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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公元1527年初春，教皇克雷芒七世需要罗马人的鼎力相助，他一定在恨自己当初没有对罗马人再好一些。波旁正率领军队急速前往罗马城，克雷芒七世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慌，在卡比托利欧山上的圣玛丽亚教堂里召开协商会议，求助全体罗马人。他请求罗马人去战斗，并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咬紧牙关死守三天，就能等来盟军的救兵。

公元1527年5月5日下午，罗马人看到一支大军向罗马城攻来。这支大军包括700名枪骑兵、800名轻骑兵、3000名意大利雇佣兵、5000名西班牙士兵和1万名德意志雇佣兵。这是许多个世纪以来，罗马城首次被如此庞大的军队围困。这支约2万人的围城部队是罗伯特·圭斯卡德的围城部队的5倍。但是，罗马人的处境却比预想中的好。仅在8个月前，蓬佩奥·科隆纳率军攻入罗马城，罗马人还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而现在，罗马人决定回应克雷芒七世的号召，一致对外。他们一致表态：将与教皇同生共死，要像战神玛尔斯之子一样战斗。罗马人思想的转变似乎与蓬佩奥的那次突袭有关。克雷芒七世无端受辱，罗马人对他生出同情之心。

罗马全城戒备。面对这支没有大炮的帝国军，斑驳陈旧的城墙称得上一道坚固的屏障。克雷芒七世曾先后两次撤军，好在守城的兵源还算充足。不少平民被富人偷偷借调去守卫自家的宫殿，剩下的平民则加入守城的队伍中。守城的士兵还包括4000名正规军士兵、2000名瑞士卫队士兵和2000名黑军战士。这支黑军军团是意大利最精锐的部队，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存在，曾由克雷芒七世的堂弟朱利亚诺统率，朱利亚诺已于几个月前去世，好在克雷芒七世手下还有伦佐·迪·切里这员猛将。三年前，波旁率领帝国军围困马赛长达一个月之久，伦佐重挫帝国军，令帝国军颜面扫地，波旁无奈之下只好下令撤退。种种迹象表明，伦佐这次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帝国军一没足够的粮食，二没稳固的营帐，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知难而退。加之盟军的援军不日就要抵达，帝国军很可能落得个灰溜溜撤军去那不勒斯的下场。

留给守将伦佐布防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娴熟地完成了布防任务。考虑到波旁的帝国军会从城北和城西发起攻击，科隆纳的军队会从城南发起攻击，他在奥勒良城墙的南段和东段部署了战斗力最弱的平民军，平民军里甚至还混杂着一些修道士和神父。他把最精锐的部队部署在博尔戈、台伯河岸区和奥勒良城墙北段，因为这三个地区直接受到帝国军的威胁。伦佐意识到博尔戈是罗马城的软肋，圣斯皮里托门周边的地区是博尔戈最大的部分，这一地区的城墙不仅比其他地区的城墙低矮很多，而且正对着高地。8个月前，蓬佩奥·科隆纳率军越过圣斯皮里托门旁的城墙，攻入罗马城。伦佐在城中部署了多门火炮，危险区域都在火炮的射程之内。他把重型火炮都部署在圣天使堡，他还计划把台伯河上的桥都炸掉，一旦博尔戈和台伯河岸区失守，这样做便可保河对岸无虞。罗马人不忍心看着好端端的罗马城一分为二，就阻止了伦佐的计划。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为这个决定而追悔莫及。

公元1527年5月5日夜，近2万士兵组成的帝国军在马里奥山上生起营火，罗马守军看得一清二楚。卡比托利欧山是罗马城在古代的堡垒，有人敲响了卡比托利欧山上的大钟，向罗马人发出警报。“战斗！战斗！”罗马人的呼喊声从山下的大街小巷里传来。罗马人此刻最怕的是背叛。城中有大批科隆纳的支持者，罗马人的担忧不无道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真正将罗马人推向危险境地的并不是蠢蠢欲动的科隆纳支持者，而是帝国军主帅波旁的意外殉国，这是罗马守军和帝国军都始料未及的。

