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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旧与新（第3页）

黄晋升摇摇脑袋，一声长叹。又来到黄召庄，找到了黄大想。还是哈个话。黄大想道：“还找好人好事咧，‘四清’工作组天天折腾俺，让俺交代问题，做‘燕儿飞’，这两条胳膊疼得抬不起来。”

“让你交待啥问题？”

“‘大队账目不清’，你知道俺是个粗人，大队会计记的账俺又看不懂，清不清谁知道？”

“你当大队书记都这么多年了，连账目还不会看？”

“你会昂？你教教俺。”

黄晋升没说话。他也不会。

……自从郭山河去世以后，沙荆花一直一个人在郭家堡生活。郭山河和陈玉妮生的三个孩子，先后被她送到保定府上学，此后再没回来。以后逢年过节，陈玉妮会带着一群孩子来看望沙荆花。捎来几斤好米好面，还有作为营养品的大红枣。陈玉妮曾经劝说沙荆花也住到城里去，说哈边房子富余，加你一个人不算么，却被沙荆花拒绝了。她说：“柴大树是死在河川镇的，郭山河也是死在河川镇的，他们是俺的两任丈夫，俺怎么能离开他们？”

沙荆花的屋里，墙上挂着柴大树和郭山河的大幅遗像。可是，柴大树是“革命烈士”，而郭山河么都不是。死后连“因公”也没定上。在县机关和镇机关甚至还有各种“帽子”流行：“郭山河是逃跑主义，是机会主义，是贪图享受的阶级异己分子……”乱七八糟带有时下特点的语言不一而足。当初进保定府找郭山河引来横祸的郭瓢子，被沙荆花吵得没脸见人，打算上吊，幸亏被老婆救下。他一直在村里当着副书记，不敢当正书记，其实是出于愧疚。还导致他始终不敢坐郭山河的椅子，他面临沙荆花没完没了的吵闹，也是无计可施。沙荆花一门心思要把郭山河定为“革命烈士”，郭山河在郭家堡干了多少好事，你们心里有数昂？他的死源于郭家堡的工作，你们哈个不知道？现成的事竟然不给办，俺这辈子跟你们豁了！郭瓢子只能给个耳朵听着。不解气就打俺吧，嫂子，你打俺两下，俺能承受！

一闹就闹了十几年。沙荆花是烈士遗属，没人敢惹，但村里、镇上都给沙荆花定了“精神不正常”的性，没人跟她计较，也没人听她倾诉。写了告状信也没人搭理。陈玉妮得知后曾经多次劝慰，都无济于事。县里最早也曾研究过郭山河的问题，但镇里的意见是：郭山河是个有问题的干部，甚至不算好人。具体讲，战争年代滥杀俘虏，土改时期帮助地主，跃进年代不练钢铁，天天嚷嚷玉米红薯……镇里的人都把郭山河编出顺口溜了……尽管齐书记非常喜欢他，也爱莫能助。

还有让黄晋升更懵懂的事：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敏感，后来颇有争议的一年。有人说是“严重错误”，有人说是“艰难探索”，都有自己的理由。报纸上的社论经常出现这样的话：“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准确不准确？如果准确，污泥浊水该不该**涤？如果不准确，为什么全国哈么多有识之士全都听之任之？真让黄晋升云里雾里。年初，国家在这里召开“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山西省晋剧团根据“四清”中《人民日报》上《一匹马》的故事，改编成一出大戏：晋剧《三下桃园》，来参加调演，黄晋升闻听以后，还把剧组请到河川镇来演了一场。几年后，这出戏改名为《三上桃峰》，又在运动中演出，便遭到批判。此为后话。而组织观看《三下桃园》一事，则成为黄晋升挨批的把柄和口实。河川镇的大院里一时间贴满了大字报。黄晋升整日里焦头烂额，极其沮丧。

这时，郭家堡也形成了两派，但彼此并没有互斗，原本乡里乡亲的，谁怎么回事全都知道，于是，在郭瓢子发动下，两派一起狠批早已作古的郭山河。无限夸大，无限上纲，张冠李戴，捕风捉影，吹拉弹唱，举一反十。当然，事先郭瓢子找到沙荆花协商了一下：“嫂子，你看现在运动来了，咱不干也脱不过去，可俺又不想互相伤害，乡里乡亲的谁跟谁呀，是白，俺想这样——”

“俺明白，你想来虚的，但你们不能点他的名字。”

“哈个自然！”

