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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90后人才的特征（第1页）

02　90后人才的特征

现在20多岁的90后经常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没有忠诚心”“不考虑别人，只顾自己”“只享权利，不尽义务”“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只做无谓的辩解”“没有毅力，容易放弃”“不懂得区分公私”“固执”“不能吃苦，轻言放弃”。但是，这些标签通常是站在老一辈人的立场上看的。让我们来看一下90后和过去的一代人在组织中感受到的差异吧。

反诘：为什么“忠诚”的对象必须是集体

“最近，在新入职的员工身上很难看到对公司的忠诚。当然，我并不是说要像以前的前辈一样，把公司当成国家，一片丹心为工作献身。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是因为从小在家里没吃过什么苦，所以在工作上只想着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基本不会为公司着想。”

——某公司部长金某（1970年生）

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这类对年轻人的评价，由此引发的组织内部矛盾也不在少数。对于老一辈人来说，新职员是只考虑自己的利己主义者；对于年轻人来说，老一辈人明明丧失了对集体的信任，但为了生存，仍然选择忠诚于集体。实际上，有关集体忠诚度的问题和矛盾不是在90后身上才出现的，而是由来已久。

类似的矛盾在美国早已显现。1965年以后出生的“X一代”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职场后，和早前的“婴儿潮一代”表现出风格迥异的特性。与职场中那些把成功和赚钱视作最高目标的年轻的都市专业工作者“雅皮士”不同，他们年轻（Young）、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ic）、自由奔放（Free-minded），比“婴儿潮一代”人数少（Few），又被称为“伊菲族”（Yiffie）。

他们喜欢并享受工作，但并不想牺牲自己去忠于集体。这样，对集体忠心耿耿的老一代和管理层们在管理公司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12据此，美国企业开始改变传统的HR政策，并重新制定符合新时代人才的管理方法。

2005年前后，韩国的80后开始进入职场，由于前面的“婴儿潮一代”平时和周末都经常要求加班，两代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矛盾。主要原因在于，年轻人虽有很多不错的想法，但他们普遍缺乏对公司的热爱以及团队精神。对此，公司研究制定了绩效薪酬透明化、倾听年轻人意见、打造底蕴深厚的企业文化的政策，从而引导年轻人将热情投入公司。但这里其实也有问题，因为这暗含了如果对公司足够忠诚，作为补偿将会得到职位和身价的上升这一假设。

90后非常排斥“对集体的忠诚等于我的成长”这类公式。他们赞同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职场座右铭——“为集体献身的后果是被弃之如敝屣（1）”，更有人反诘：为什么“忠诚”的对象必须是集体？查尔斯·汉迪在《大象与跳蚤》中说，在今天，忠诚的对象“首先是自己和自己的未来，其次是自己的团队和项目，最后才是集体”。

对于70后以及更早的几代人来说，忠诚的对象无疑是集体；但对90后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最忠诚于自己和自己的未来（见表2-1）。忠诚的对象不同，其意义也不同，这就必然引发矛盾。因此，假如为90后制订合理的组织文化改善方案，比起鼓吹对公司的忠诚，不如强调公司应该如何帮助个人提高忠诚度。

表2-1　不同世代忠诚的对象差异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想要“有夜晚的生活”

“我哥哥在一家大企业工作了3年，去年通过了九级公务员考试，现在是一名税务公务员。哥哥在大企业工作的3年里，不上夜班的日子简直屈指可数。他几乎天天都说，我喜欢钱，但我起码要活得像个人样。我们之所以想考公务员，与其说是想要安稳的生活，倒不如说是希望过上像正常人一样的有夜晚的生活。”

——正在准备公务员考试的金某（1992年生）

前面说过，90后目睹了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70后的挫折，和由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随时可能进行结构调整的80后的不安。安定的生活不再是特定世代的奢望，而是所有人都想要的生活。但对90后来说，比起安稳的生活，更希望拥有真正有尊严的人生。他们想考公务员不仅因为那是“铁饭碗”，而且希望在法律维护的范围内，按照法定时间工作和休息。这也是2010年前后民主统合党常任顾问孙鹤圭提出“有夜晚的生活”的口号得到很多人支持的原因。看似理所当然的这句口号一经提出，便在水深火热的韩国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可以说，选择公司的标准方面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比如年薪、福利、地理位置、社会地位等。但90后最看重的是工作和生活是否可以互不影响。也许没有哪个社会像韩国社会一样，提起“加班”很自然，正常下班才不自然吧。