凌晨时分，城墙之外，帝国军主帅波旁依惯例发表演说，鼓舞士气。他命令士兵用栅栏和一切能找到的木头造云梯。他想跟当年的罗伯特·圭斯卡德一样，出其不意地攻入罗马城。帝国军需要翻越城墙找到他在几个小时前发现的那处薄弱点。薄弱点在圣斯皮里托门附近，是雷欧利内城墙的一部分，这段城墙围绕一幢民宅而建。这幢民宅的一扇窗户被用作炮门，为了安全起见，这扇窗户造得比一般窗户大很多，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这不是一幢普通的民宅。罗伯特·圭斯卡德当年最大的优势就是出其不意，波旁却没有这样的地利。守将伦佐已经预料到帝国军的进攻路线，早有防备。

果不其然，帝国军不久便陷入苦战。帝国军和罗马守军在激烈的枪战后，披着白色斗篷的波旁催促帝国军战士翻越城墙。在罗马守军的火绳枪和火炮的攻击下，帝国军伤亡惨重。罗马守军很快缴获了帝国军的五面军旗，得意扬扬地将这些军旗送回博尔戈。战场形势刚刚还朝着有利于罗马人的方向发展，随后却悄然转变。在这一时期，路易吉·圭恰迪尼（公元1478—1551年在世）替美第奇家族统治着佛罗伦萨，后来将1527年罗马之劫的始末记录下来。根据他的记载，“大约在这个时候，浓雾开始蔓延，罩住了大地，天渐渐放亮，雾却越来越浓。这种天气现象常见的发生时间是仲春。浓雾笼罩着大地，能见度不足一米八”。[2]

浓雾和着枪炮的烟雾使能见度进一步降低，城墙上和圣天使堡里的罗马守军根本无法瞄准目标，只好盲目射击。没过多久，帝国军的人数优势开始显现。守将伦佐本来坐镇奥勒良城墙，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博尔戈亲自指挥，并下令增援，却始终不见援军的身影。帝国军开始逐渐占上风，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迎来致命一击，这致命的一击将会给罗马人带来严重的后果。根据路易吉的记载，“人们看见波旁阁下正在前线为士兵加油打气……只见他用左手抓住一把斜靠在城墙上的梯子，右手挥舞着，催促士兵赶紧翻墙。突然，一枚子弹击中了他”。[3]

波旁的额头被击中，当场死亡。本韦努托·切利尼不仅是银匠和自传作者，还是一个爱编故事的主儿，他从他的角度描述了当天发生的事情。他在朋友的鼓动下去了现场，发现自己站在公墓旁的城墙上，身处一场大战的硝烟中。他的那位朋友惊恐万状，拔腿就想跑，切利尼却镇定自若：

我叫住他，冲他喊道：“既然是你带我来的，那何不证明一下什么是真男人？”我把枪口对准敌人最多的地方，并瞄准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人……我对他连射两枪，然后我就站在墙上小心翼翼地望向敌军。敌军已经乱作一团，因为我们刚刚射杀了主帅波旁。后来我才知道，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人就是主帅波旁。[4]