村子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写的都是“哈个人”，两派的大字报全不点实名。如此一来，内容就可以随便写，可以是“哈个人”的，也可以是别人的，无中生有的事，编成笑话的事，都可以硬揇到“哈个人”头上，简直像开玩笑，于是，有的就把传说中黄选朝在县大队怕死不敢公开露面的事写到“哈个人”头上，把黄晋升掉进水坑写成“哈个人”因做坏事，遭到报应掉进水坑。郭家堡也有人跟着看过黄晋升组织的晋剧《三下桃园》，但他们文化不够，没法批，所以村民们在大字报中没人提及。有的村发生了武斗，还弄来了枪支。郭家堡却如一潭死水，“君子动口不动手”，“动大字报不动枪支弹药”，成为他们的特点和“短板”。

黄选朝在家中得知儿子黄晋升正在火上被燎，虽有些恨铁不成钢，哈个毕竟是自己的儿子，便想帮一把，于是指挥儿子：“你要当造反派，要打冲锋，运动是培养、选拔干部的好时机。你不用造别人的反，造你爹的反就够你成名的。”两个人经过协商，狠批黄选朝提前退休之事，大讲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具体体现，作为打过仗流过血的老同志，实在不应该，必须向全县人民交代清楚。儿子反老子，真的让黄晋升锥处囊中，脱颖而出。而且，这种揭发批判无伤大雅，反倒让人时时记起，哈个黄选朝是“打过仗、流过血”的。这样的老同志应该保啊，便涌现出对立面。黄晋升立即与对立面握手言和，站到一起。避免误会。现在讲究动家伙，你若给俺一棍子，冤不冤？

这时，丁卫红来找黄晋升，说父亲在城里受到冲击，要到河川镇躲几天，但必须严加保密。丁卫红的请求还能不答应？黄晋升立即把丁卫红的父亲安排到自己家里。他在镇上住的是两间屋子，里外间，让丁卫红父亲住里间，他住外间。其间丁卫红的父亲病重，黄晋升便倾尽心力照顾，喂饭喂药，崴屎崴尿，直至半年后为老人家送终。父亲临死悄悄跟女儿说：“这个黄镇长真不错。”丁卫红原本就是大大咧咧的人，“五期”过去以后的一天，回味父亲的话，便心血**，抱住黄晋升亲了他脸颊一口，算是一个未婚美女的最高奖赏。从此，黄晋升更加铁了心，遂加快了与柴金菱离婚的步伐。

而这时黄选朝还在对他进行过谆谆教导：“在现在情况很复杂的形势下，俺们没有高瞻远瞩的能力，怎么办？做机会主义者。具体讲，就是见机行事，不谈原则不谈公理，只讲实用。”眼下怎么做机会主义？就是继续找县领导的问题，譬如哈个齐书记，他曾经支持郭山河，给他贴大字报，此时不贴，更待何时？

黄晋升嘴上答应，却并没有做。通过害人而博取自己的名利，这种事现在他已经嗤之以鼻。父亲的教诲抵不过美女的教诲。他的心里现在已经写满了丁卫红，只要得到丁卫红，这辈子就“汽车压罗锅”，直（值）了，谁贴谁的大字报，去哈个生地瓜白。当不当镇长都无所谓了。不是丁卫红说的话，俺一概不听。

这时，县政府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黄选朝为儿媳妇“走后门”，要求柴金菱回河川镇小学。柴金菱在县城的家里，门窗都被大字报糊上了。黄晋升来城里看望老婆孩子的时候，发现了这一切，便当机立断，提出与柴金菱离婚。

柴金菱道：“撵俺？你做梦！惹急了俺就把你家的事都抖弄到保定府去！”

黄晋升道：“你不怕难看就尽管去，甭说是你，俺都要写大字报揭发咧！”

柴金菱终于认头了，悄没声息地跟着黄晋升到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孩子全都跟了黄晋升，只有大儿子黄天厚跟着柴金菱。

这一年，梁斌和几位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作家因为运动被集中到保定府，名义是办学习班，但从领导小组的工作计划看，是每周进行一次揪斗。学习班里的几位老同志得知以后，就给家乡的亲朋好友写信告知，要亲朋好友寄些红药水、消炎药、纱布之类，如果受到皮肉之苦好有个治疗。梁斌在天津的朋友和弟子得知以后，急忙以“批斗”的名义把这几人一并救走了。来到天津以后，把他们藏在第一工人文化宫的后院，叮嘱他们不要随意外出，在这里静养，想写什么尽管写。此时梁斌就开始构思写作土改题材的《翻身记事》了。这些作家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老革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应该再有什么闪失了。

