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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手记（第2页）

陈一安见了我，有些诧异：“陶书记，你没回家呀？”

我说：“今天才来，回什么家呀！”

陈一安说：“回家睡呀。隔壁市机械厂早晚都有班车去市里，很方便的。你何必在这里享受寂寞呢？连余老板、苗乡长他们，都天天回城里过夜，第二天一早来上班。”

难怪乡政府院子这么安静。我问：“他们的家都安在城里么？”

“对呀，余老板在城郊修了一栋三层楼房，苗乡长、李书记他们呢也都在城里买了商品房。晚上在这里你是看不到他们的影子的。”

我说：“啧啧，他们经济实力很强呀！你怎么没去城里筑个巢？”

陈一安说：“我哪有那个本事？一套商品房十几万，把老婆孩子卖掉也凑不齐这笔钱。”

我想想说：“不过，住在城里，上下班到底还是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乡里有台桑塔纳，还是豪华型的，一把手随要随到。再说，谁也没想在这里干一辈子。”

我立即敏感到什么，问：“余书记人还好吧？”

陈一安反问：“你的印象呢？”

我说：“他挺像个领导的。”

陈一安笑了：“你的感觉很敏锐。应该说，挺像个处级领导。他享受处级待遇呢。市里不是有个文件么，工农业产值超亿元的乡镇，一把手就可以享受副处级待遇。”

“难怪。”我说，“那岩板坡经济状况不错呀！”

“看起来是不错，只是工资都不能按时发……你多呆一段时间就了解情况了的。我说多了不好。”陈一安顿一顿，拨转话头，“哎，陶书记，我找几个人打跑符子牌去吧。”

我摇摇头说不会。陈一安就说，酒也不会喝，牌也不会打，陶书记你不好开展工作呢。我说是呀，我也感到有点为难呢。陈一安笑道，没关系，在干中学，学中干嘛，你是作家，还怕学不会？学会了，对你写小说也有好处。说完，就告辞找人打牌去了。

院落里愈发寂静了。微风从山谷里吹来，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虫子们反而停止了鸣叫。举目远眺，黑蒙蒙的夜色里，一条公路隐隐约约地伸向远处的城市。我无所适从，便回房里，拿起一本书来看。可是看不进，寂寞不请自来，就像无所不在的空气一样，把我笼罩住了。

下村

终于要下村了。不下村，是不能叫作下乡体验生活的。余亦富曾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固定一个联系的村，跟其他乡干部一样。我说不用，随时随地跟某个乡干部下去最好，这样比较机动灵活。我想尽量多跑些地方，多掌握些情况。况且我还有一些创作活动，不可能天天在乡下，固定了难免受到制约。

出乡政府大院，往右五十米，是一个三岔路口，也是集市的中心。路口的“好望角食品店”是乡企业办雷主任的妻子开的。早餐后，乡干部们都喜欢聚在食品店门口聊天，交流各自听来的新闻。聊到九点多快十点了，就各自叫一辆三轮或者吉普或者摩托，拖一路黄尘往各自包干的村而去。租车费有的付现钱，有的则是在车主的小本子上签个名，年终时找乡政府结账。付钱还是签字，由所任职务的重要性而定。据说每年乡干部下乡的租车费相当可观，可观到乡政府实在难以承受，只好作了规定，一律不予报销。但乡干部们照租不误，只是那车票另想办法报账。一般说来他们都有办法，因为都分管着某个部门。即使乡里报不了，拿到村里去，村里也是要认这个账的。

这日聊天聊得差不多了，几个乡干部同时热情地邀我下村去。我答应了周书记，因为周是位亲切随和的女同志。周书记是纪检书记，有人叫她大姐，有人叫她书记，根据个人喜好而定。她挥挥手招来一辆三轮车。上车后我要付车费，她把我的手打开了：“要你付，那还像话？你别管。”我以为她会签字，但车主没有拿出本子来，待我们一坐稳，一踩油门，三轮车突突突径直往玉皇村而去。

像所有乡下的机动车一样，三轮车全身抖得咣当作响，剧烈的颠簸不时让屁股弹离座位。但这一点也没影响我的兴致。暖风携带着泥土和新鲜牛粪的气息扑面而来，明亮的阳光在绿色的禾叶上闪耀。我大口地呼吸着曾经十分熟悉的气息，心中兴奋不已。

到玉皇村不过三公里地，三轮车跑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村长（村长是习惯性称呼，正规的叫法是村主任）孟菊清站在村委会门口，三轮刚停，他就抢先付了车钱，笑道：“周书记你们来得好巧，刚摘了一桶桃子在屋里，还没来得及尝味呢！”周书记说：“还是陶书记有口福，一来就尝鲜。以后呀，回回来我都邀陶书记！”说着就把我介绍给几位村干部。孟菊清连连点头：“听说了，陶书记是个写书的，以后把我们也写进去吧！屋里坐，乡下没什么招待的，让陶书记见笑了！”

