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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金融业的光环和困境（第1页）

2011　金融业的光环和困境

2011年，金融业的“好日子”备受瞩目，但高光中的“不厚道”也饱受质疑，银行业尤其突出。

金融业，属于强管制、垄断性行业。也因此，长期被误解为“低端边缘”的服务业中，研究者们往往忘记了对金融服务的关注。金融业的高利润、从业人员高收入的光环，时刻提醒着金融是服务业中不一样的存在。被羡慕，也容易招黑。2011年，“银行利润太高不好意思公布”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算是对这么多年来银行“好日子”的戏谑式诠释。这也引发了各界对银行侵蚀实体经济利润的广泛讨论。“只会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的息差模式受到实业的普遍“攻击”。

也是在2011年前后，我国进入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大资产管理时代，人们发现了非标资产、资管嵌套、资金池中的巨大利益空间，影子银行肆意生长。几年之后，资管新规（1）出台，一众金融机构必须去解决金融创新和“去杠杆”之间的难题。在“四万亿”的刺激下，信贷大规模快速扩张，银行的不良率也在这一年出现上升苗头，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等外部力量强势崛起，传统银行有些慌张地进入了下半场。银行业前程大好，也跌跌撞撞。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消费者个体的本质如何回归，新的服务模式如何建立，成为此后多年传统银行不断寻找的答案。

2011年，金融业正经历着重大变化，这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金融业的发展方向。

银行业的三重门

2011年，在一次论坛活动上，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发表了一个诚恳的观点：和制造业的困境相比，银行利润太高不好意思公布。这句大实话很快走红。银行业亮丽的数字，与尚未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的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资金压力，形成强烈对比。

这一年中国企联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给出了佐证。这500家中国最大的企业所实现的净利润总计为2。1万亿元。其中，最大的5家商业银行的净利润高达6745。49亿元，占比为32。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中272家制造业企业的利润占比仅为25。04%。

此前，在中国企业500强中，银行业的利润占比持续高于制造业，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这次呈现出的是，5家银行和272家制造业之间利润的巨大差异，引发了人们对实业部门与商业银行部门效益“鸿沟”的广泛讨论。长此以往，资本必然流出实业部门，流向金融部门，我国制造业也必然出现“空心化”趋势。这成为大家共同的担忧。

产、学、研、政各个领域，都为这个难题绞尽脑汁。这样的诟病和“官司”甚至都摆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于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2019年2月14日，中办、国办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俗称“金融服务民营企业18条”，“震动”了不少人。熟悉政策制定的人都知道，对一个具体的安排，动用“两办”如此高的规格，实属非常规操作，这既彰显了高层的决心，更是在诉说融资的难解。

过去几年，我有幸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几轮关于“融资难、融资贵”的调查、核查和督查工作。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企业资金危机和债务暴雷，不少都源于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企业不能坚守主业，肆意多元化投资所致。经济在高速发展期，用“新账还旧账”还有操作的空间，但当经济出现波动，银行在风控的要求下，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一刀切式地将某一个行业或者区域划入“黑”名单，企业的资金链遭遇突然“袭击”，危机爆发难免。而一张多米诺骨牌的倒下，甚至会引发一个地区的风波，2012年的温州担保风波，以及之后几年的山东债务风波莫不如此。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些一门心思做主业、强主业的企业大都活得都还不错，并在危机中更加显示出它们的优势。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些优质企业很多时候也要面临着银行主动送上门的贷款，同时还要配一些存款的无奈。企业的战略定力，显得十分重要。

客观地来讲，风控要求以及存贷比的考核，决定了银行对企业“雪中送炭”的确困难。而企业面临银行的“锦上添花”的“**”，也确实难以冷静和理性地应对，从而将“过剩的流动性”投放到了企业的多元化上，埋下风险的祸根。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彼此的克制。