波旁的死讯迅速传遍了整座城市。有那么一瞬间，罗马人误以为自己得救了。帝国军的诸位将领开始重整溃兵，士兵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死讯先是感到震惊，继而这震惊就转化成了难以遏制的仇恨，他们向罗马人发起了更为猛烈地攻击。罗马守军感到胜算不大，于是拼命向城墙外投掷燃烧的瓶装**，朝浓雾里开枪，但是无济于事。大约上午10点，一小队西班牙士兵攻入罗马城。至于他们是从那个超大的炮门入城，还是翻墙入城，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史学界没有太大争议。但是，关于罗马沦陷的最大责任人，史学界却存在较大争议。路易吉·圭恰迪尼的弟弟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公元1483年3月6日—1540年5月22日在世）是盟军主帅乌尔比诺公爵麾下的将领，负责率领教皇军，但是此人在军事指挥上无能至极，所以路易吉见不得别的教皇军将领好，他把守将伦佐·迪·切里描绘成一个畏敌如虎的懦夫。比如，他（伦佐）大喊道：“敌军进城了！自救要紧！快撤退！撤去最安全的地方！”[5]然而，在其他历史文献中，守将伦佐顽强抵抗，拼尽全力杀敌。无论他怎样抵抗，都无济于事。罗马守军心中惶恐，直接溃不成军。

▲这幅创作于16世纪的版画描绘了主帅波旁死亡的一瞬间，查理五世的帝国军蜂拥攻城的场景。

不久后，城门被打开，帝国军如潮水般涌入博尔戈，口里高喊着：“西班牙！西班牙！杀呀！杀呀！”这一事件在5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能引起巨大的震动，甚至被人们称为16世纪的“9·11事件”，这似乎是罗马城有史以来最惨的一次沦陷。当然，部分原因可能是人们对前面几次沦陷的细节了解得不够全面。1527年5月6日，罗马城内的情形是骇人听闻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帝国军个个被绝望和宗教热情驱使着，打起仗来不要命，再加上帝国军中没有独当一面的将领，部队陷入无纪律的放任状态。乔治·冯·福隆德斯伯格将军此刻正在德意志治疗中风，后来也没有好起来，而波旁元帅已经为国捐躯。就算他还活着，也未必能在帝国军入城之初的几个小时内控制住他们，当然，多给他一些时间，或许他能做到。没有他坐镇，帝国军更加胆大妄为，他的死激发了他们的复仇欲望。

不少罗马人认为，就算罗马城沦陷，也不过是跟8个月前科隆纳率军入城一样的一场闹剧。但不幸的是，博尔戈这一次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起初，几个罗马守军趁乱混入攻进来的帝国军，侥幸救了自己一命，但是大部分罗马守军没有这个运气。一部分罗马守军试图坐船过河逃命，但是很多人落水而亡，只有一小部分黑军战士侥幸活下来。瑞士卫队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方尖碑旁浴血奋战，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败下阵来。守军逃的逃、死的死，帝国军**，像一把锋利的镰刀，夺走了大量军人、平民，甚至伤员和孤儿的生命。瑞士卫队将领鲁斯特先前因身负重伤而被抬回到附近的营房里，帝国军闯进了他的营房，当着他妻子的面，将他残忍地杀死。圣萨尔瓦多修道院的一位修道士曾记载：“除了几个成功逃跑的人，圣斯皮里托医院里的人都被帝国军杀害。”[6]许多人被活活扔进台伯河里。这位修道士还记载了圣殇孤儿院的惨状，所有的孤儿都惨遭杀害。大屠杀开始之初，不少罗马人逃到圣天使堡，教皇克雷芒七世也在其中。他先前还在圣彼得大教堂里做祷告和弥撒，后来跟蓬佩奥突袭罗马城那次一样，在众人的劝说下及时离开了。教皇和他的随从沿着逃生通道匆匆赶往圣天使堡，不料被西班牙军队发现，在下面冲他疯狂射击。军人、教士、商贩、贵族、侍臣、女人和孩子等一众人很快将圣天使堡团团围住，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不让大门关上。城堡吊门放下来的时候，不少人进入城堡。根据扎拉大主教佩扎罗的记载，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克雷芒七世的残忍本性显露无遗，“有人向教皇报告，城堡里进来了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而城堡内粮食储备不足，所以没有战斗力的平民几乎都被撵了出来”。[7]这些人生死未卜。当然，对教皇有用的人都留在了堡里。枢机主教普奇是一位老者，罗马守军和帝国军在城墙上激战正酣的时候，他冲着帝国军破口大骂。后来帝国军攻入罗马城，城中乱作一团，他被混乱的人群撞到并踩伤。城堡里的人从窗户里扔出绳索，合力把他救了上来，还用筐把另一位枢机主教阿尔梅利诺救到了城垛里。

