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无需意义
总有一天她会不再是个女孩子,她会成长,她会毫不逃避的去摸索自己的痛苦,幸福的人会感受到某些人一辈子都尝不到的苦果。
——三毛《月河》
离开家时,三毛的口袋里只装了五美金现钞,外加一张七百美金的汇票单。
这一点微薄的资助,是父母仅能提供给她的关爱。临行前,她缓缓跪下,对着年近半百的父母磕了一个头,她没有流泪,反而是笑着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什么都没有说,然后决然地离开,甚至没有转过身来,对着家人挥一挥手。
母亲扶着栏杆痛哭起来,父亲强忍泪水,他们心里知道故作坚强的女儿有多么难过。
三毛硬撑着,步履从容地上了飞机。其实她心里极为恐惧,此行前途未卜,要面对的是不可想象的艰难。
三毛乘坐的航班刚抵达西班牙时,父亲的朋友来机场迎接三毛,为她安排了住处。
异域求学的日子,开始时殊为不易。语言不通让三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三毛没有认识的人,也无法用熟悉的语言与他人畅快沟通,在那段日子里,父亲形容她“做了三个月的哑巴、聋子”。
可她那么坚强,尽管唯一的精神寄托是家信,收不到信的时候会惶恐、流泪,收到了信便在房间里不停地写着回信,但她从不曾说过辛酸苦楚。
在半年的时间里,三毛始终在不间断地读书。她没有规划未来的生活,也没有办法做出规划。如果说,三毛离开台湾前的日子是封闭的、自我的,那么离开台湾便是她重新发现世界的一次尝试。在热情的马德里,三毛逐渐与时常厌弃生命的自己和解,也开始将胸襟打开,接纳世界的善意。
谁也不知道她是怎样啃下来那些厚厚的教科书,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了外语,结交到许多朋友。在正式进入马德里大学后,她终于得空在信中追问梁光明的消息,虽然无法直面这段感情的结局,其实还是挂念他的。
多姿多彩的异域生活,很快让她对世界产生好奇。一年后,她给父母的信已然换了新的内容,她不再苦苦哀求得到更多关怀,而是兴味盎然地介绍起自己的情况。
她在信中说,她每天可能是在去上“现代诗”抑或“艺术史”“西班牙文学”“人文地理”课程的路上;也可能在研读中世纪神学家的作品;还可能坐在咖啡馆里,在明媚的阳光下品尝他乡的滋味;又或是与奔放的西班牙姑娘、小伙子跳着舞;甚至搭上便车,随便去什么地方旅行;然后三五同学邀约着去听一场歌剧……
总之,三毛变得不一样了。
三毛入住名叫“书院”的女生宿舍后,楼下开始响起西班牙男孩们浪漫的歌声。三毛这个中国女孩,受到了特别的欢迎和喜爱:最后一首歌,一定是特别指明送给她的。她也会接到来自宝岛台湾的催稿,有编辑惋惜她没有继续写作,但她忙于感受新生活的快乐,只叫人家等着。谁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或许只能等到她的灵魂实在忍不住倾诉之时,她才肯动笔。
这就是三毛希望拥有的,脱离了父母周到照顾的自由人格。可是离家的自由也要付出代价,首先便是要过好社群内的集体生活。尽管离别时,父母一再叮咛,要忍耐,要有教养,“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三毛想了想,如果忍让只会让自己难过,那还不如做真实的自己。
作为第一个入住的中国学生,又住在四人间里,自然会引来围观。同时,这也是三毛第一次进入集体生活,在家里,她总是被隔离开的。为了让父母放心,她殷勤地汇报着自己正在践行父亲要求的“处处退让”原则,外国学生也并没有欺负她。
一开始的时候,同学们很关照初来乍到的三毛,愿意教她说话,也会有男同学借给她笔记,三毛也保持着谦恭有礼,温和地对待每个人,一次也没有发过脾气。因为每天早上九点钟要检查内务,所以宿舍里的每个成员都要早早起床,整理好床铺,打开窗户换换空气,扫干净地面上的垃圾灰尘,擦擦桌子,换掉花瓶里的水……
一般来说,这些事情总要大家一起来做的,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三毛开始被迫包揽了这些工作。尽管她提出了抗议,室友们也愉快地答应下来,但第二天仍旧一如既往。
三毛带到西班牙的衣服很多,不出半年,她的衣柜竟然成了“共享衣柜”,每天都有不同的女孩子来“借”穿她的衣服,三十六个女孩子轮番上阵。大家赞美她是“太阳”“美人”,谈笑间打开衣柜,不问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