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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山间的坟墓（第2页）

我看见灰雁飞过平原

野雁在高空充满生气——

从地平线到地平线，矢志不渝

它们的灵魂梗在喉间

——它们的灰白色为浩瀚天空扎上缎带

太阳的光辉洒遍褶皱的丘陵。

然后他对我挥舞手臂，与我永别了。

丹尼斯的飞机在蒙巴萨降落时折断了一根螺旋桨。他发电报回内罗毕索要备用零件，东非航线公司派了一个男孩去蒙巴萨送零件。飞机修好后，丹尼斯又准备起航，他让航空公司的男孩跟他一道，但那男孩死都不愿意去。这个男孩对飞行习以为常，也和很多人一起飞过，甚至在这之前和丹尼斯也一起飞过。丹尼斯是个很好的飞行员，在土著圈子里，他的飞行能力和其他能力一样备受赞誉，但这次这个男孩就是不肯跟他一起飞。

很久以后，男孩在内罗毕遇到法拉，他们聊开了很多事。他对法拉说：“当时就是给我一百卢比，我也不和白达老爷一起飞。”命运的阴影——丹尼斯自己在恩贡的最后几天已经察觉到了——在土著的眼中更加强烈。

于是，丹尼斯带着他自己的男仆卡马乌飞去沃伊。可怜的卡马乌害怕飞行，他在农场告诉过我，飞机升空离开地面后他就死死地盯住自己的脚，一直盯着不放，直到再次回到陆地上为止。如果他稍微瞟一眼飞机的舷外，从高处看到下方景貌的话，他会被吓死。

星期四我出门等丹尼斯，估算他在日出时从沃伊起飞，飞两个小时回到恩贡。但他没有回来，我想起自己在内罗毕有事情要办，就开车进城。

每逢我在非洲生病或是异常担心的时候，就会被一种特殊的强迫想法折磨。那种感觉就像我周遭的一切都处于危险或不幸之中，在这一灾难里，我自己却不知何故站错了边，因此每个人对我的态度都是不信任或害怕。

这个梦魇实际上是对战时的回忆。当时有好几年，殖民地的人怀疑我本质上是个亲德派，用不信任的眼光看我。他们的疑心始于战争爆发前夕，我曾经出于无辜的好心在奈瓦沙为德属东非的范·莱托将军买过马匹这件事。我们六个月前一同旅行来非洲时，他拜托过我帮他买十匹繁殖用途的阿比西尼亚母马，但我刚到这个国家时有太多其他事情要考虑，忘了这件事，于是后来他写信给我一直重提母马的事，最后我北上奈瓦沙帮他买了马。战争随即就爆发了，母马也没能运出国。但我还是无法逃脱这一事实，即我在战争爆发之际，为德国军队大批买马。不过，这种针对我的怀疑没有延续到战争结束，后来我弟弟自愿加入英军，在鲁瓦以北的亚眠猛攻中取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整件事就烟消云散了。那次嘉奖甚至在《东非旗帜报》上刊登出来，标题是《一枚东非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那个时候，我能轻松地应对这种孤立，因为我一点都不亲德，而且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可以站出来澄清。但这件事对我的侵蚀其实比我想象的要深，许多年后，在我非常疲累或发烧时，这种感觉就会回来。我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里，每件事情都在和我作对，有时它突然间像一团黑暗笼罩着我，我有些害怕它，就像害怕某种精神错乱。

星期四在内罗毕，这个梦魇毫无预警地偷袭了我，它变得那么强烈，甚至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疯了。不知何故，整个城市都笼罩在压抑的悲伤里，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是，而且在这悲伤中每个人都避开我。没有人愿意停下对我说话，我的朋友看见我时，马上钻进汽车开走。就连邓肯老先生——苏格兰的杂货商，我在他那里买生活用品买了很多年，甚至还在总督府的大舞会上和他跳过舞——在我走进店里时，都用一种惊骇的眼光看着我，快步离开店铺。我开始觉得在内罗毕竟像在荒岛上一样孤单。

我留法拉在农场上迎接丹尼斯，所以我没人可以讲话。基库尤人不擅长这种事，因为他们对现实的理解，甚至他们的现实本身都与我们的不同。但我要去和绮罗莫的麦克米伦女士共进午餐，我想在那里可以找到白人聊一聊，恢复我的正常心智。

