛真名正是刘海涛。问题来了，转过天来，警察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布告：通缉撞伤日本人的悍匪刘海涛。悬赏也是一百块大洋。

杂志社里给马向前开车的司机也被警察局叫走审了一通。刘海涛估计，全市的司机都得审过来。他想笑，这是“认认真真走过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个日本人根本不是撞伤。真的假的吧，只要动作了，只要把布告贴出来了，你日本人就不能说他警察局不作为，是不是？而且，警察局一直以来穷么哈哈，往哪儿弄一百块大洋去？他们做事历来无赖相，就算你真的抓住“刘海涛”，他们也不可能给你一百块大洋不是？

刘海涛一家是几年前从冀中进入天津的，没进入天津以前，刘海涛一直叫着刘海涛。虽然现在他在户口本和良民证、工作证上都是刘海涛的名字，但他非常担心冀中那边的人到天津来会说走嘴，把他的真名秃噜出来。因为冀中那边经常有人来天津采购。来采购的人并不一定是地下党，大多数还是买卖人。果真如此，他就惨了。

但有一个情况使刘海涛暗喜，那个挨了一砖头的日本人始终没有苏醒过来，裴玲说是严重脑震**，按后来的说法，应该是因为脑溢血而变为植物人了。反正不久就被运回日本了，再也没有了这个日本人的消息。刘海涛有所不知的是，这个日本人恰恰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特务队长。

还有一个情况让刘海涛半怒半喜，父亲经过孔令诚的运作，被释放了。父亲在拘留所里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买卖人，以赚钱为目的，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这就为他赢得了机会。但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是伙计用排子车推回来的。几天后，父亲躺在商铺后院的库房里，有气无力地对刘海涛说：“海涛，组织上再次征求我的意见，要把你送出天津，让你到冀东八路军占领区去经受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