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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鲸（第2页）

妈大概是累了，她把脑袋放在死者的胸脯上，抬手不断地拍击着死者的肥肚皮，嘴里发出与拍击声节律相合的短促哭声。我的两个表哥把我妈拉了起来，这对兄弟用绑架的动作把她从死者身边扯开。那时他们二人泪流满面，他们满怀亲情、悲痛地叫着“姑姑、姑姑、姑姑”，活像一对忧伤的蛤蟆。

我被这景象弄得呆头呆脑，幸亏我哥伸手拽了我一把，否则我真会被这天衣无缝却又拙劣无比的表演弄得大笑。我俩挤出停尸房，兄弟二人狼狈不堪，相视无语。我对我哥笑：“她……她这戏演得有点过了吧……”我哥死命地摆手，制止我说下去。

我妈在另一个背雨的角落瘫软在地，她身边围绕着几个陪着流泪的女眷，我的听觉穿过细密的雨帘攫住几个时断时续的词汇—“别难过了……你对他那么好……这谁都知道。”

哥拉我离开时，我最后回头朝停尸房看了一眼，就像褪猪毛，刘老头已把死者扒了个精光，仰头含一口白酒，响亮地喷在尸体上，整个停尸房酒雾弥漫。

雨帘后的尸床边缘模糊，死者的躯体在灯下分外清晰。我舅舅没有生命的**被刘老头的两只大手摆布着，我眯着眼睛望去，滤去刘老头的轮廓，只见一头体形庞大的白色鲸鱼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快活地游弋。

这就是舅舅在我脑幕中留下的最后影像，那只巨型白鲸漂浮在海面上，它喷出的水柱高耸入云，一直抵达海天相接之处。

都解脱了。

那天天寒地冻。城里人会说：这是一个呵气成冰的日子。我的两条腿在肥大的棉裤腿儿里晃晃****，中间那条小肉柱儿叮叮当当，我走在路上，就像夹着一根永不融化的冰棍儿。

我呼出的气都在距离嘴唇几毫米的地方凝成冰凌，敛气屏息收摄心神，耳朵里还能听到薄冰碎裂的清脆声音。

我把两只手抄在那顶带护耳的狗皮帽子里，脑袋光着，我不想戴上它，唯恐压坏了镇上最时髦的理发馆剪出的发型。用十年之后你们城里人的话说，这可是个酷头儿。我们乡下人管裤衩才叫裤头儿，那上面都是些尿渍、精斑和形迹可疑的分泌物，那味道闻上去一点都不酷，一股子氨味和漂白液味混杂的刺鼻气息。考上大学后，我在女生宿舍嗅到了女人**的味道，那些花色翻新的小东西散发出洗衣粉的香气和似有似无的神秘体香。出门的时候我狠狠地闻了一鼻子，一路仰头回男生楼，不知者谓我目下无人，其实我是把那香气攒在鼻孔里，等回去之后慢慢享用。穷孩子，节约惯了。

我说的可是洗过的，我想没洗过的女人**未必比男人的好闻到哪去。同宿舍的一个家伙有一天神色诡异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条粉色的女式**和一副肉色乳罩，这个猥琐的家伙仗义地把这两件柔软织物塞到我鼻子下方，就好像一个穷鬼悲壮地把最后一块肉塞给另一个穷鬼。我们紧闭门窗，共同的嗅觉追求使我和这个行止不端的年兄结为同盟。

深夜，当同宿舍的人磨牙、放屁、呓语和梦遗的时候，我一觉醒来，从枕下抽出一团柔软的纯棉，被她们身上最神秘的部位散发出的气味导引着，进入年代久远的回忆。

那时我轻快地走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上，嗅着来自我头顶洗发水的芬芳。路上，有几个穿着和时令极不协调的女孩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我，这些俗气的小镇姑娘投来的目光令我兴奋又令我厌烦。我从她们牝马一样的眼神中感觉到自己理发后的形象相当不错，不过我不打算招惹她们，目不斜视，径直前行，我感兴趣的是城里女孩，我情愿把一腔“热精”倾注到骄傲的城市女孩体内，而你们这些小镇妞还是夹紧你们那对肥萝卜腿吧，你们应该对那些胸无大志的、不肯远飞的家伙开放。拒绝向你们亮出家伙是正确的，《易经》有云，这叫“利牝马之贞”。谅你们也没看过，你们不懂，你们就是不种地了农转非了，也还是一脑袋高粱花子，反不如村里的柴火妞。小镇里的姑娘，丢了乡土滋养出的淳朴，又没有城里姑娘的气质，只学会了半成品的搔首弄姿，最是没法入眼。

