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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 十年十人（第2页）

能确知的事实是，勾海峰用手猛扼被害人吴晶晶后，又用坐垫套上的绳子勒被害人颈部，带至偏僻处，“出于逃避侦查”，将她脱光衣服，头朝下抛至三米深的窨井之中，将衣物抛入水中，此时的吴晶晶并未真正死亡，根据尸检报告，她是因溺水合并压迫颈部而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之后，他将女孩随身带的一包换洗衣服扔到学校附近垃圾桶，试图混淆侦察方向。并拿走女孩的手机、手提电脑、MP3和数百元现金，送给自己在杭州打工的弟弟。而王冬案里，钱包里的钱也全部被拿走了，始终没有找到。

这两个案件的审核人都是聂海芬。

五

聂海芬，1962年出生。

当年媒体报道，2000年以来，她主办及牵头主办的杭州市区重特大案件三百五十余起，一审判处死刑的三百余起，“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她审核的预审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及无罪判决案件”。

采访中，叔侄二人都说，预审阶段没有女性提审，看过照片后都说没见过这位女警官。但当年接受电视访问时主角是她，讲述了参与侦破“5·18奸杀案”时，如何在没有找到任何物证的情况下，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进而从“细节”入手，获得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张高平说他唯一一次有轻生的念头，就是看到这期报道之后。

他和侄子二人的描述中，口供是通过“七天七夜不让睡觉”、“鼻孔插烟”、“跪鞋底”、“打耳光”等刑讯逼供手段得到的。不过，张高平说他最痛恨的不是刑讯逼供，“也许打是没有办法了，他们真想破案”，他最不能接受的是被陷害。再审中认定“侦查机关违法使用同监犯袁连芳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参与案件侦查，协助获取张辉有罪供述，同时又以该同监犯的证言作为证据，直接导致了本起冤案”。

六

袁连芳，1962年生，杭州本地人，当过锅炉工，干过销售，熟悉的人说他能说会道，有些文化。因为与女友贩卖黄碟被判刑六年，之后被留在看守所，熟知内情的人说，“三年以上刑期的人留所服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留作耳目”。

“耳目”的意思是，在看守所侦查情报。

袁连芳是张辉号子里的“老大”，有烟抽，有牙刷用，有菜吃。他比张辉更熟悉案情，画出作案路线要张辉记住，好指认现场，不听话让人踢他的下身。在判决书上，他还向法庭出示证明，说张辉曾“神态自若”地谈及杀人经过。他的减刑书上写多次配合警方“工作”，这些“工作”帮助他得到十个月的减刑。

我拨通袁连芳电话时，听到他声音迟缓吃力，查资料才知道，2011年春节，他因高血压中风，几个一起打麻将的人把他送到了医院，有一阵子失去了语言和咀嚼能力。在电话里问他案子的情况，他说不清楚，不记得，把电话挂断。

我的同事在杭州找到他的住处，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六七平米的房间里，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松弛虚胖的脸，说话有些吃力，眼皮耷拉得很厉害，吐字不太清楚，没人照顾他，他独自住，问他这几年怎么过的，他说“不知道”。墙上挂着巨大的他年轻时的照片，同事再问为张辉的案件作证的事情，他指了指脑袋，说：“我已经不知道了，我生了病，过去的事情不记得了。”同事说请你回忆一下，他说：“不愿意想过去的事，不开心。”

同事的信里说“他双手放在腿上，耷拉着脸坐着，脸上没有歉意，没有惶恐，也没有畏缩。只是一点生命力都没有了，好像任何一种情绪都能耗尽他所有的精神”。

七

2002年，河南发生灭门惨案，为被告马延新辩护的人是一位叫朱明勇的律师。马廷新说认罪书是自己牢里的老大袁连芳写好，威胁让他抄的，朱找到马旧日的日记和其他记录，发现语言规律和认罪书里面完全不一样。马廷新没有什么文化，“的得地”分不清楚，“他全部都是用‘白勺的’。但在认罪书，用法都非常规范，不符合马廷新的语言习惯”。