当然，让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贫穷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要感谢那些勤劳工作的劳动者的献身精神。他们坚信，集体是不会抛弃努力工作的个人的。但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长期努力工作的人被无奈抛弃；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结构调整也成为常态。因此，一味只向90后强调勤勉、奉献是不切实际的。

大声呼吁“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一代

韩国人的工作时间长是有名的。2015年，韩国人年均工作时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墨西哥。据韩国银行在2018年7月15日发表的《最近海外经济动向》报告书中显示，韩国排在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之后，排名第三。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人的工作时间从有统计数值的2000年到2007年，连续8年稳居榜首，直到2008年才把第一的位置让给墨西哥。若举办21世纪工作时间世界杯，韩国队每年都有望与墨西哥队在决赛中相遇。

2000年，韩国人的年均工作时间是2512小时，墨西哥人的年均工作时间是2311小时。之后到2007年为止，韩国便一直稳居第一。2008年韩国减少到2246小时，继墨西哥（2260小时）之后，连续6年保持第二位。这可能是因为从2004年7月开始，韩国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工作时间有所缩短。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失业率上升，钟点工增加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并不仅仅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变化。

通常所说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全世界都在提，但在韩国情况略有不同。在韩国，这句话更多是被用在长时间劳动、工作效率成反比的现实情况下，就业生们把“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作为求职标准的时候，13这句话的缩写“WLB”也被很多媒体选为2017年的年度新词。但其实从21世纪初开始，“WLB”就开始在韩国流行了。2006年国家中央人事委员会开始实施“WLB政策”，有关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各种社会活动也随之兴起。这意味着，“WLB”不仅仅是90后的心声，也是不断变化的韩国社会的全面要求。只是90后刚刚正式步入社会，就成为改变这一潮流的契机而已。

例如，2007年三星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经营的新导向：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中，以韩国大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实施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关于“职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超过“工资水平”“雇佣稳定性”“晋升”等选项，排在了第一位。可见，在90后进入社会之前，就已经将“WLB”视为最重要的价值了。

发达国家三四十年前便开始实施“工作与生活平衡计划”

国外很多国家早就开始实行“工作与生活平衡”计划了，这些国家总体上可以分为欧洲型、美国型、日本型三大类（见表2-2）。起初，瑞典、挪威等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老龄化及低出生率对策等相关福利政策。据悉，旨在遏制失业率的“弹性工作制和税收优先措施”等相关举措使工作时间进一步缩短，在创造工作岗位、抑制失业率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和提高国家福利，英国于2000年正式开展“工作与生活平衡”国民运动。后来，英国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进该项运动，主要举措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营造文化氛围等。除了大力宣传工作与生活平衡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政府还注意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到该项运动中来。最后，初期由政府主导的这一运动后来主要由企业和工会出面主持。

在美国，WLB计划由企业主导进行，其特点是，计划的目标人群不是职场妈妈等特定人群，而是着眼于全公司的人力开发及公司品牌经营管理。福特公司的口号是“关爱上班族父母的企业文化”，公司规定，员工在子女抚养期内，经公司同意，可将工作时间缩短到90%。另外，子女发生问题时，公司会派专门的保育人员去家里帮助处理问题。还有一些企业是通过敦促最高负责人及人事负责人来着手推进这一计划的。

最后，日本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推进“工作与生活平衡制度”的。2007年，日本内阁颁布《工作与生活平衡宪章》，设立直属总理府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推进室”，开展“ge！Japan”（改变吧！日本）运动，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09年，政府、专家、经济团体、工会代表决议通过在全国六大领域推进“工作和生活平衡解决方案”，对各项方针提出具体行动目标，开展国民运动。15

表2-2　不同国家“工作与生活平衡”计划的特征14

黯然收场的韩国WLB运动

那么，韩国从2005年前后开始持续了10多年的WLB运动进展如何呢？从2000年的“亲家庭经营”到2014年的“工作和另一半运动”，政府持续采取了一些相应政策，个别企业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结果却是以惨败而告终。总而言之，无论这十几年喊出过怎样的口号，对上班族都没有产生实际性帮助。

首尔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2013年实施的《劳动者问卷调查》显示，78%的男性和43%的女性实际工作时间高于法定工作时间，一般每周加班4次以上，频繁的加班让上班族身心疲惫。4年后的2017年12月，经营企业电子餐券服务的“餐券队长”对35000名顾客职员的餐券使用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韩国，每10名上班族中就有7人每月加班一次以上，每10人中有2人每天加班。16平均来看，每10人中就有7。8人加班，且每周的平均加班天数高达4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