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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意外的任务（第3页）

警察恶声恶气道：“你谁呀？跑这儿哭什么？小心我们把你也关起来！”

翟小倩道：“我是《大天津》杂志社的日本顾问小野的四姨太，我叫翟小倩。”

两个警察赶紧点头哈腰，油嘴滑舌地鞠躬道歉：“四姨太四姨太，实在对不起，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您老人家多担待我们，我们两个就是两条狗，您就是踢我们，我们也跟着你走；我们两个就是您肚子里的屁，您一劈腿就把我们放了。是不是？”

“别说损话，拿我当三岁小孩子呐？我的同事呢？把他放了！”

“四姨太，这个可不行，日本人不来发话，打死我们我们也不敢放人。”

“那就让我跟他说句话。”

“好嘞，这个可以做到。”

两个警察打开耳房的门锁，监视着刘海涛和翟小倩说话。翟小倩说：“刘海涛，你家住在哪里，我去把你家里人叫来。”刘海涛把腰上一把钥匙褪下来递给她，说：“你去打开我的抽屉，里面有孔德贞家的地址，你让她想办法吧。”

刘海涛之所以没让翟小倩去找裴玲（翟小倩与裴玲也很熟），是因为刘海涛感觉自己与孔德贞的关系比裴玲更近。此时孔德贞正在家里坐等刘海涛的到来，本来说好她要领刘海涛去见孔令诚的。可是她左等右等不见刘海涛的影子，正在门前着急地踱步，却见翟小倩坐着胶皮车来到门前。翟小倩让车主稍等，就问孔德贞：“请问孔德贞是住在这个门里吗？”孔德贞看了一眼翟小倩的装束，知道她也是有点身份的女人，便说：“我就是孔德贞。”

翟小倩便凑近孔德贞，将刘海涛的情况告诉了她，说：“刘海涛让我找你，让你想办法让他出去。”说完，翟小倩便逃也似地坐上车尥了。因为她知道，这件事她是难逃干系的。心里有愧是必然的。

孔德贞看看天色，约莫八点来钟，便也招手叫了一辆胶皮车，让车主拉着沿着海河边小跑起来。跑着跑着就看到了“周家栋商铺”的牌匾，便让车主放下车等一下，她过去敲门。那年月拉胶皮车的都是穷苦之人，服务态度出奇的好。因为穷，且因为工作性质使然，很多车主上身穿着补丁棉袄，下身就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裤，以便于跑路。于是这种客人要求“稍等”的情况，车主就受罪了，就揣着手在原地来回小跑，否则腿底下就冷得受不了。冬天里马路上拉空车的车主一般都小跑着“遛活”，也为得取暖。而客人上了车以后，要快还是要慢，就得听客人招呼了。遇上客人怕头晕要慢上加慢的，谅你车主冻得两腿发麻发木，冻得你小便湮湿了裤裆，你也不敢跑起来。

孔德贞之所以来商铺找周掌柜，是因为她感觉警察局是想讹钱。涉及钱的事，只能找周掌柜。虽然刘海涛曾经对周掌柜是他的父亲矢口否认，孔德贞却坚持认为他们爷俩不是一般关系，而周掌柜开着不小的商铺，拿出一笔钱来了事应该不成问题。谁知，父亲听了孔德贞的叙述，连连摇头，说：“要钱，我可以给你一笔，由你去捞刘海涛；而我是不可能出面的，我现在天天躺着，连路都走不了。”说着话，父亲撸起袄袖让她看胳膊上的伤，撸起裤脚让她看他腿上的伤。商量的结果，是孔德贞从父亲这里拿了三十块大洋，就坐胶皮车奔了警察局了。结果一切正如孔德贞所料，警察局遇上这种“花案”只是想讹点钱，所以扣着刘海涛不放。一听拿钱来了，便吵吵嚷嚷地喊放人。但问题是三十块大洋两个警察嫌少，他们说：“连打点日本人的都不够！这样吧，再拿一百块大洋来，给日本人；我们俩和带班长分这三十块。”把底牌都亮出来了。