这是银行的第一重门。

银行除了经受着高利润光环的拷问，还面临着另一大考验。那就是2011年前后，银行业开启了新一轮的不良周期，金融系统性风险出现苗头。随着地方债务和僵尸企业的出清提上日程，防风险成为中央工作的重点。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政府拿出四万亿救市方案，央行的印钞机开足了马力，一笔笔贷款流向基础设施、房地产、重化重工等上游产业，信贷大规模快速扩张。

一组数字：

2008年年末，M2（货币供应量）总额分别47。5万亿元，2011年年末M2总额为85。2万亿元。三年间，M2扩张规模为37。7万亿元，同期GDP增长规模仅为16。9万亿元。M2规模增幅是同期GDP增幅的2。2倍。

2007年，社会融资规模仅为5。97万亿元，2012年社融规模高达15。8万亿元，五年间规模翻了近3倍。

在金融一侧，大资管时代也正在到来。早在2008年，央行印发的《金融业发展与改革“十一五”规划》就做好了规划和铺垫，“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并鼓励金融机构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开展跨产品、跨市场和跨机构等创新活动”。

2011年前后，一行三会及财政部密集颁布了一系列新法规，政策闸门全面放开。

证监会首次允许基金公司进入股权投资（PE）领域，鼓励证券公司开展资产托管、结算、代理等业务，为专业投资机构提供后台管理增值服务，一举突破了长期以来私募证投基金综合托管业务由商业银行垄断的格局。券商资产管理业务从无到有，政策发文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2万亿元的大关。“阳光私募基金”终于获得合法地位，很快，一大批公募基金里的明星基金经理纷纷离职，创建起自己的私募基金。

保监会也不甘示弱，同意保险公司将保险资金委托给符合条件的投资管理人，开展投资业务，“保险委托投资”的业务大闸开启。

银监会首次允许设有基础资产的现金流质押的证券化产品发行，同时商业银行设立证投基金管理公司的门槛放宽，这将推动数十万亿级的储蓄资金向资本市场的有序转化。

监管机构相继放松了对券商资管、保险资管、基金的监管限制，推动着金融的混业经营，中国迎来了资管行业的大时代。同时，“非标资产”“资管嵌套”“资金池”等模式在表外大肆发展，一度神秘，逐渐成为高达百万亿元规模的影子银行。

地方政府用城投公司大肆发债扩张，狂奔的房地产、大基建支撑着信托计划和理财产品的高收益，并成为“非标资产”的重要标的，“资管计划”为并购业绩和市值管理的“坐庄”循环提供着巨大的支持。资金一端，在“刚性兑付”的保障机制下，个人对理财产品积极投入，流动性充裕的企业正愁着有钱没地花。于是资产端和资金端各取所需，几年间“加杠杆”变换着模样横行，在证券、银行和基金、信托中反复嵌套流转，泡沫肆虐。

2008年“四万亿”的刺激，2011年之后金融混业创新的快速发展，让金融系统性风险很快就摆在了决策者面前。政策层面进入强监管的节奏，很快“去杠杆”被列为中央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2013年，银监会发布8号文，开始清理银行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随后银行的同业业务、非标业务、理财业务等不断被规范，商业银行过往的诸多业务和模式被冲击。此后，银行游走在了不断上紧发条的监管和跃跃欲试的金融创新中。

这是银行的第二重门，也是风险偏好最高的一重。

任何事物都是一体两面，金融业也不例外。当银行传统的业务模式备受争议，在创新边界的游走中寻求转型的答案时，互联网金融、Fintech（科技金融）先后兴起，新兴力量进场。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宝宝们”茁壮成长，当然也有不断异化的P2P挣扎在失控和崩溃的边缘。无论哪一种，这场由技术驱动的金融革命，对银行业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面对着外部日益活跃，并不断壮大的新生事物，银行从业者们也开始摩拳擦掌，在金融科技中试水，在诸多业务中增加了“科技”和“大数据”元素。但在员工数量众多、分支机构庞杂、分级管理等级森严的金融机构，由“边缘化”的科技部门和数据中心来驱动产品迭代、驱动银行转型，效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