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让送葬者前来】
叫停所有的时钟,切断电话,
用一根多汁的骨头阻止狗吠,
黯哑钢琴,用低沉的鼓声,
抬出棺材,让送葬者前来。
——布考斯基《葬礼蓝调》
伊沙、老G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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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呢?”她问。“你的故事好长。”
“后来我爹死了,他死的时候我还在部队,那天我收到一封电报,只有四个字——”
父死速归。落款是梅姨。
“节哀顺变啊,小刘。”指导员说。
消息是一大早收到的,当时指导员没告诉我,而是分派其他人给我订好了车票。
当天下午四点,我登上了开往赤城的火车。窗外是连绵的山,光秃秃的,有的山已被炸药崩掉一半,露出血迹斑斑的茬口。那是工程兵的杰作,开山修路伐林架桥,眼前的景象千疮百孔,但不久就会景象一新。这个国家正在器宇轩昂地改造着自己的面貌,正像收音机里所说:伟大的中华民族很快就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
列车钻过一个隧道,车里长久地暗下来。有乘客在惊叹,“这个洞可真长啊,啧啧,了不起,这得多大工程啊!”
“这隧道就是我们部队开出来的。”这句话在嘴里打了个漩,又被我咽了回去。亲爹死了,这时候还是不说话为好。
“不用节哀,他早就该死了。”这是我那天咽回去的第一句话。我有点儿大吃一惊,为这句差点脱口而出的话。
“谢谢指导员。”我说。我想这时候最好是有点儿眼泪,可泪腺不听我差遣,我只好垂下头,转过身,把悲戚之色从后背蒸发出去。
母亲死后一周,爹就搬到了那个叫梅姨的女人家。当时我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已返回部队,这个消息是妹妹忍秋告诉我的。“无耻。”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电话的另一端,忍秋沉默了片刻,说,“哥,你不能这么说爹,你想想看,他还真没什么对不起你的。”
我知道忍秋指的是什么。如果不是爹,我根本就当不了兵,入不了党,更别说提干了。
忍秋的话让我发了半天呆,心里头五味杂陈。当我起身时,头撞在上铺的床架上,那是三角铁,比我这颗头可硬得多,我疼得直吸冷气,脱下军帽摸了一把,一手血。“无耻就是无耻。”我把军帽掼在**。
“咋了,谁无耻?”同屋的战友问。
“我,我无耻。”我出了屋。
暮色渐合,火车脱离隧道,驶入更广袤的黑暗,窗外的树木迅速倒伏,宛如前赴后继牺牲的士兵。我吃了几口干粮,趴在小桌上睡。可是一点儿睡意都没有,脑袋里像在放电影,演的都是我的家事。
一群戴着红袖章的绿色男女踹开门,领头的是个模样秀气的姑娘,两个短促的辫子在军帽下斜斜地杵着。“你就是冯瑛?”母亲扶着桌子,点了点头。那姑娘抬脚就踢在母亲的小肚子上,母亲疼得弯下腰,她一把揪住母亲的头发,死死摁住,招呼身后的人,“来,捆上她。”脚踢、揪发、挥手,动作娴熟、连贯。一人应声绕到母亲身后,在她腿弯里横扫一脚,其他人拿来绳子,把母亲五花大绑。
忍秋哇哇大哭,两个绿军装掐着她的胳膊,她踢腾着腿。我溜到墙根儿,出了屋,在灶台的案板上摸到菜刀,这时一只手探过来,摁在我手上,摁得死死的。另一只手把菜刀从我手里摘下。
“冬儿,听爹的,得忍。”
假如他当时不拦着我,或者干脆没看见,那么我会提着菜刀进屋、砍在那些人身上吗?直到今天我也给不出自己一个答案。但是假如真的动了刀是有答案的,一个字:死。
烈日下,学校操场的主席台上,母亲撅着屁股,两个绿色人分站左右,把她的两臂上举,母亲的腰不断弯下,额头几乎触地。汗落如雨。台下密密匝匝的人喊着口号,并整齐划一地向空中。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妇女威严地站在一边,手指母亲,“这就是叛逃台湾的国民党走狗何期霖搞过的破鞋!”旁边有人递过一双鞋带拴在一起的大头鞋,那女人庄严地双手接过,走到母亲身前,授勋一样,把鞋挂在母亲的脖子上。
“抬起头来!”女人说,“让人民群众看看反革命破鞋丑恶的嘴脸!”
两边的绿色人松了手,母亲缓缓起立,躲在树后的我听到母亲的脊椎“喀拉喀拉”的响。母亲抬起头,目光越过众人头顶,望向不知何处的远方。潮水在人群中轰然泛起。
“打倒——破鞋——打倒——破鞋——”
同样的场景,重复了无数次。也许是有数的,可我数不清,也不想数。有时候,母亲是主角,更多的时候,母亲是配角。那年月的每一次批斗会,她都没缺席过。
不管批斗的是谁,人们最爱看的还是批斗破鞋。母亲成了批斗大会收视率的保证。
有一回批斗,主斗的是个满头白发的驼背老头,斗了没一会儿就断了气。斗他的人很生气,拿大头鞋踢了好几脚,嘴里骂骂咧咧的,我离得远,听不大清。问爹,爹像是没听见,嘴里嘟囔着,“孔狐狸……”我问爹说的啥,爹说,“他们说,‘便宜这老东西了,本该枪毙的。’”
那个白头发老头叫孔狐狸吗?爹似乎认识他。我没来得及问,因为,母亲被押上台了,他们扒光了她的上身,把对“捞到便宜的老东西”的气全撒在了我母亲身上。
那天的事,不想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