孔德贞遇上无赖警察也无计可施，便又坐了胶皮车回来找父亲。结果父亲就不高兴了，一方面大骂警察没人性，另一方面就骂刘海涛不争气。眼下这样兵荒马乱的年月，你和日本人的姘头套什么近乎啊？你以为商铺是银行，是金库啊，是随便能往外拿钱的吗？这商铺的每一块钱都有来路有用途的啊，这个刘海涛怎么这么浑啊？但骂归骂，父亲要亲自往警察局走一趟。但他只带了三十块大洋，随着孔德贞走了。

两辆胶皮车一起来到警察局，孔德贞扶着步履踉跄的刘海涛父亲走进去以后，一个警察开口问道：“怎么，只带人来没带钱来？”

父亲说：“刘海涛和日本人的姨太太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一起吃顿饭算什么？值得你们这么兴师动众张嘴就是一百三十块大洋、一百三十块大洋，你们以为这大洋都是大风刮来的呀？我就拿来三十块，再多，没有了！”

“嗨，你个老便壶！”一个警察抬手就给父亲一个大嘴巴。另一个警察却马上挥挥手制止了这个警察。他围着父亲转来转去，看了父亲的脸上，又看父亲的全身。最后，把父亲的袄袖撸起来，于是，露出了里面缠着的白纱布。“哈哈，又是你！前些日子，扣了一帮进城采购的‘老坦儿’，那时候你就跟着瞎掺和，现在你又来了——刘海涛是你儿子吗？如果是，就规规矩矩去拿那一百块钱去；如果不是，对不起，你今晚也别走了。你属于破坏‘强化治安运动’，不拿出一千两千大洋来，甭打算出去。说不定宪兵队还会亲自来审你！”

此时，刘海涛在小屋里就听孔德贞发出了厉声断喝：“你们也忒欺负人了！你们给我听着，我叫孔德贞，我叔叔是孔令诚，你们办事这么不地道，我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一个警察嘿嘿笑了起来，说：“编，编，接着编！你叔叔要是孔令诚，我爸爸就是温世珍！”两个警察一起哈哈大笑。温世珍，是当时的伪市长。孔德贞指着桌子上的电话，说：“你敢不敢让我打个电话给我叔叔，让他跟你说说他是不是孔令诚？”

一个警察说：“你打，你打，我没拦着你，你能兜得住就行，别掉了裤子漏了兜。”

刘海涛在耳房听得一清二楚，接下来孔德贞果然抓起了电话，“啪啪啪啪”就按了一串号码，然后气势汹汹地说：“叔，我是德贞，刘海涛被警察扣住了，他们找刘海涛要一百块大洋。我说我叔是孔令诚，他们不信，还嘲笑我。”孔德贞把电话递给一个警察，“你来听我叔叔说话。”

孔令诚在电话里说的什么不得而知，只听这个警察一叠声道：“哎哟喂，孔司令孔大人！真是您呐！您老身体好啊！我们这两个小警察少眼眉闭，瞎驴撞槽，冲撞了您的大侄女，我们在这儿给您赔礼道歉了，我鞠躬了啊！孔司令，我立马把您的孔大小姐放走，但那个周掌柜不能走。前些日子他掺和一帮‘老坦儿’进市采购的事还没处理完呢，宪兵队还不依不饶呢，这次周掌柜必须大大方方吐一次血，否则我们饶了他，日本人不饶他。您是知道的，日本人最恨有前科的人！怎么着，这件事您还想帮忙？得了您呐，我知道您是舍不得出钱的人，而且您也没有产业，手底下钱并不多，我们也不好意思咵嚓您。您甭管这事儿了，我们等着拿周掌柜向日本人邀功求赏吧！”

刘海涛听明白了，这两个警察想扣住父亲，然后向日本人邀功求赏。届时他们会夸大事实，把父亲参与冀中来人采购说成是有意与皇军控制物资外流的指令对抗，这样，他们俩等于抓住一个要犯，日本人便会重奖他们。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你周掌柜不给我们钱，我们就拿你找日本人换钱。