▲这幅创作于19世纪的版画描绘了德意志雇佣军洗劫罗马的场景。

本韦努托·切利尼也成功逃到了圣天使堡里。根据他的自传记载，他一如既往地英勇无畏，他径直走向炮台，发现朱利亚诺将军正在用力撕扯着自己的脸，泣不成声。朱利亚诺不忍心下令开火，以免伤及自家房屋，他看到妻儿正遭到帝国军的突袭。所幸切利尼是个刚强果断的人：

我抓起一根导火索，招呼那些哭丧着脸的人来帮我把一部分重型火炮和鹰炮排列成行，他们在我的指挥下向敌人射击。就这样，一大部分敌人死在了我的炮口下。要是我没有及时向他们开炮，他们一定会像今天清晨攻陷罗马城那样攻陷圣天使堡，因为守军的大炮形同虚设……总而言之，是我在那天上午救了圣天使堡。[8]

起初帝国军只占领了博尔戈。圣天使桥连接着博尔戈，但是帝国军却不敢贸然前往，因为这座桥在圣天使堡上的大炮的射程之内。经过仓促的讨论后，帝国军诸位将领一致决定向台伯河岸区发起进攻。台伯河岸区周围有城墙保护，位于博尔戈以南800多米处。此时大雾已经散去，罗马守军已经心灰意懒，实在无力反抗。帝国军在贾尼科洛山上的圣潘克拉齐奥门附近的城墙上实现了突围，成功控制了该地区。他们还在这个地方找到了食物，于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西克斯图斯桥是一座新桥，连接着台伯河岸区和罗马主城区。这座桥不在圣天使堡上的大炮的射程之内，帝国军小心翼翼地前行，结果发现这座桥根本无人防守。此时已是傍晚时分，罗马人早就逃回家了。帝国军穿过台伯河，分成两队，德意志雇佣军一队，西班牙军一队。德意志雇佣军包围鲜花广场，西班牙军包围纳沃纳广场。起初，这两支分遣队都保持着队形，随时准备迎战。不久后，他们发现无人出战，于是偷偷溜走。

对罗马城真正的考验开始了。一位目击者声称，这里已经沦为人间地狱。根据另一位目击者的叙述：“帝国军任意凌辱妇女，杀害儿童……整座城市都能听见他们撕心裂肺的哀号声。”[9]第三位目击者声称：“很多神父受到侮辱，街道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帝国军缺乏睡眠，精疲力竭，被杀戮欲冲昏了头脑。”[10]路易吉·圭恰迪尼虽不是此次事件的亲历者，却把当时的情况记载得非常翔实。他对罗马城和罗马人没有一丝好感，所以以一种幸灾乐祸的语气来描写整个事件。街道上死人枕藉，不能埋葬。很多人躺在地上，已是气息奄奄，这些将死之人有时会看到孩子或男人从窗口一跃而下，或被迫或自愿。丧心病狂的帝国军像猛兽一样追捕他们，他们走投无路，只好跳窗自杀。[11]

至于帝国军的破坏活动持续了多久，我们不得而知。路易吉声称，帝国军诸位将领担心士兵开始自相残杀，于是三天后就将士兵控制起来，而洗劫一座城市的时间通常是三天。根据波拿巴的记载，三天后，奥兰治亲王菲利柏特（波旁死后，帝国军主帅则由奥兰治亲王菲利柏特暂代）下令停止劫掠，开始抓获俘虏，但是士兵并没有遵从，他们认为主帅波旁已死，军中再无主帅，于是更加疯狂地烧杀抢掠。鉴于波旁元帅和福隆德斯伯格将军都无力控制帝国军，波拿巴的记载似乎更有说服力。

