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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第1页）

十七

煎熬日总算过去了。周一去上班，刚到学校就看到门口一片瓦砾，传达室被炸得只剩半面墙立着，几个校工和男老师正在搬开碎砖块。我的学生、一个女孩子抽噎着告诉我，校工覃伯死了。我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就从废墟处传来一声尖叫，叫声惨厉，出自一位围观的女老师。一个男孩掠过我向废墟跑，我一把拽住他，捂住他眼睛，男孩在我怀里挣扎，我的动作有些夸张了，我知道。可我只松开了一只手，另一只手摆了摆，示意那女孩招呼同学们回班里去。

“也许，让孩子们早点直面血淋淋的现实未必是错。”

不知何时，他出现在我身后。脸上有尘土和青灰，衣服上也是。莫非刚才他也在废墟里？看来是的。

我没有回答。是啊，“让孩子们早一点直面血淋淋的现实未必是错”，可我是个母亲，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看到凄惨的场景，也不想让别人的孩子看到，没有早晚，最好是永永远远不用看到。

片刻，他转身离开，回到那片瓦砾堆里，弯下腰。他是校长，他理应在那儿。

覃伯是个孤独的老人，不爱说话，脾气有些古怪。调皮的孩子冒犯了他，覃伯就捉住，在屁股上打两下，因此并不太讨孩子们喜欢。但上课时，孩子们的脸上还是有些忧戚之色，只有几个男孩掩饰不住兴奋，一直往窗外张望。那个不幸的老人大概是他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死者，孩子们心里的那杆小秤，还掂量不出死亡的沉重。下课时，我特意留下了他们，反复叮嘱：甚至念书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只有生命，所以不管怎样都要活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起身，粗声粗气地说，“老师，我想去打日本人！”他立刻得到了其他男孩的响应，“老师，我也想去打日本人！老师——”

我走过去，摸着那男孩的头，望着所有的孩子，说，“打日本人是大人们的事，等你们长大了，如果日本人还没有被打跑，老师会陪你们一起，拿起枪去打他们，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等我长大了，”男孩又问，“日本人会被打跑吗？”

“会的。”我说，我的语气坚定，可心里并不像语气那么坚定。男孩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撇着嘴巴坐下了。

午饭后，秦老师在办公室里号召大家捐款，“覃伯无儿无女，我觉得大家应该帮衬一把，好让他入土为安，不失体面。这样吧，我带头，捐五块，诸位老师没意见吧。”

她就是这间办公室的蒋委员长，谁能有什么意见呢？捐吧，何况是为了那个不幸的老人。我拿出两块钱放到她桌上，不能比她多，但又不至于过少，这点我懂。其他老师也纷纷摸出钱，交到秦老师手里。秦老师找了张纸，写上捐款人的名字，然后就用那张纸把钱包好，额上亮津津的，似乎这个简单的举动令她疲劳，出了汗。她起身、坐下，又起身，仿佛被自己的义举烧灼得满面通红，她在屋里梭巡一圈，似乎在等待我们的掌声，可是没人鼓掌。她终于出屋。目的地只有一个，校长办公室。

一个投机者，一个不放过一切机会表现的人。她利用了老人的死，但结果总归是善的，想来覃伯也不会介意。

片刻她就回来了，脸上红白相间，面皮下游走着两种情绪，愠怒与羞辱。她大概是想以第三种没有情绪的情绪来代替前两者，可伪装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想我多半是猜中了，钱被他退了回来。

“秦委员长”把那个裹着善款的纸包放在自己桌上，扭身往外走，“大家把各自的钱取回吧，何校长说，‘不需诸位捐款，殡葬费用由校董出资。’”这句话她是边走边说的。

她出门后，办公室所有人的目光交汇在一处，掺杂着稀薄的幸灾乐祸的笑意飘**在室内，笑的人虽然迅速止了笑，却算是众人第一次与我有了默契的交流。

下午的音乐课后，孩子们打着拍子散了。我合上风琴，他走了进来，鼓着掌，脸上挂着笑，那笑里似乎隐着什么。

“琴声悠扬，歌声美妙，但最妙的，还是人。”他走近我，斜靠在琴箱上，手腕搭在琴上，一截清白的衬衣跳脱出衣袖的拘束。我垂着头，我知道那双眼睛此时正望着我，等待着，就像悠闲的巡警，等着某个神色慌乱的违章者。

巡警赢定了。路人必会违章。

那就索性不再顾忌什么了吧。我抬起头，交出了我的目光，罗网自投。

那是两孔深潭，我被溺在其中了。自愿的，我累了，不想再挣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