此时，刘海涛就非常后悔，自己为什么非要约翟小倩到狗不理包子铺呢？换个地方说话不行吗？可是，大错已经铸成，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于是，父亲也被关进了刘海涛这间耳房。两个警察在门外哈哈大笑，说：“你们俩好好商量啊，看看出多少钱了这件事合适。”此时只见父亲一咬牙，一闭眼，朝着刘海涛的头上身上噼哧啪嚓地打了起来，边打边数落：“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对得起你死去的亲人吗？天津卫女人那么多，你为什么偏要招惹日本人的姨太太？啊？你个没长进的东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热热闹闹。接下来，父亲便放声大哭。这下可把刘海涛吓坏了。因为听父亲的声音像是真哭。一个五十多岁老人的哭声是瘆人的。他一定是想起了被日军炸死的刘海涛的老娘，想起了被日军碾成肉泥的弟弟梁海山。于是，刘海涛控制不住也跟着一起放声大哭。两个警察感觉这样不好，听着让他们闹心，便打开门锁，把刘海涛叫了出来。

一个警察抬腿就踢了刘海涛一脚，说：“小兔崽子（其实，在年龄上刘海涛比他小不了多少），你们之间打个屌，哭个屌啊！你赶紧回去寻摸钱来把周掌柜赎走。记着，一千块大洋，否则，我们只要高兴，就用皮带抽他个老梆子！”话音未落，另一个警察已经解下皮带走进小黑屋朝着父亲身上头上一顿猛抽，刘海涛在外屋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噼哩啪嚓”的声音。此时，父亲一声不吭。而那一声声的皮带声，比抽在刘海涛自己身上还让他难受！

外间这个警察急着要钱，便一脚把刘海涛踹出门来。一出门，刘海涛又与一个人撞个满怀。却原来，孔德贞并没走，一直在门外冷风里站着。刘海涛感觉这件事非常对不住她，就拉起她的手，轻声说：“德贞，我送你回家吧。”谁知，孔德贞挣脱了刘海涛的手，抬起手来就“啪”的一声给刘海涛一个大嘴巴。然后头也不回地径自走了。刘海涛追上去拉她，她愤怒地摔开了刘海涛的手。一辆胶皮车殷勤地跑了过来停在她面前，她便毫不犹豫地抬腿跨了上去。

刘海涛站在冷风里，除了感到脸颊肿胀，还感到身心疲惫，从里到外的冷，禁不住瑟瑟发抖。自己是不是真该离开天津了？自己应该到抗日前线去，跟随梁海天，用步枪，用机枪，用手榴弹，用迫击炮，亲手射杀万恶的日本鬼子！

转过天来，刘海涛来上班就戴了口罩。因为脸颊已经出现紫手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裴玲来找他。她自从和他开始交往以后，就每天中午到他这屋来吃饭。刘海涛明白她是有意张扬他和她的关系。其实，她究竟会不会最终选择刘海涛，完全是未知数，但现在急需给杂志社的人造成一种舆论：她裴玲正跟刘海涛搞对象。相信这话会快速传到小野耳朵里。刘海涛对此很赞赏，因为他们俩各自产生“名花有主”的舆论，对保护他们俩都有好处，既让小野不再打裴玲的主意；也让小野知道，刘海涛的目标并不是翟小倩。眼下，刘海涛心里最急迫的事，是救出父亲。他老人家不知道在小黑屋里又挨了几次皮带了。

裴玲来了以后一看刘海涛吃的东西，就发出一声叹息“唉！”刘海涛吃的是杂合面窝头，手里捏着的是腌得很老的咸萝卜。刘海涛是早晨买早点的时候，顺便买了两个窝头和两块咸菜。裴玲和刘海涛隔桌相望，坐在老张的位置。老张每天中午回家去吃，他家离得近。他虽然回家吃，刘海涛估计也是吃杂合面窝头。能吃饱就算幸福，杂合面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吃饱肚子的。但刘海涛吃起杂合面的窝头来，确实是很难下咽的。它不仅是苦涩的，还有一点辣，还有一点霉味儿，而且粗粗拉拉地拉嗓子。显而易见，这是三四年以上的陈粮。用若干年后的话讲，是生了黄曲霉素的陈粮，吃多了是致癌的。那天裴玲坐在刘海涛对面吃饭，吃她自己带来的饭菜，其实也比刘海涛好不了多少。表面看，吃的是馒头，其实是掺了一多半杂合面的馒头，所以，那馒头灰塌塌地全是裂口，没有弹性。裴玲看翟小倩和其他人都没在屋，就突然问刘海涛：“你脸颊上的紫手印是怎么回事？”

