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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那些可以努力的方向（第2页）

眼见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人们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以及支出结构的变化。这将推动中国的消费从功能型向享受型跨越，从衣食到住行，再到康乐，实现消费升级。这将激发教育、医疗卫生、娱乐、旅游、养老等诸多行业的市场空间扩容。过去以成本和性价比为导向的服务内容也向高标准、个性化、专业化、体验化的方向升级，提升服务品质也将迎来更多机会。

消费带动下的整个服务业的发展壮大，显而易见。未来，消费对服务业的贡献将会进入到数量和质量齐飞的阶段。过去十多年间，房地产、批发零售和运输仓储主导了服务业发展的格局，未来文化娱乐、健康养老、教育医疗将起到更大的引领作用。

不同于消费需求的直接性，生产性服务的出现具有被动性，生产制造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明显出现，而后才会有服务和制造相互促进、相互激发的正向循环。长久以来，我国以资源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对服务的引致需求。当然，生产性服务的专业性和价值性也常常受到生产型企业的质疑，并为其难以实现高质量增长“背锅”。

随着制造业企业规模的继续扩大，在对高效率的追求中，服务外包会成为趋势，这将刺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比如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中智集团，从原材料的采购到产品分销的供应链服务企业。另一个层面，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生产性服务的方式，从被动到主动，从配角向主角转变。它们将以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的手段推动传统制造走向智能制造，也将以平台化的力量，以S2b的方式，赋能我国庞大的、分散的、小规模的制造业企业，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探索新的思路。

改革催生沉睡服务的觉醒

服务业中有一部分业务长期处于沉睡状态。它们本来可以大力发展，却隐藏在国有企业并不受重视的“三产”中，禁锢在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的公共领域。这一类服务企业，大都被控制在中央和各地政府手中，其成长要兼顾经济安全、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等多重目标，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和对服务业产业壮大的支撑很难尽如人意。

出于工作的原因，我参与了很多促进服务业做大做强的政策研究，其中“降低服务业的准入门槛”，在很大层面成为共识。尤其是2018年，当经济的增速下降到6。5%，拥有爆发潜力的服务业，被赋予了很高的期待值。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直言，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放开，能够让中国经济的增长规模再上一个台阶。

这一类的服务有着很强的政策供给弹性。实际上，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医疗改革为代表，改革在持续推进，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未来，沉睡型服务的崛起将是服务业发展中的一大特色。

混改是2015年开始的这一轮国企改革的重头戏，被誉为重塑国企发展的动力体系。这对于分布在服务业领域的国企和它们所属的“三产”而言，是重大利好：一是能够混改的服务业务不太涉及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命题，并且通常规模较小，容易撬动；二是长期在这些领域中摸爬滚打的民营资本具备很强的竞争力，能够有效激发国有服务的活力和效率；三是服务产业是依靠人的服务，和员工的积极性紧密相关，这一轮混改中对员工持股的突破，能极大增强企业成长的内在动力。

事实上，这一轮被树立为混改标杆的企业大都属于这个范畴。进入第一批混改名单的东航物流，是东方航空的子公司，一度面临业务衰退的挑战，在混改中通过引入联想控股、普洛斯、德邦物流等战略投资者，聚合了产业资源，实现了优势互补，为其打通航空物流产业链的上下游资源提供了条件。大央企中海油旗下的安全技术服务公司，原本是为海油集团提供劳务派遣服务的三产，因新《劳动法》实施，业务受限，一度萎靡。通过几年混改的推动，安技服公司已经成为海洋石油领域走向世界的安全技术服务机构。

医疗领域，也在互联网医疗和民营医院两个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

早期互联网医疗肆意生长，乱象频出，甚至出现叫停风波。2018年《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三大文件密集出台，界定了实体医院的主体责任，互联网此后将更好地发挥连接和匹配功能，提供线上问诊、私人医生等服务。

监管政策陆续完善，互联网医疗赛道上的资本属性更加清晰。和医疗、健康有着天然联系的保险资金，正携带庞大的用户基数进军而来。阳光保险于2014年开始布局医疗产业，中国人寿500亿元的大健康基金计划也开始实施。早早布局的泰康集团据说砸了1000亿元，完成了医疗领域线上到线下的闭环布局，提升了患者对医疗和保险的双重服务体验。同时，医疗数据反哺保险模型，也有利于保险本身的发展。

野蛮生长的莆田系因为“魏则西事件”很长时间都处在“不正规”的阴影中，但这并没有阻碍民营资本进军医疗领域的步伐，它们以更加专业的能力和市场化的手段，投资建设新医院，成为公立医院的重要补充。2018年年底，民营医院数量达到2。1万个，占全部医院比重的63。5%，但需要面对的事实是，民营医院诊疗人次仅占比14。8%。民营医院继续发光发热，还需要医疗政策的扶持、专业能力的提升以及品牌信任的建立。

因此，对改制的公立医院进行投资或者运营管理成为很多资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拥有“国家队”背景的资本在医疗这件事情上更是有着天然被信赖的优势。2014年前后，华润医疗完成对昆明市儿童医院的改制，在“企业化、流程化、信息化、酒店化、科研化”发展思路的驱动之下，医院的运营指标、患者满意度、医生待遇等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极大地振奋了当时的医疗市场，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力量办医院的步伐。一时间，华润医疗、北大医疗、中信医疗、复星医药、新里程、首都医疗以及各大医药上市公司在医院改制市场上纷至沓来，方兴未艾。

资本主导的专业化医疗集团已经先行开路。未来，互联网的手段将会深入应用，健康医疗这个庞大复杂的领域的发展值得期待。

政策扶持与监管节奏难题

过去这些年，关于服务业发展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扶持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尤其是以服务业企业自身做大做强做优为目标的政策密集出台，健康、养老、体育、文化等产业政策相继落地，供应链创新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相关产业在扶持中壮大起来。

