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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父03（第2页）

那时知青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想招工回城。然而你第一次参加招工体检，就因血压过高而被淘汰了。你的血压平时其实是很正常的，其原因只是由于紧张。没过多久，你再次接到了体检通知。这次来招工的是省属的资江氮肥厂，全县只招十五个人，身份必须是知青，公社只通知了你一个人参加体检。这说明不光是你，公社也是志在必得。这次如果再通不过，招工指标就浪费了，以后公社恐怕再也不会推荐你了。这种情形，你不可能不紧张。所有的故作镇定都成了自我暗示。越紧张，血压计上的水银柱跳得越高……接过医生填写好的体检表，你鬼使神差般径直去了厕所。如你所料，血压一栏里，蓝墨水的笔迹写着：80—150。你忽然就冷静下来了。厕所里并无他人，你掏出钢笔，什么也没想，就小心翼翼地、毫不犹豫地，将那个5改成了3。于是收缩压变成了130，且看上去很正常，很自然，笔迹与颜色都很吻合，一点不像涂改过的。

事后回想，你是钻了空子。每个医生只负责自己的项目，表格跟着流程走，最后在招工负责人那儿汇总，不会有医生再查看自己写下的结果。当听到招工人员说，你体检通过，回去等待录取通知时，你没有像别人那样欢呼雀跃，你还担着心，也许你的胆大妄为会在最后一刻被发现……

几天后的早晨，你挑起勾索箢箕出了工棚，准备去采石场挑块石。工地负责人瞟你一眼，忽然想到地说，噢，少鸿你不用出工了，公社昨晚来了电话，你的招工录取通知来了，赶紧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去吧，你啊，到了好处了。你愣了几秒钟，心里突然涌进了很多东西，胀得难受。你需要某种形式来释放你暗流汹涌的情感，那么，挑石头是最好的了。你连挑了十七担，每担重量都在两百斤以上。十七担块石的总重量合十二个工分。

你在工地会计那里打了工分条，到公社拿了录取通知，然后去办理了粮食与户口迁移手续，再然后，摸黑回到了老家石蛙溪。你跟队里作了结算。这一年你做了四千多工分，除去你在队里分得的粮食、茶油、竹木等实物的折价，你得到了一百三十六元的分红。你收拾好了要带走的东西，衣物箱子等等，一些个小农具小家具如锄头、柴刀、箩筐、簑衣、桌椅等都送给了伯父与二公。你的两床新晒簟，二公正需要，他却不肯白要，硬要折价给你，你只好依了他。你还有十几根分得的杉木，队里以一块钱一尺（径围）的价格扣了钱的，亦以原价给了伯父。

工地专门派了一台手扶拖拉机送你去县城。到了东坪，你把一百二十元钱放在母亲手里。你要当工人了，急需一块手表，而手表是紧俏物资，要有指标才能买到。母亲准备让舅舅帮你买。你和其他十几个被录取的知青在县招待所见到了资江氮肥厂的招工负责人，那个姓高的厂团委副书记。也就是父亲所说，他去说情的那个人。高书记说：从今往后，你们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这句话让你一时热血沸腾。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敢肯定，你成功地篡改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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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棚上的白炽灯亮了起来，燃烧着无边的暮色。四周的山如同一幅泼墨长卷，将镇子团团围住，掩了个严严实实。天穹苍灰，寒风悄然平息，人群开始在灵柩前聚集，愈来愈多，追悼会就要开始了。

来了些什么人，你并不关心，介绍了也没记住。你一直待在灵柩前，朝前来吊唁的人们鞠躬或磕头，以对应的礼仪表示感谢。你有些疲劳了，鞠躬或磕头时能听见脊椎弯得喀喀响。孝衣下摆沾了好些泥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道人们又打了一道宝卦，你付了几十块钱之后，他们就收起了法器，开始退场了。

若说道场是为超度亡灵，那追悼会是为安慰生者吧？

一个镇领导以浓重的大福口音宣布追悼会开始。你按照程序代表家属讲话，以简练的语句和沉痛的声音回顾了父亲的一生，特别地说到他十六岁就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工作任劳任怨。你还代表全家感谢组织上在父亲患病期间对他的关心与照顾。你听见自己的话在夜空里盘旋，消失在一片虚空之中。讲完话，你松了一口气，将稿子叠好，慎重地塞进口袋里。灵柩里的父亲脸色安详，似乎对你的讲话很满意。