神职人员在此次事件中也未能幸免于难。亚拉里克和托提拉都对神职人员尊敬有加，但现在这些人的遭遇却远比平民凄惨得多。科摩的枢机主教声称，帝国军士兵在教堂圣坛上处死修道士、修女和神父。德意志雇佣军要给一头骡子穿上法衣，一位神父因拒绝为这头骡子主持圣礼而惨遭杀害。加埃塔和波奇多的枢机主教已经80岁，几乎走不动路，却被逼穿上德意志雇佣军的制服，戴上德意志雇佣军帽子，游街示众。阿拉柯利的枢机主教正值壮年，一伙德意志雇佣军却把他放进一具棺材，并抬着这具棺材游街，嘴里还哼着挽歌。后来他们在一座教堂前停了下来，给他发表悼词，并在悼词中称他是怪物之父。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为神职人员的不幸遭遇而扼腕叹息。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路易吉·圭恰迪尼对罗马人没有一丝好感，他用幸灾乐祸的笔调描写了神职人员的受难群像：

有的衣服又脏又臭，破破烂烂，有的光着脚；有的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衬衫裂了口子，从里面透出血痕来；有的脸上长满胡须，满是油污；有的脸上被刺了字；有的被打掉了牙；有的则被割了鼻子或耳朵；还有的被割了其他部位。他们又害怕又沮丧，曾经的不可一世如今已**然无存。[12]

▲这幅版画描绘了德意志雇佣军戏弄教皇的场景，出自戈特弗里德于1619年创作的《历史纪事》。

神职人员生不如死，教会财产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坛上，尸体堆积如山，这些被杀的人本来是跑进教堂避难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坟墓也被洗劫一空，他生前可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坚定盟友。几乎所有教堂里的银器、圣餐杯和法衣都被抢劫一空。根据路易吉·圭恰迪尼的记载，“赎罪券和圣物曾堆满枢机主教的华丽宫殿、教宗的雄伟宫殿、圣彼得和圣保罗的神圣教堂、圣座的私人礼拜堂、圣中圣礼拜堂以及其他圣所，现在却住满了德意志妓女和西班牙妓女”，德意志雇佣兵“在教堂圣坛上犯下了可耻的罪行”。[13]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在内的大大小小的教堂被用作帝国骑兵的马厩。圣物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圣彼得和圣约翰的头骨被帝国军扔到大街上。帝国军把施洗者圣约翰头骨上的银饰拆下来，然后把头骨扔到地上，那头骨后来被一位上了年纪的修女保存起来。几个世纪以来，维洛尼卡耶稣圣容布画一直是罗马的象征，数不清的朝圣者把这幅布画的复制品当成纪念品带回家乡。然而，这幅布画却在这次战乱中流散，不知所终。有人说被烧了，也有人说在一家小酒馆里被卖了。

经过五天五夜的屠杀和劫掠，一支新的军队出现在罗马城。这一天是5月10日，枢机主教蓬佩奥·科隆纳率领8000士兵如约而至，不久后就加入烧杀抢掠的队伍之中。克雷芒七世不久前曾摧毁蓬佩奥在罗马城南部的城堡，后者因此放火烧掉了前者在米尔维安大桥附近的葡萄园和马里奥山上的美第奇玛达玛庄园，作为报复。与帝国军相比，科隆纳和他的军队要温和得多。不久后，他就下令制止了军队。看到满目疮痍的罗马城，他心中五味杂陈。