2008年的4月17日，打了五年官司，经历两次检察院抗诉后，法院排除非法证据，马廷新被无罪释放。这个事件被《民主与法制》报道，在新疆服刑的张高平和张辉几乎同时在报道中看到“袁连芳”的名字，“毛发直竖”。张高平向监狱检察官申诉后，张飚检察官向河南查询袁连芳的背景，确认与杭州袁连芳为同一人，但他之后的推动数年无果，退休前他向张高发交代，“你去找一个叫朱明勇的律师，只有找到他，才能救你的亲人”。

张高发从安徽赶去河南，带了一只火腿，拿编织带紧紧捆住，用一根小木棍挑着。这只火腿让朱明勇心酸。“马廷新这个案子，如果不是我辩护，如果我没提到袁连芳，如果媒体的记者的报道里面，也不写袁连芳这个细节，如果这篇文章没有在新疆出现，如果没有张检，如果他们没有再找到我，如果勾海峰没作案或者没被抓住，如果张高平没看到那期节目，都可能就没有了今天这一切。”

他免费代理了此案。带张高发去高院时，才发现之前七年的申诉没有任何登记。他俩在高院前的台阶上茫然呆坐，像个“讨饭的”。

从那时起，到这个案子再审，等了很长时间。朱明勇一直存着张检发给他的短信：“我今天就要退休了，你做这起案子不要放弃，每当夜晚，夜深人静，我想到张高平向我哭诉，我都难以入眠。”

八

张飚检察官，是这期节目采访中唯一向张高平道歉的人。

他受理了张高平在狱中的申诉，调取袁连芳的资料，并向浙江高院、高检发了至少五六次材料，希望能启动再审。我问有回复吗？他说比较少。我说比较少是多少呢？他犹豫了一下，说有人打过一个电话，说处理后会回复。我问回复了吗？他说，没有。

我问他：“也可能有人觉得，如果您是工作需要，职务行为，你发了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您发了多次，有可能就会有人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也有可能回到您头上来，您不担心吗？”

他说：“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被别人冤枉过一次。上小学的时候，有个人地里的西红柿被偷了，说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认，当时我就痛苦得流出了眼泪。我今年六十多岁了，我仍然没有忘记小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人受到了冤枉以后，内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张高平对我们充满了希望，他说检察官是最公正的，是法律的监督机构，他虽然在诉说自己被冤枉的过程时痛哭流涕，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复。”

这句话深深刺痛他，他一直自责：“没有让他在我退休之前获得这个新生，就是没有盼来有关部门对他这个案件进行启动再审程序，退休以后经常想起他，总觉得心里忐忑，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他那痛苦的表情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很长时间不能入睡。他是罪犯，也是公民。”

无罪判决公布后，我问他的感受，他说到张高平痛哭着给他打电话时，忽然说不下去了，我是电话连线，听到他的沉默，有一点不安，叫了一声“张检”。

他克制了一会儿，清了一下喉咙，说：“对不起大家。”

我说：“谢谢您张检，谢谢您。”

不只为他做的事情，也为他分享的感受，有了感受，人才被当作人对待。

九

十年十人，本不相识，命运交缠，有人死去，有人咬牙活着，有人得到盛誉。有人将他人作为工具使用，有人在无辜者的哭声中不得安眠。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之中，因因相循，彼此影响，直至无穷。

在再审被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说过：“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此案并非孤立，不是由一个“神探”独自促成。公检法的架构本已是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它的设置本来就是要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和专断，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如果能够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原则，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不刑讯逼供，非法证据都能予以排除，本用不着之后十年中无数的巧合才能澄清此案。

2003年，如果能听取张氏叔侄的说法，在王冬下车的地点，排查过路的出租车，当时车上都装有GPS，如果勾海峰的车被发现，进行了DNA比对，就会发现，勾海峰的DNA与王冬指甲里男性DNA高度吻合。那么也许两年后，张高平的孩子已经会爬在爸爸背上玩乐，张辉跟新婚的妻子刚刚攒够钱买一辆新车，而吴晶晶二十六岁，正是最好的年华，仍然笑容灿烂。

作者博客：g。blog。ifeng。

（柴静，央视《看见》栏目主持人，曾担任《新闻调查》出镜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