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再去看他,大花猫没了,换了一群开心的小麻雀,站在电线上,一齐朝屋里唱歌。此后,又换了几块飘忽忽的云块,飞在半空中打旋的落叶,沙漠,瀑布,苍茫水天中的一片孤帆,幽深的江南小巷……我最喜欢的是,他画了一些树影,映在玻璃上。我不明白,那玻璃和映在上边的树影是怎么画出来的。静静地瞧,还有被微风撩动时婆娑摇曳的感觉。真是美极了,宁静极了,安闲极了。
这一阵子,他的心绪似乎很好,窗上的画换得也勤。每换一幅窗景,小屋就换一种气氛,坐在屋里就换一种心境。然而,每每看这更换了画面的窗景,我还有一种惋惜和担忧。惋惜旧的画面被盖在下边,担忧不久它又被新的画面遮盖起来。那是一幅幅多么迷人的画面!纵使将来有天大的能人,也无法将这些重合在一起的画面,一幅幅剥离开,重现出来;我眼巴巴、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不为世人所知的独绝的艺术,一次次诞生,一次次毁灭。但生活,一切过往的、现时的生活不都这样吗?
一边创造,一边销毁。生活……
此后,大约半年多光景,我没去他家。这因为那年冬天,我转到东局子以北、地道外的一家印刷厂烧锅炉,老婆闹肾炎,一边盯着炉火,一边盯着老婆的尿里有没有沉淀,还得往托儿所接送孩子,忙得我几乎把他忘了。一天,赶巧到教堂后找人给厂里买红木,做刨床,想到他,绕个小弯儿来看他。进门就觉得气氛不对,他印堂发暗,没精神,好像生了大病,一下子老了许多。本来他这种人,既不显年轻,也不易显老的。怎么连眼镜片也不反光了?屋里这么暗!不等问他,却见那窗子挂着厚厚的帘子。
“怎么,你怎么了?”我问。
他不作声。我隐约感觉,曾经担心过的某种东西出现了。我走到窗前,“唰”地拉开窗帘,眼睛登时一亮,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原来他在这窗上画满阳光。一扇被阳光直射、照透的窗子。我兴奋地叫:
“呵,多明亮的窗子,多美好的阳光,你——哎,你为什么不望着它,你只要望它一眼,你的心都会被照亮、照透、照得发光的!”
我加高声音,想用热情冲击他,感召他。我还是认准这窗子能给他所需要的一切。
他却突然直着眼朝我叫起来:
“你为什么只瞧那里,不瞧别处?你瞧桌子!桌上的东西!瞧椅子!瞧暖瓶!暖瓶!瞧我!我的脸!瞧这屋里的一切……”
我不明白,他叫我瞧这些做什么?他疯了吗?他继续叫着:
“阳光?哪里呢?既然有光,那么影子呢?反光呢?在哪儿?哪怕一点点,你看呀!根本没有……没有!全是假的!”
他的神情,想笑又想哭。我反而放心了,他没疯,他现在最清醒,他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
“算了吧!朋友!”他说,“它骗了我们多么久!该……结……束……了。”他颓丧到极点。
阳光夺目的窗子,黑暗的屋子,这便是我看到的最逼真又最不可思议的景象。
他抬起手,把窗帘慢慢拉上。
这窗子本来是不存在的呵!
唉唉,这窗子!
大地震时,据说他这小屋正在地震带上。不管这说法科学不科学,塌了,他成了房顶和地面的“夹馅”。这是我在灯具厂做临时工时,另一个姓蔡的临时工告诉我的。这姓蔡的曾在轧钢三厂干过四年,常到仓库里领东西,认识看仓库的“俞眼镜”。他说这人不错,缺心眼儿,不琢磨人,只是有点儿神经,砸死之前的一年里,愈来愈不正常。下班时,叫另一个管仓库的稀里糊涂锁在库里,第二天上班才发现。他出来时,没有发火,还笑,脸冻得发青,腿脚全冻麻了。钢厂的仓库里没有遮身挡体的,没冻死他就算命大。听说,他父亲在运动初期寻了短,母亲改嫁给一个干部。父亲的污点便叫他一人担当,像一块黑记,挂在他脸上。他别无亲属,地震时屋里的东西被砸得粉粉碎。无论他对这世界,还是这世界对他,互无牵挂。他的尸体,是工厂去人弄出来火化的。丧葬费,连同他半个多月的工资,没人领,在账上销了。人间不动声色地打发掉他。
只剩下这窗子了,日晒雨洗,已然很淡,如模糊的梦境,但它毕竟还在。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反倒存在着。生活比人更会开玩笑。
我想,我们这些清理震后垃圾的工人中,肯定有人发现过这画在破墙上的窗户,肯定奇怪,却无人能解。世上的谜多的是,这一个算什么,哪有人费劲去猜?
唉唉,这窗子!
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
我惊醒。那穿花格衬衫的小子,已经把我身后的几堵墙推倒。透过腾起的烟尘,传来他的叫喊:
“你再不躲开,我连你一起推了!”
推!我恨不得尽快把它推倒,轧碎,铲平。我正要朝那小子喝道:“推呀,你还等什么?”忽然犹豫起来,我又希望它再多保留一会儿,哪怕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