保定方面的陈之谦等人得知梁斌来到了保定，急忙打听梁斌的住处，打算探望，有关人告诉他，说梁斌被湖北哈边的人接走批斗去了。因为梁斌以前在湖北工作过。陈之谦十分纳闷。他现在有很多事不能理解。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久经风雨，见多识广，眼前发生什么都应该在预料之中。但现在他对很多事真的说不清楚了。譬如：波澜壮阔的运动**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这句话有毛病吗？应该说没毛病。旧社会确实遗留了很多“污泥浊水”，否则的话根本用不着建立什么“新中国”。但“**涤”应该是思想文化上的甄别与清理，干么要烧书、烧字画、捣毁古庙？哈不是毁坏文物昂？哈么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你们读过哈些书昂？知道其中哈些是营养，哈些是糟粕？既然不知道，凭么要烧？哈不是钱昂？中国有哈么富裕昂？你们连吃粮都用粮本，定量供应，敞开吃都做不到，凭么随便烧书、毁坏文物？哈个人若触犯刑律，对他诉诸法律，判刑就是了。揪斗，“坐飞机”，挂十几斤重的大牌子，做人身体罚，算哈门子工作方法？过去小鬼子、汉奸对地下党才这样从肉体上折磨，是白？蒋介石对付李公朴、闻一多哈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办法就是派特务做肉体消灭，天安门城楼上都宣布建立新中国了，逃离大陆前的蒋介石还要把折磨得遍体鳞伤的江姐、许云峰等政治犯杀害，这种行为必为人类所不齿，也必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思想的问题应由思想的方式解决，刑事的问题应由刑事的方法解决，不可混淆，是白？但这些想法只是偶尔和陈玉妮说说，与外人从无交流。

几年后，梁斌在北京市和河北省的一些保定二师毕业的老同学，有的在运动中不堪凌辱而自杀，有的则住了牛棚，他们的子女来保定府找到陈之谦诉说衷情。他们的父辈都是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老同志，怎么会挨整咧？陈之谦于唉声叹气中和他们商量：天津有个你们父辈的老同学梁斌，就是写出大作《红旗谱》的哈位，咱们去他哈讨个说法白，他见多识广，肯定有自己的见解。大家齐说好啊，去白。

这时应该是1972年，梁斌也刚从干校“放”出来，见了陈之谦和一群孩子，自然是喜不自禁，但很快又转为忧虑。哈两位自杀的朋友，都是他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同志。这不能不让他难过。为表示对老朋友和其子女的怜爱，便请几个老朋友的孩子去下一次馆子，而且一定要下“名馆”。“你们吃过西餐昂？”梁斌问。“没有。”大家说。“走，咱到天津小白楼‘起士林’西餐厅去吃西餐去。”

陈之谦道：“孩子们怕是不习惯。”他之所以这么说，是怕梁斌花钱太多，而且西餐是个时下十分鲜见，并带有“封资修”色彩的玩意儿，万一再惹来新的麻烦咧？梁斌回答：“不习惯没关系，不是正可以换换心境昂？”

请自己的校友和战友的孩子到外面吃顿饭是很平常的事儿，可时下梁斌自身的“问题”还没有“正式结论”，这样做会不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扣上“向组织示威”或者“反攻倒算”等罪名，再次发生揪斗？陈之谦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梁斌摇了摇头：“就这么地白！”他的性格就是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对自身危险根本不在乎。因为他相信自己，过去是个革命者，现在也没有退缩。他在饭桌上叮嘱孩子们：“乌云遮不住太阳，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这一桌吃饭的一共两个大人十三个孩子。陈之谦和梁斌静静地看着孩子们吃饭，心潮起伏，百感交并。当年的起士林是天津最高级的西餐厅，很少有人吃得起。这些孩子围坐在一张长条桌子旁，引得大厅里的顾客和服务员个个关注，他们大概觉得花这么多钱请一帮孩子吃这么贵的西餐有点不可思议。可这顿饭在陈之谦和孩子们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陈之谦在日记中感叹：“我校的梁斌，不愧为杰出的红色作家，他严肃少语的另一面是大海一样的情感世界。”多年后他还感叹：毛泽东在晚年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小岛去了，二是搞了这次运动。言语之中透着自信。以毛泽东之智慧与伟大，总是有他深思熟虑之处白？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帅曾说，俺们十个人没有一个吃干饭的，彼此都不甘示弱，但唯独对毛泽东全都敬佩得五体投地。当年三五九旅的旅长、后来的国家副主席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出五十年。这些人都是有识之士，为么这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