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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罗马菜同样受到罗马穷人的追捧，这一点毋庸置疑，只不过穷人只能把番茄酱淋在低品质的肉上。中上品质的肉只有富人能吃得起，穷人只能吃得起百叶和肝等动物杂碎，不少经典罗马菜就是在这些不值钱的杂碎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罗马穷人的日子并没有比从前好过多少，大部分穷人靠打零工或街头卖艺维持生活。公元19世纪，意大利的私生子数量剧增，使用罗塔的意大利人数量达到顶峰。值得一提的是，罗塔是安装在孤儿院墙上的圆柱形装置，母亲们可以通过这个装置把孩子匿名送进孤儿院。弃婴数量连年暴增，乳母却十分紧缺。可以想见，等待弃婴们的将是何其悲惨的命运。意大利弃婴医院在19世纪的婴儿死亡率远高于中世纪。

“大旅行”游客是一群成日游山玩水、吊古寻幽的富贵闲人，根本没有心思关心罗马穷人的生活，唯独威廉·韦特莫尔·斯托里是个例外。古典时代，最穷的罗马人蜗居在公寓楼顶层，但是此时公寓楼底层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他们不得不终日忍受着街上传来的噪声和臭气。斯托里发现穷人们喜欢蹲在小煤炉旁取暖，煤炉是陶制的，房间由劣质的砖块堆砌而成，四面墙上满是灰尘污垢，破旧不堪的家具摇摇欲坠，“屋内连个底部装有洋葱形小灯的俗艳圣母像都没有，真是太简陋了”。[23]

罗马经济不景气，对移民的吸引力下降。教皇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前景更为暗淡，所以罗马对这些地区的农民依旧有着不小的吸引力。随着移民的减少，性别比也随之缩小，生活在城中的男性移民比从前更容易娶到妻子。公元1600年，罗马的男女性别比是3:2。到了公元19世纪40年代，这一比例缩小到了原先的二十分之一。要不了多久，那些来罗马谋生的乡下人便会融入当地的环境，变得和当地人一样，以至于“大旅行”游客常常分不清谁才是土生土长的罗马人，于是干脆把他们都说成是古罗马人的直系后裔。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的1800年里，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移民纷纷涌入罗马。很多“大旅行”游客声称自己看到过长得像古典时代雕像的罗马人。台伯河岸区的居民有一种赏心悦目的自然美，令“大旅行”游客如痴如醉。斯托里这样描述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把短褂子搭在一边肩上。女人们身着粗糙的羊毛长袍，站在门口处，透过阳台上的窗户向外张望，头上没有任何饰品，黑发在灯光下泛着光泽。”[24]

在“大旅行”游客眼中，罗马穷人间的暴力也体现着古人遗风。斗殴如家常便饭，多数是因为女人和荣誉，少数时候是为了一点芝麻大的小事。例如，公元1866年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有人通过窗户从楼上抛下一枚硬币，打赏一位正在街头卖艺的乐师，一个围观的路人却顺势将这枚硬币踩在脚下。乐师气得破口大骂，企图用蛮力挪开那个人的脚，却被另一个围观的路人拿刀刺伤了脖子。诸如此类的事件为“大旅行”游客所喜闻乐见，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是提图斯·李维笔下罗马共和国英雄战斗精神的延续。然而，这些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与气吞山河的英雄遗风没有丝毫关系。穷人们是被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而非天性如此。他们对罗马教廷失去了信心，只能靠自己的双手争取正义。凶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人群中，亲朋好友和邻居会不约而同地包庇他，所以落网的凶手寥寥无几。

不过话说回来，教廷当局不太关心这类犯罪。相较之下，他们更加关心通奸罪。公元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风气远没有公元16世纪初开化，公元19世纪40年代的罗马有一套严格的道德审查制度。这套制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特利腾大公会议，但是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保守派教皇登基，罗马教廷才将这套制度彻底贯彻落实。在这一时期，装饰华丽的耶稣像、圣母像和飞翔天使像遍布罗马的街角，以至于罗马的方言诗人朱塞佩·焦阿基诺·贝利这样写道：“SPQR是‘SoloPretiQuiRegnano，eSsilenzio’（司铎（1）在这片土地上说一不二，人们只能选择沉默）的首字母缩写。”