刚才给我理发的东北小子自称是个城里人，据他自己说是牡丹江的，他说他们那地方贼冷，他说他们那旮旯尿尿得站在楼顶上，否则尿一落地就能两头冻住，撅下来就是一把黄色的弧形冰刀，跟日本军刀酷似。他们那儿的小孩到了三九天都拿尿制冰刀对砍，断了就跑回家喝饱了水，回来再尿一把继续厮杀。

他说话可真有意思，好像每个东北人都能唠嗑，DNA双螺旋结构里都藏着幽默因子。不过那小子真不该问我“有没有舅舅”，幽默的人一多嘴就不好玩了，就该掌嘴。我现在怀疑他不是城里人，纯属给自己脸上贴金—城里人怎么会知道北方乡村的民俗。我回答说有，我说“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我自觉语气并不凌厉，却把他吓了一跳，因为我在镜子里看到了他脸上的愕然以及我脸上尚不及恢复的扭曲。想想挺后怕的，那时候东北理发师手里正捏着一把明晃晃的剃刀给我刮鬓角，距离我的颈动脉不足五厘米。

东北理发师后来再没多嘴，只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他们家乡是如何冷，并且说我们这个华北小镇的冬天根本不值一提。仿佛他家乡的超低温是什么特别值得炫耀的东西。

从镇上的理发馆到我家三里地不到，一路上碰到七个我叫得上名字或叫得出我名字的小镇女孩，三个我该叫大叔和大妈的街坊，还有六个正在放过年余炮的、唇上大黄鼻涕泛滥的孩子。他们中间有五个人问了我关于发型的问题。那时我正一只手拎着帽子，昂首阔步地沿街炫耀我新剪的酷头儿。

“丁冬，你今天挺好看嘛，理发了？”这是一个女孩。

“丁冬你臭美什么，帽子不戴拎着，不冷吗？”这是另一个女孩，我小学同学。

“老舅老舅，你像个演电影的。”这是一个管我叫舅舅的孩子。

“小冬，你这是要去相亲啊？小伙儿挺精神！”这是一个我该叫她大妈的老不正经。

“还没出正月呢，冬，你咋就敢推头？你舅知道了非揍你不可，还不把帽子捂上！”这是我的远房表舅，他和我舅舅曾一起出门做过生意，从关东把狐狸皮趸来卖给温州人，温州人再染白了制成围脖当芬兰银狐卖给外国人和城里的冤大头。

我只回答了他的提问。

“这么大年纪就别操那么多心了，该享福的时候就得会享福，我知道上了年纪的人瞧着不顺眼的事挺多，不过我觉着你还是操心一下我四哥的事儿，怎么着，莫非他有消息了？”

老头那张皱皱巴巴的脸顿时板结，仿佛被人凭空拍了一砖，还是青砖。他瞪了我片刻，搁浅的鱼似的张了张嘴，重重地哼了一声，与我擦肩而过。

一股硝制老羊皮的暖烘烘气息钻入我的鼻子。

我叫四哥的那人是这老头的小儿子，几年前带着一笔巨款去东北收皮子就此音信杳无。老头曾先后去东北五次寻找，光寻人启事就印了几百斤，走遍了东三省的白山黑水，却没能换来儿子的一根腿毛。有人说他儿子早让人害了，深山老林里，连尸骨都找不到半根，八成是遭了熊吻。

老羊皮的气息滞留在我的鼻腔里，略觉鼻子发酸。我从狗皮帽子里抽出一只手摸了摸粗硬的头发茬，继续往家走。

在我生活的华北农村有一句农谚：正月不理头，理头死舅舅。可我告诉你们说吧，现在就是正月，而我也不多不少恰好有这么一个舅舅，我今天来镇上理发就是为了咒他死，你们别骂我傻，这一年我十五岁，你们又不是没从我这么大活过，谁都该知道这个年纪就是犯傻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