镇党委的一个书记讲了话，对父亲的一生作了评价。父亲若能听见他的话，应当是很欣慰的。因为，这个书记很慷慨地说了许多溢美之词，对于那些忌讳的事，只字未提。虽然那些话成制式，成套路，是在任何一个机关干部的追悼会上都能听到的话，你还是很感谢他。

毕竟，父亲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人，党还这么善待他，够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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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资江氮肥厂当工人的那年，父亲从仙溪区公所调到了大福区公所。据说他的工作很有起色，又一次被报纸报道了。但他不听组织上与同志们的规劝，公然与年轻的应姨结了婚。因此，他被党组织开除了。事情就发生在父亲与你在东坪不期而遇，要拖你去公安局脱离父子关系后不久。

结果你没与他脱离关系，党倒与他脱离关系了。

开除党籍，就是被终止了政治生命。那个年代里，无论是对于本人还是对于家属，都不啻于晴天霹雳，都是一种难以启齿的耻辱。消息是母亲传给你的，那天你正在车间里学习操纵机器，办事员送来了那封不同寻常的信。母亲在信里说，你爸终于被那个狐狸精害到了。母亲并没有幸灾乐祸，言语之间忧心忡忡。一个被开除党籍的父亲，无疑是会影响儿女的前途的。应当说，父亲完全是咎由自取，是他自己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于你来说，父亲一直是个污点，现在这个污点又涂黑了一层，扩大了一圈。但这一切，与你还有多大关系？你在遥远的资江上游，离家乡已有几百公里，自己不说，谁也不知道你有这样一个父亲。况且，你也不打算与一个抛弃妻儿的父亲联系了。

你像被虫子咬了一口，有那么小小的一点刺痛，过后你就平静了。不平静又能怎样？你悄悄地将信撕了，扔进了下水道。

两个月后，母亲又来了一信。母亲说为了以后减轻儿子的负担，她想找个伴，而且这个人已经有了，是她安化简师的同学，而且就要结婚了。你迭起信纸，钻到自己睡的上铺，把帐子放了下来，然后背靠墙壁坐着，任泪水无声地流……

母亲再婚对你的打击比父亲被党开除的消息大得多，严重得多。你承认母亲的选择是对的，她也有再婚的权利，但你还是感到，你被整个世界抛弃了。母亲这封信就像是命运送达的一份通知书，告诉你从此之后，你就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了。但你不怪母亲，你把这一切暗暗记在父亲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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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家有三千工人的厂子里，你仍然是个自卑而寡言的人。别人不晓得你的家庭状况，但你自己晓得自己有个什么样的父亲。任何与家庭有涉的话题，你都不会置喙，工友谈及男女之事，你也讳莫如深，唯恐避之不及。你不仅背负着父亲的政治污点，更有他带给你的难以启齿的道德污名。

你是另册上的人，你没有资格毫无顾忌地生活。

下班之后，你尽量地躲着别人。工厂有个图书室，那是最适合你躲的地方。你可以躲进某本书或某本杂志里。在乡下的八年，你只读过很少的几本文学书。此时，曾被称为毒草的各种文学经典正被重印出来，图书室几乎每过两天就有新书上架。你受了那个时代的感染，悄悄写起了分行的句子，把它们叫作诗。在1977年第五期的《湘江文艺》上，你以少鸿为笔名发表了你的处女作《当九月九日走进我们车间》：……九月九日走进了我们车间，我们请它严格地检验：看吧，所有仪表和心坎上的指针，都紧紧贴着毛主席刻下的红线！你无师自通地顺应了当时的写作风尚，自觉不自觉地用歌功颂德来洗刷你的耻辱，表达你的忠诚。

就在这时，母亲所担忧的事发生了：弟弟参加了文革后首届高考，并且成绩不错，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是政治审查没有通过，落榜了。他不仅受了父亲的连累，也受到了舅舅的牵连。