在教皇利奥十二世（公元1823—1829年在位）的治下，保守思想发展到顶峰。利奥十二世恢复锤刑，这是一种古老的刑罚，行刑过程极为残忍，刽子手用特制的大锤敲击死刑犯的头部，再用利刃将他的喉咙割断。他还下令禁止接种疫苗，理由是疫苗会造成人兽杂交，后果不堪设想。此外，他还下令关闭酒馆，除正餐外禁止饮酒和打扑克、喝咖啡、跳华尔兹。公元1825年是大赦年（前来朝圣的人寥寥无几，罗马人觉得很扫兴），利奥十二世下令每天举行宗教游行，只允许演奏圣乐。通奸犯是利奥十二世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他命令瑞士卫队走上街头，搜罗身着紧身衣的妖冶女子。有时他干脆脱去教皇法衣，穿上便装，亲自走上街头搜罗穿着不符合要求的女子。

这样一来，罗马人的**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的影响。众所周知，自公元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段时间，罗马人的性观念极为开放，至少对富人来说是如此。法国的马尔蒙元帅（公元1774年7月20日—1852年3月2日）曾在公元1790年去过罗马，他这样写道：“罗马女人的性开放程度匪夷所思，丈夫不仅默认妻子出轨，还兴致勃勃地品评妻子的情人，丝毫不觉得尴尬。”[25]婚外情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白天妻子只管跟情人花前月下，但不要忘记晚上与丈夫举案齐眉。据说，丈夫们也乐得清闲，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在白天跟自己的情人耳鬓厮磨。

教皇利奥十二世登基后，这样的快活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罗马的性工作者也感觉日子越来越难过。出入教皇宫殿的罗马艺伎和复活节期间冲人群扔香水蛋的妓女都已成为历史。公元18世纪，罗马教廷出台了大量政策限制娼妓业的发展；公元19世纪，教皇庇护九世认为卖**是罪过，是不法行为，下令全面取缔娼妓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娼妓从此销声匿迹。庇护九世统治中期，法军的首席医疗官雅可博士这样写道：娼妓面临监禁、罚款、严刑拷打以及各种形式的骚扰，但是罗马依旧是“欧洲最有名的卖**基地。罗马妓女公然揽客，街头、漆黑的角落里、妓院里、废弃的门廊下，以及偏僻的大道上，都有她们的身影”。[26]

在这一时期，教廷当局更关心形迹可疑的市民有没有犯**戒，而不是娼妓是否仍在招揽生意。神父、宪兵和教皇密探每晚都在街上巡逻，密切关注着形迹可疑的人，防止他们做出出格的举动。神父绘制了各个教区的犯罪地图，定期向上级机构汇报工作。以下是一则写于公元1823年5月23日的报告：

晚上，我亲自去了玛丽亚·格特鲁德·阿米扎尼的家，去察看她有没有严格遵守戒令，独自一人待在家中。她反锁了门，正在跟一个年轻的男人共进晚餐。我再次警告她，她试图找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但是她慌张的表情已经出卖了她。[27]

教会尤其关注非法同居者，“他们往往像合法夫妻一样住在一起。”[28]神父的文书工作不允许有疏漏，教廷当局要求神父“对来路不明的人多加留意，如果对方是外国人，则要出示证明婚姻状态的证件……”关于斗殴的人都有谁，教廷当局还蒙在鼓里，却对通奸者和妓女的行动洞若观火，因为有大把人愿意配合当局揪出他们。罗马人热衷于秘密地监视邻居，妻子们乐此不疲地告发妓女和当地所有可能引诱自己丈夫的妖娆女人。非法同居危险重重，但是仍有不少罗马人无视法律，婚外同居。有的是因为没钱结婚，有的是因为没有合法证件，有的只是单纯不想结婚，有的则是因为对教会心怀不满。作为教区神父的主要追踪目标，非法同居者为了瞒天过海，像已婚夫妇一样一起进餐，一起出门散步，可谓费尽心机。可是只要有神父敲门，他们就忙不迭地搬家。