刘海涛终于找到机会，便急忙把昨天的事情告诉了她，希望她能想想办法，把父亲救出来。她说一会儿给她老爸打个电话。

这时老张的媳妇步履踉跄地跑了进来，说：“海涛，你赶紧到我家看看吧，老张不行了！”因为老张家离得近，刘海涛没吃完窝头就急忙跟着到她家去了，结果发现老张腹痛得实在忍不了了，正在炕上打滚。

刘海涛屋里的几个人，除了翟小倩，人人面有菜色，个个瘦得弱不禁风，刘海涛算好一点的，老张最惨。一张蜡黄的脸，非常明显是营养不良。但知道营养不良，又能怎么办呢？老张的那点薪水养他自己还凑合，可他还有儿子，还有老娘，媳妇天天在家“缝破穷”，算是补贴一点家用，但解决不了大问题。刘海涛要送老张去医院，老张说：“你甭害我了，我拿不出钱来！”结果时间不长，老张就在刘海涛眼皮子底下咽了气。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刘海涛经常见他用拳头顶着胃口，按后来的观点看，那是胃疼得实在难忍了，实际是胃癌的晚期。那年月还没有“癌症”这个概念。老张实际生生是因饿和吃变质的粮食致癌而死的。老张被大家叫做“老张”，其实才三十九岁。杂志社里的人们集体凑钱，帮老张家料理了后事。裴玲曾经问刘海涛：“老张身后的事该怎么办呢？”刘海涛说：“不知道，反正我现在自顾不暇。”刘海涛知道，在杂志社老张跟自己关系最好，如果自己不伸手帮一把，估计没人向老张家伸手。

临下班的时候，裴玲来找刘海涛，说她给她的父亲打电话了，她父亲让他今晚到她家去一趟，父亲要问问具体情况。事关周掌柜，是不是真要帮，怎样帮，要视情况而定。当时刘海涛就对裴玲发了一通怨气：“在警察局扣着，不停地挨打，除了赶紧放出来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如果‘视情况而定’，是不是还要继续扣着？”

刘海涛一听这话也感觉不好回答。对裴玲这样的人是根本不能说出自己与周掌柜的实际关系的，但不说的结果就是她老爸在这件事上会打折扣。最后，刘海涛不得已扯了个谎，说自己欠着周掌柜一笔巨款。谁知裴玲听了这话突然一笑，说：“你如果不管周掌柜，他出了意外，你不就逃脱债务了吗？”

刘海涛有些翻脸，说：“你这话可不对，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就是这样的人吗？”

裴玲不好意思地又笑了笑，说：“哪能呢，我在看你的反应呢，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立马就离开你了。因为你太冷酷了，太不近人情了。”

差一点掉进裴玲设下的圈套。刘海涛暗吐一口气。话说回来，裴玲究竟是怎么想的，她现在说的是不是心里话，他都不知道。他越来越感觉自己真的不够成熟。父亲不同意自己加入党组织估计就因为这个，怕自己捅娄子。知子莫若父，最了解自己的，无疑就是父亲。但怎样才能使自己尽快成熟老到起来，刘海涛也真是狗咬刺猬，不知从何下嘴。

路上，刘海涛倾其所有，掏净了口袋，在路边的摊上给伯父买了三个青萝卜。那时候街上卖水果的非常少见，卖天津特产“沙窝萝卜”的倒有不少。天气寒冷，小贩揣着手，脚底下倒着脚颠着，间或抹一把流出的清鼻涕，见有人来，嘴里便一叠声呼喊：“沙窝萝卜，沙窝萝卜，口脆细甜，一摔八瓣！”而究竟是真的沙窝萝卜，还是一般的青萝卜，则无法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