我驱车去绮罗莫可爱的内罗毕大屋，在竹林长街的尽头找到了午餐会。然而，绮罗莫的状况和内罗毕街道一样，每个人看起来都伤心欲绝，我走进去时谈话戛然而止。我坐在老朋友巴培特先生旁边，他垂下头去只说了几个字。我尝试摆脱正重重压在身上的阴影，向他问起他在墨西哥的登山活动，但他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想：这些人对我无益，我要回农场。丹尼斯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我们可以理智地谈话行事，我就会恢复正常，能了解和明白一切。

我们吃完午餐后，麦克米伦女士让我跟她进小客厅，在那里告诉我沃伊发生了一起事故。丹尼斯坠机了，他死了。

就在那时我恍然大悟：只是听到丹尼斯的名字，真相已经大白，现在我了解也明白了一切。

之后，沃伊的地区委员写信给我交代事故的细节。丹尼斯前一晚在他那里过夜，早上开着飞机离开，机上带着他的男仆朝我的农场飞去。他刚飞走很快又掉头回来，飞得很低，在两百尺的高度。突然间飞机摇摆，开始飞快旋转，然后像一只俯冲的鸟一样一头栽下来。它撞击地面时起火，赶过去的人都被热浪阻挡了。他们把树枝和沙土丢向火里，把火扑灭后，发现飞机已经完全撞毁，机上的两个人都在坠机时死了。

这天之后的很多年里，殖民者都觉得丹尼斯的死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普通殖民者对他的态度中萌芽出一种美好，一种超出他们理解的可敬价值观。当他们提起他时，最常把他归为运动员，他们会讨论他作为板球队员和高尔夫球手的辉煌成就。关于这些我自己一点也没听说过，所以直到这时我才了解到他在所有比赛中的盛誉。在人们称赞作为运动员的他后，会顺便一提，当然啦，他也很有才气。他们真正铭记的是他全然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私利，一种无条件的真实坦率，除了他以外我只在白痴身上见过。在殖民地，这些品质通常不被立为典范，但一个人死后它们可能会相对容易被真心欣赏。

土著比白人更加了解丹尼斯。他的死对他们来说就是丧亲。

我在内罗毕被告知丹尼斯的死讯后尝试南下沃伊。航线公司派了汤姆·布莱克过去汇报事故，我开车去机场想让他带上我，但我刚踏进机场，他的飞机正好起飞升空，飞向沃伊。

开车过去还是有可能的，但长雨季已经开始，我不得不查清路面状况。我干坐着等待路面报告时，突然记起丹尼斯告诉过我，他希望被葬在恩贡山间。奇怪的是，我以前从没想起过这件事，直到现在它才从我的脑海里蹦出来，因为他们最后终究要埋葬他。这时好像有一幅画面在我面前展开。

山间有一块地，就在动物保护区的第一条山脊上，在我还以为自己会生在欧洲、死在非洲的时候曾把它作为自己未来的埋葬之地指给丹尼斯看。晚上我们坐在家里看山，他评论道，他也想被葬在那里。从那次开始，有时我们开车进山，丹尼斯会说：“我们开去我们的墓地吧。”一次我们在山里扎营寻找水牛，下午时分走到斜坡上仔细查看了一下。那里有一片极好的视野，日落的光辉里我们能同时看到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丹尼斯当时躺在草地上吃橘子，他说他就想葬在这里。我自己的埋葬处要再高一点。两个地方都能看到远在东边森林里的我家。尽管理论普遍认为万物终有一死，我想，我们下葬的第二天会回来，永久地回来。

古斯塔夫·莫尔听说丹尼斯的死讯后从他的农场赶来我家，在家里没找到我，他又来了内罗毕。没过多久，休·马丁也来和我们待在一起。我把丹尼斯的心愿告诉了他们，还有山间的埋葬位置，他们给沃伊的人发了电报。我回农场前他们通知我，沃伊的人会在次日一早把丹尼斯的遗体用火车运回来，这样葬礼可以中午在山里举行。我必须在那之前准备好他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