回望过去，还有两大政策事件影响了很多服务企业的成长轨迹。一是2009年前后的“四万亿”刺激，房地产和金融企业出现新一**利增长。众多大型国有企业也在这一刺激下，开始向与主业相关或者不相关的产业大量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难分制造和服务的企业多元化发展。二是2014年前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风靡一时，带着浓重“互联网+”色彩，乘借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东风，众多新业态服务业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无论是主动扶持，还是意外之果，国家大的政策导向都给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添了一把火。但同时，服务新业态的创新速度之快，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很多行为都超出了既有政策所规范的边界。在快速崛起的新业态新模式中，很多具体政策都显得滞后和模糊。因此，最先吃螃蟹的创新者往往是从破界、违法开始的，政策的合法性终成为企业成长之路上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终于有一天，千百家企业涌入市场，给社会有序运行带来不少难题，政策大刀举起，对行业的健康发展以规范、监督与管理。企业和政策之间开始真正的博弈，政府关系（GR）团队也几乎成为新业态企业的标配。但“tobeornottobe”都不是企业所能全盘掌控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共享经济的崛起。被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的共享单车崛起，占尽了“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颜色，也带来了乱停乱放、押金难退和废车如山的社会乱象。而后，各地出台“新规”，限制投放数量、划定停放区域、尝试电子围栏。行业经历混战后重新洗牌，尚存活于市场中的企业都以强大的GR团队，保持着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密切沟通。

网约车，其兴起和发展也是一波三折。2016年11月，我国首部网约车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意味着网约车这一代表着“互联网+”的新兴出行方式正式进入法制轨道。此时距离滴滴上线已经4年，滴滴、快的结束轰轰烈烈的补贴大战，完成合并已经一年，滴滴收购Uber中国已经半年。处于绝对头部的滴滴迎来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同时也面临着对驾驶员、车辆严格的准入条件。北京、上海等地，外地司机不得接单，让滴滴平台的司机数量大幅下降。后来，滴滴顺风车乘客遇害事故接连发生，在政府的强监管下，企业开始强调要在坚守安全底线中创新发展。

过去这些年，互联网新模式的崛起，很少是政策规划出来的，更多的是自下而上奔涌而出的试探。在成规模发展或者对社会运行产生一定影响之前，往往没有政策可循，企业大胆创新，也肆意投机。但政策的合法性始终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某种程度上，政策也成为最重要的假想敌，企业的政府关系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政府扶持与监管、企业创新和自律的节奏或将是一个长久的命题。

产业属性将越发模糊

2017年的乌镇互联网大会上，马云语出惊人：“海底捞是制造业，从火锅料的采购开始，整条生产链都是制造业，只有服务员把菜端上来的那一刻才是服务业。未来到了物联网时代，将没有纯制造业，没有纯服务业，未来的制造业一定是服务业，服务业也一定是制造业。”还有一个广受关注的例子，小米到底是硬件制造企业，还是具有众多功能的互联网企业，成为小米IPO定价中资本市场和雷军之间的最大争议点。

这些都是某个极端层面诉说着服务和制造不可阻挡的互动与融合。我们需要厘清的是，从产业这一中观概念来看，服务业还是那个服务业，制造业还是那个制造业，与它们诞生之初的边界并未发生本质的不同，仍旧遵循国民经济中三大产业的划定。

变化的是微观企业层面。在互联网的广泛连接中，科斯的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企业间以虚拟联盟的组织形式进行着协同；也或者随着企业某一能力的强大，在内部自建代替着在市场获取。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范畴内，企业边界逐渐模糊，发展成为制造型服务企业或者服务型制造企业。此时，这个企业是否还能够划归到制造产业或者服务产业，成为难题。或许，在未来将打破以企业对象划定其归属的产业界限。

无论如何，制造业企业延伸出的服务，还是服务业企业向制造端的拓展，都在丰富着微观服务业企业的发展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构建强有力的供应链体系，掌控产业链的话语权成为竞争的制高点，服务和制造的融合，不同服务的跨界和整合趋势将会更加清晰。

一是不断受到市场认可的一站式和一体化服务模式的推动，很多制造业积极转型。多年来，中国制造受制于微笑曲线低端低利润的困境，要么抵上身家性命进行研发创新，从而走出一条创新研发之路；要么在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战略性的拓展，进行制造业服务化，提供从产品到服务的打包式解决方案，以提高综合竞争能力。比如，以装备制造起家的陕鼓集团，逐步发展成为用户提供分布式能源的系统解决方案商和系统服务商，工业服务已经成为陕鼓的重要一极。

二是诞生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众多服务业企业在垄断经营权丧失后，积极谋求转型。这里面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国有商贸企业，过去二十多年，外贸权从中央到地方，从国有到民营，对各品类商品全面放开，粮食、钢铁、化工、能源、纺织、机械等曾经掌握流通绝对话语权的国有大型贸易商纷纷转型，努力向上下游拓展。例如，中粮从大健康需求出发，践行“从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发展；国机集团从贸易向制造延伸，如今机械装备制造早已超越服务贸易成为排在前两位的产业。这些遍布在经济生活中的商贸企业将成为服务和制造融合的重要力量。

三是技术变革为企业发展植入了新的基因，构筑出新的服务模式。新旧业态相互竞争迸发出了融合的力量。餐饮和超市完美结合在一起，购物和本地生活真正做到了线上线下相结合。而已经成长为巨头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它们直面顾客，也以强大的数据资产赋能制造企业。以此为依托，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更加有条件向彼此延伸，呈现相互融合助力式的发展态势。

服务业企业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