进屋坐下后，孟菊清就每人扔一盒烟，白沙牌的，比乡上发的烟刚好低一个档次。我心里虽然还是有些犹豫，但收烟的动作已十分自然。扔完烟，孟菊清就忙着削桃子。我说自已来吧，去拿他手中的刀，他却不肯，有力地将我的手推开了。边削边说，支书跟着苗乡长到江苏张家港参观学习去了，村里是他在主持工作。他是个面目黧黑的中年人，双手十分粗糙，削好的桃子明显不干净，我接过来，心里直嘀咕，表面上却毫不犹豫地大口地吃。周书记询问村里近段的工作，孟菊清头头是道地作着汇报，我在一旁仔细地倾听。当听说他们为壮大村级经济，新栽了四亩黄栀子时，我很感兴趣地提出要去看看。

孟菊清带我到了村委会屋后的山坡上。黄栀子是一种中药材，我小时候在乡下时，常常上山采野生黄栀子，晒干了再卖给供销社，赚点零用钱。新栽的树苗刚刚回青，只有小拇指粗，翠绿的小叶子在微风中轻轻飘扬，十分生动。孟菊清说，如果培养得好，三年后便可开花挂果，五年后便可产生效益。我蹲下身子，把鼻尖凑到树叶上，深深地一吸，一缕辛冽的气息直透肺腑。温热的地气在身下蒸腾，无论是拂动的树叶还是爬到腿上来的蚂蚁，都让人感到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又让人更加深切地感到生命的真实。我站在山坡上发着呆，若不是孟菊清叫我，不知会呆到什么时候。

回到屋里，发觉午饭已经作好。方桌上摆着回锅肉、炖鸡、红烧猪蹄三钵大菜，还有一碗皮蛋和一碟花生米。团支书抱来一箱啤酒，我赶紧声明我是不喝酒的。孟菊清根本不听，说陶书记你要是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们基层干部。再说啤酒根本不能算酒，只是饮料嘛，杯子也不用了，每人吹一瓶。说着一咧嘴，咬掉一只瓶盖，把那瓶酒竖在我面前。其余的人都自觉地抓了一瓶酒在手里，周书记也不例外。大家互助碰了碰瓶子，便朝天喝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那个吹字用得很妙，那举瓶朝天的样子恰似吹喇叭。孟菊清时不时替我夹菜，躲也躲不掉。除了周书记，他们的酒量都很大，“吹”酒的样子很豪爽，一瓶啤酒吹不了几回就没了。而且在吹完一瓶酒前，那左手是抓着瓶颈一刻不松的。我只有半瓶啤酒的量，再怎么劝，也不多喝了。他们就说，喝这点酒，不知陶书记你的文章怎么写出来的，李白还斗酒诗百篇呢！我说，能者多劳，你们能吹就多吹嘛。他们毫不客气，很快都把自已吹得脸红脖子粗，一个个都像红虾公。周书记也只吹了半瓶，他们不说她，倒把我联系上了，说，陶书记你不是个男的呢，跟周书记一样呢。

吃完饭，桌子一抹，铺上几张报纸，就开始打跑符子。孟菊清拖我上桌，我忙说不会。孟菊清不信，说牌都不会打当什么作家，是老婆管得太狠了，荷包里没货吧？我解释说真不会打，打扑克我还会一点，你们打，我在旁边学吧。他们就把周书记请上桌，津津有味地玩了起来。周书记手气好，几把下来就赢了两张“兵”，她还玩教兼顾，边出牌边向我介绍玩跑符子的规则。无奈我提不起兴趣，看了一会就打起了瞌睡，于是坐到一旁，从包里掏出一本外国小说来看。

太阳落到对面山坳上的时候，收了牌局，孟菊清到公路上拦了一台吉普车，送我们回乡政府。上车时我问：“周书记，每回下村都这样吗？”话一出口，便觉问得很不慎重，很不妥当。正后悔着，周书记不在意地说：“那也不一定，今天没什么具体事，主要是来问问情况。”

她顿了顿，又说：“干农村工作，没什么巧，就是要红的黑的都看得，荤的素的都来得，横的竖的都干得。要不，基层干部不会服你，村民也不会听你的话。”

我深深地点头，信以为然。

任务

好久没见到余书记，听说他一直在县里跑。这日他从桑塔纳里出来，向我招了一下手：“陶书记，听说你跑了好几个村了，辛苦了呀。有收获吧？”

我连连点头：“有收获有收获！”

余书记想想说：“我们乡的宣传报道工作一直很薄弱，每年市报都上不了几篇，省报更是一个空白。你有这方面的长处，是不是请你把这方面的工作抓起来？”

其实新闻报道并不是我这个搞文学创作的长处，但我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行啊！”

余书记随即从他小巧的大哥大包里掏出几份材料给我。一份是他写的《岩板坡农业产业化构想》，一份是茅家岗村花木生产情况，还有一份是乡党委如何抓教育的汇报。

当天，我就让陈一安陪我去了一趟茅家岗，“吹”了半瓶啤酒，了解了一下花木生产情况。回到乡里，连夜写了一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