教会近乎痴狂地抓捕非法同居者，甚至波及了外国游客，不过外国游客大都懂得入乡随俗，所以被牵连其中的外国游客并不多。一位来自英格兰的年轻未婚女性丢下陪护自己的年长女伴，独自在科尔索大街上租了一间公寓，一个罗马男人经常来这里看她，因此英国在梵蒂冈的非正式代表奥多·拉塞尔不得不出面与她交涉。拉塞尔决定把她交给教廷当局，一支教皇宪兵队冲进了她的公寓，她吓得惊慌失措，连忙逃回年长女伴的住处。教廷当局通常不会为难外国游客。此外，教皇国司法制度的怪异之处在于教廷当局也不会为难罗马人，这跟其他国家的司法制度所遵循的原则大相径庭。教皇国司法制度更注重认罪和宽恕，而非单纯的惩罚。未婚同居的情侣一旦被抓，教廷当局一般不会对他们用刑，而是强迫他们立即完婚，因此他们的结婚地点通常是监狱。已婚夫妇跟各自情人同居一旦被抓，所面临的局面要复杂一些，但是教廷当局也不会苛待他们。教廷当局通常会对他们略施小惩，要求他们忏悔认罪，并警告他们不要再跟彼此说一句话，违者将面临监禁处罚。

就连死囚也会获得宽待。乔瓦尼·布加迪从公元1796年开始担任教皇国的刽子手，直到85岁退休。死囚被布加迪处死的前夜，圣乔瓦尼·德克拉特教堂的兄弟会会派遣两位教友拿着圣母像和耶稣受难像前去宽慰他，试图让他振作起来。翌日清晨，死囚便会被带到希腊圣母堂附近的断头台，断头台傍河而建，是当年法国革命军的手笔。行刑之前，另一帮教友会来宽慰死囚。直到死囚忏悔完，刽子手才能行刑，所以最终的行刑时间通常比预定的行刑时间晚几个小时。运气好的死囚甚至能死里逃生，要么在监狱中度过一生，要么被调去在教皇的帆船上划桨。这些死里逃生的死囚犯最终的归宿便是在城中的某一座公园里当个忙碌的园丁。乔治·黑德爵士曾在平乔山上看到一位卫兵看押着一群死囚，他们悠然自得的神态令他惊讶不已，不由得感叹道：“要问教皇国最无忧无虑、最生龙活虎的臣民是谁，非这些划桨的死囚莫属。”那位卫兵“跟他们有说有笑，相谈甚欢”。[29]

在其他地方受尽冷眼的人，在罗马能获得宽待。在罗马，沿街乞讨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所以乞讨者众，竞争颇为激烈，但是他们的日子却比伦敦和巴黎的同行过得舒适。教会将周济贫弱的古老传统承袭了下来，修道院会为城里的乞丐发放食物。要是病了，也不会被城中的医院拒之门外，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城中到处都是乞丐了，威廉·韦特莫尔·斯托里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乞丐们的百态：“他们挥舞着残臂断肢和不堪入目的假肢，用猩红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你。”但是当他们面对30岁以上的外国女游客时，便会收起凶狠的眼神，谄媚地称她们是“秀外慧中的姑娘”。乞丐们最爱向外国游客乞讨，一边追着他们跑，一边反复喊着：“爷，您就行行好，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在斯托里看来，“留一头黑发，蓄着浓密的胡须，在街上抽烟……乞丐围上来时，举起右手食指指着他们”[30]是唯一能够甩掉他们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乔装打扮成意大利人。不过，他补充说：“施舍乞丐的时候，意大利人要比游客大方得多。”

“大旅行”游客对罗马的乞丐又爱又恨。这帮乞丐有着讨不到钱誓不罢休之势。“大旅行”游客去距离罗马城几千米的集市上闲逛，逛着逛着猛然发现几个面熟的乞丐埋伏在附近。一位来自英格兰的女游客为躲避罗马城中肆虐的疟疾，不得已搬去托斯卡纳，却发现有个乞丐一路跟她来到卢卡（2）。此人就是罗马城名头最响的乞丐，人称贝波大王，曾多次出现在与罗马城中相关的记载中。他虽然双腿残疾，但是体格强壮，平时靠一个木制的盘形装置出行，有时也骑在驴背上乞讨。在没有外人的帮助下，他自己就可以靠着一根绳子爬上驴背。他幽默风趣，风度翩翩，像皇帝一样统治着全罗马的乞丐。据说，他富得流油，乞丐都找他借钱。教会并不总是对乞丐如此优容。公元17世纪晚期，小冰河期达到巅峰，庄稼收成不好，教会不堪重负，无奈之下，只好成立专门机构，培训乞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直到公元19世纪40年代，这个名叫圣米歇尔收容所的庞大机构还在照常运转。圣米歇尔收容所集济贫院、监狱和学校于一体，位于台伯河岸区，耸立在台伯河岸边。这座收容所深受17世纪法国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很多方面走在时代前列。英国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公元1726—1790年）曾在18世纪90年代造访过圣米歇尔收容所，对其赞不绝口。这座收容所的门槛很高。老年申请人必须在罗马居住5年以上，且无人赡养；儿童申请人的年龄必须在7到11岁之间，且父亲亡故，母亲需抚养至少3个孩子。圣米歇尔收容所的名额有限，竞争十分激烈，所以设置门槛势在必行。收容所会对里面的年轻人进行一系列的谋生技能培训，包括木工、制鞋、印刷、织挂毯、金属加工、印染、奖章制造、制衣、建筑艺术和绘画。前途无量的年轻画家师从罗马顶尖的画家。公元1835年，圣米歇尔收容所举办了一次公共展览，旨在展示这些年轻人的作品。这座收容所因此一炮而红，受到富裕阶层的青睐，他们不惜花重金把孩子送进这里，不过他们的孩子得跟这里的孤儿一样过苦日子。