舅舅，这个只在小时候见过，活跃在母亲的口头与外婆信中的舅舅，在你的印象中，一直是很革命的。解放前夕他在省立五中读书时就是思想激进分子，一毕业就参加了解放军。共和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舅舅向老家政府写信，检举回乡已经三年的二叔是隐藏的国民党军官。他二叔是在济南战役时率部向解放军投诚的，部队办班学习准备转为解放军时，二叔不愿继续打仗了，就逃回家乡，隐瞒身份老实务农，企图有个善终。被舅舅检举之后，他被逮捕并被送到了青海劳改农场，可是他仍想逃跑回家，于是被乱枪打死在荒野里。舅舅后来转业到了吉安地委讲师团，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宣讲工作。据说文革初期他就响应号召积极加入了造反派的队伍，被另一派抓起来关了三个月，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江青说了话，他所在的这一派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才被放了出来。由此一来，舅舅便铁定了一颗紧跟领袖之心，地革委拟委任他当商业局长，他也不干，硬要呆在讲师团钻研马恩列斯毛。他撰写的理论文章据说刊登在显赫的大报上。在中国政坛发生巨变的那几天，他从美国之音里听到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不明真假，便邀了两个战友开车前往上海打探。但是在沪上，他们要找的人都销声匿迹了，急忙打道回府。一回到吉安，他们就被抓进了看守所。就在弟弟报名参加高考前不久，舅舅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判了二十年徒刑。

原本就有一个被开除党籍的父亲，又来一个现行反革命的舅舅，弟弟的政审焉有通过之理？可问题是，才发生不久的事，自己不填写，谁会知道呢？自己抠出屎来臭，那不是太愚蠢了么？你向母亲表达了你的想法，母亲却惊讶万分：谁敢不填啊？那不是欺骗组织对党不忠诚吗？要是查出来，还不罪加一等？

事情上升到了对党不忠的高度，你只有哑然了。

但是，你是笃定不会在表上填写父亲与舅舅的事的。你再听话，也不至于那么傻。你没在参加首届高考，你学历太低，数学一点都不懂，没有可能考上。到了1978年初夏，忽然来了机会，中央戏剧学院在湖南招收戏剧文学方面的考生，有文学作品发表者优先考虑。你蛰伏着的心忽然就醒了，就不管天高地厚了。你报了名，寄了作品剪报，而中央戏剧学院招生办很快来了函，通知你带上体检表、单位证明于6月22日赶到长沙参加考试。

你很顺利地做了体检，你不用篡改数字就让你的血压稳定在75—120。你的身体很棒。

你到厂政治部去开具报考证明。原以为，要厂里开个证明是没有问题的，首届高考，厂里已经准许一些工人高考上大学去了。当你把中央戏剧学院的通知拿出来给政治部主任看时，在座的宣传科伍科长用嘲笑的目光斜视着你，拉长嗓子说，你，也想当演员？言下之意，你的长相太差。你脸上一热，忙更正说，你是考戏剧文学，想当编剧，而不是当演员。你将希望的目光放到主任身上。

可主任板着国字脸默不作声。伍科长背着双手有板有眼地批评你：你这样子，也能学编剧？你这个人，发表了几首小诗，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居然要考中央戏剧学院！那是你考的么？你是生产一线的操作工，都像你这样，生产还搞不搞？四个现代化还要不要？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嘛，不是写诗就是想考大学，你的主人翁意识哪去了？告诉你，厂里已经决定，今年任何人都不许考大学！

你无话可说了。谁都可以教导你说你是主人，虽然你从来没找到过主人的感觉。既然任何人都不许考，你也只好认命了。可后来事情却并非如伍科长所说，当普通高校开始高考时，厂里又准许职工参加了，也就是说，全厂被限制参加高考的只有你一个人。但是你并不沮丧，也不气愤，因为那天伍科长还说了另外一番话。

伍科长用一根指头点着你，摇头晃脑，说，小陶哇有些事情我是没有跟你说过的，你知道不，你那次发表诗歌，编辑部来函调查过你的，我们特意调阅了你的档案，见你家庭无重大问题，表现尚可，你又是写的纪念毛主席的诗，才签字同意发表的。

你顿时背脊冰凉。你很清楚，并不是家里无重大政治问题，只是你没有填写，若仔细审查的话，是很容易发现的。你又一次侥幸逃脱了。你是宁愿大学梦破灭，也不愿厂里人晓得你有那样一个父亲，再加那样一个舅父的。若是伍科长获知这些信息，他不知会高兴成什么样，因为，他也搞搞业余创作，却一个字也不曾发表过，据说他曾将载有你作品的报纸往桌上一拍，大骂编辑瞎了狗眼。

你终于知道，不管你到哪里，父亲都会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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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盖棺了，你率领弟弟以及妻子女儿在灵柩前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