几天后，士兵开始从打砸抢烧转为捞钱。相传西班牙士兵是始作俑者。德意志雇佣兵被描述成“为宗教信仰而战的军队”，但是不久后他们就纷纷效仿西班牙士兵。然而，这种转变并没有给罗马人带来一丝好处。罗马人起先是被屠戮，侥幸活下来的就被关起来拷打。关押他们的士兵不仅逼他们上交高额赎金，还逼他们说出金银细软的埋藏地点。路易吉·圭恰迪尼用他一贯幸灾乐祸的笔调描写了罗马人的悲惨遭遇：

有的双臂被吊起，一吊就是几个小时；有的被绳子绑住，牵着游街；有的被绳子绑住一只脚，悬空吊在街上或河面上，并面临随时被割断绳子的威胁；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被烧红的烙铁烫遍全身；有的被禁止喝水，渴得要命；有的被禁止睡觉；有的被拔掉后槽牙。有些酷刑实在太过骇人听闻，笔者只是想想就觉得喘不过气，更别说面面俱到地写出来了。[14]

根据波拿巴的记载，他们有的人手指或脚趾里被扎了刺，有的人则被灌了滚烫的铅水。据一些资料显示，当时腐刑似乎也被普遍使用。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也未能幸免。画家佩里诺·德尔·瓦加和朱利奥·克利维奥受尽酷刑折磨，所有财产都被掳走。吉安巴蒂斯塔·罗索的财产都被抢光，被迫成为帝国军的搬运工，为帝国军搬运赃物。帕尔米贾尼诺比他们幸运那么一点点。当帝国军破城而入时，他正在作画，画的是圣母与圣子。士兵们被他的画所折服，只让他给每人画一幅水彩肖像画作为赎金。但是很不幸，他后来又被一伙艺术品位欠佳的士兵俘虏，他们掳走了他的所有财产。

帕尔米贾尼诺的遭遇并不罕见。不少罗马人前脚刚被一伙士兵敲诈完，后脚就又被另一伙士兵敲诈。伯纳多·布拉奇本是佛罗伦萨人，被一伙骑兵押着前往德意志巴托洛梅奥银行（为了方便俘虏从银行借钱交赎金，帝国军在烧杀抢掠的时候，会刻意避开银行，尤其是德意志的银行）。就在他们即将过西克斯图斯桥的当口，被帝国军将领莫特侯爵拦下来。当莫特侯爵知道布拉奇是去银行借5000达克特交赎金时，他当众宣布：“这点儿赎金算什么。倘若他不肯给我的账户上打5000达克特，我就命令你们立即把他扔到台伯河里。”[15]布拉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交了双倍赎金。

很多人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差点要自杀。吉罗拉莫·达·卡梅里诺成为俘虏后，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他缓缓地爬到窗口处，一跃而下。乔瓦尼·安萨尔迪被俘后，同意上交1000银达克特作为赎金。后来，俘虏他的士兵改主意了，要求他上交1000金达克特。他不同意，他们再次对他用刑。他趁他们不备，夺过一把匕首将其中的一位士兵杀死，然后自杀。

有的罗马人躲进了葡萄牙大使的官邸，自以为那是最安全的地方，不料那里却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地。当时的葡萄牙大使是葡萄牙国王的侄子，官邸的前身是马塞勒斯剧院，不少罗马人带着金银细软逃到这里。不幸的是，消息很快传到了帝国军的耳朵里。两位西班牙上尉立马找上门，表示愿意在官邸升起西班牙的旗帜保护他们，条件是交一大笔保护费。藏在官邸里的罗马人都愿意破财免灾，但是葡萄牙大使以悬挂他国旗帜有辱国王为由，将这两位西班牙上尉轰走了。藏身此处的罗马人知道大事不妙。没过多久，这两位西班牙上尉就带着一大队西班牙士兵和德意志雇佣兵再次找上门，这次他们还带来了大炮。葡萄牙大使将官邸的大门打开，几乎一眨眼的工夫，官邸就被捣毁了。躲在里面的罗马人全部沦为俘虏，大使本人被扒光衣服，拖着游街。帝国军最后从他家里抄出50万达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