教廷当局虽然对穷人、孤儿甚至罪犯心怀仁慈之心，但是对待敌人和异己不会心慈手软。除非庇护九世下令释放政治犯，否则他们会一直被监禁在罗马城北64千米以外的奇维塔卡斯泰拉纳堡。值得一提的是，此堡是为历任教皇服务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这一时期的女子被要求足不出户，谦逊自持，清心寡欲，只能将心思用在绵延后嗣上，否则下场悲惨。强奸罪包括诱奸罪和通奸罪，在法律上的界定十分模糊。女性被性侵后，不但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而且会被人告诫说要洁身自好，而真正的罪犯却可以逍遥法外。

生活在罗马的犹太人也概莫能外。公元19世纪40年代，犹太人依然只能居住在隔都（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市区中因社会、政治或经济等因素而被划分出来作为犹太人居住的地区）。那位从公元1527年穿越而来的游客看到隔都一定会一头雾水，因为在他／她生活的那个年代，设立隔都的想法简直异想天开。公元16世纪初，教皇们曾采取措施保护犹太人免遭西班牙人的迫害，西斯廷礼拜堂的壁画和天顶画里的《旧约·圣经》人物都是米开朗琪罗以生活在罗马城的犹太人为原型创作的。

罗马城之所以出现隔都，教皇保罗四世是始作俑者。我们曾在上一章末尾提到，这位教皇是一个麦卡锡式的人物。他在公元1555年当选教皇以后，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城中的犹太居民。犹太人的房产全部被没收充公，只能花钱租赁隔都里的房子。这处新建的隔都位于台伯岛以北的一处洼地，极易遭受洪水侵袭。隔都四周筑起了高墙，犹太人只被允许在白天离开。城中的10座犹太教堂被关闭，只留下一座供犹太人做礼拜。犹太人必须依照中世纪的行为准则穿特殊的衣服标示身份，犹太男人需戴圆顶帽，犹太女人需穿披肩。不得不说，这些行为准则极具羞辱性。犹太人被禁止雇用信仰基督教的用人和乳母，禁止与基督徒有商业往来。城中医术高超的医生有很多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被禁止为基督徒看病。犹太人原本做着体面的工作，如今只能靠倒卖二手货和废品维持生计。保罗四世登基后不久，生活在罗马的所有犹太人每周都要去圣格雷戈里奥神圣慈悲教堂聆听神父讲述犹太教犯下的累累罪行。

教皇制定这些限制犹太人的政策，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对犹太人心怀偏见，深层原因则是为了毁掉犹太人社区。1000年前，教宗格列高利一世规定不得强迫犹太人改宗，所以后世的教皇为了让他们就范，只能千方百计地限制他们，让他们过得生不如死。隔都是教皇的一种尝试，只不过隔都完全没有达到让犹太人改宗的目的。在中世纪，罗马城的犹太人曾是欧洲最有学问的犹太人族群，到了公元19世纪40年代，罗马城的犹太人有半数是文盲，这种现象在西欧极其不寻常，但是他们并没有被打垮，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大斋节前的狂欢节期间，罗马教廷会举行仪式表彰改宗的犹太人，让新改宗的犹太人绕城游行。公元19世纪40年代，罗马城只有一位犹太人改宗基督教，所以教廷当局只好年年让他绕城游行，“大旅行”游客一想起这事就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