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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卓乃丽（第2页）

“你可真爽直！”我说，“你认为我们没有头脑，不会思索，什么都不懂吗？”

“不，我的理由并非什么高深的道理。你们的脑袋里也不乏思维的成果，不乏见地，但你们办起事来就不依靠自己的大脑，而是依赖条文、成规，还有传统的概念。传统就是正统；正统就是天经地义、不可违背的。你们早已习惯成自然，从来就不去验证一下那些传统的概念是否合乎人情事理，而是硬要把生活扭曲了，装进那一个个固定不变的套子里去！”

“如果我个人认为你的话也不无道理呢？”我突然问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我说这句话时似乎有些冲动，是不是给这女人颇有些真知灼见的话打动了？

她听到我的问话，微微一怔，开始用一种郑重和认真的神情打量我，仿佛在分辨我是怎样一个人。刚才眼里射出的恼怒、昂愤、过激、咄咄逼人的光芒，好像水面上强烈的反光，一下子掠去了。只剩下一双幽幽深潭般的眼睛，陷在她凹进去的发黑的眼窝里，异常冷静，上边好似还罩着一层淡淡的寒雾。她慎重又好奇地注视着我。一瞬间，我明白地感到坐在我对面这年轻的女人有着沉重的心事。凡是性情乖僻的人，大都是由非凡的经历和特异的环境塑造成的；有如一件破损了的古物，其间必然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磨难……

我忽觉手指热辣辣的，原来烟卷已经烧到了根儿。我扔了烟头，重新点上一支烟，抽了两口，把话题转到更关键的地方：

“我们暂且不议论你的理由。我很想知道，你这些想法是早在同赵锁柱结婚之前就有了，还是以后才有的。”

她停顿一下，说：

“当然是以后。因为任何结论性的想法都产生在事情发生过后。”

“你与他结合之前难道不了解他？”

“不了解。”

“什么？你们没交过朋友？没谈过话？”

“几乎没有。不仅婚前，直到现在。七年吧！”

“为什么？你们吵过架？”

“不，从来没吵过架。有时我倒想和他吵吵架，因为我寂寞得难受。但偏偏他脾气很好。一句话可以对你讲明，我们没话可说。想想吧！如果让你和一个跟哑巴差不多、只知道下地干活的人共同生活一辈子，你受得了吗？”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你又不是被迫的！”

“不，我是被迫的。”她的声音低沉，口气却肯定。

这使我十分惊讶：

“谁强迫你的？”

“我。自己强迫自己。”她说。

她的话愈来愈使我惊奇莫解。如果单听她这句话，会以为她在故弄玄虚，但她的表情却告诉我，这句话后边隐藏着难言的沉重的内容。她一会儿埋下头去，好像有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后颈上，半天抬不起来，只能看见她蹙紧的眉头；过一会儿，她又仰起头来，绷紧嘴唇，眼里放出硬充强者那样狠巴巴的光来。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甩开缠绕在心上的痛苦的绳索。

“你为什么强迫自己？”我说，“我看得出，即使七八年前你也是个有主见的姑娘。是不是因为当时家庭、社会，或者你自己的处境所迫？我明白，有时外界的压力是不可能抗拒的，尤其是看不到希望时，只能屈从生活强加给你的……我说得对吗？”

显然我的话深进到她的心里，拨响了她心底的弦。每人心底都潜藏着一根弦，轻易触不到，长久默不作声，但一旦碰响了它，就会颤动不已地发出真正的心声……我留意到，她的眉毛轻轻地下意识地一扬一扬，嘴角时而微微**一下；她的一只手无意识地在床单上划来划去——这便是她内心翻腾的情绪流露在外的征兆了；她直怔怔望着我的目光也再没有一丝一毫的生硬、警惕和轻蔑的神气了。我感觉她好像要对我说什么更深一层的话了。

“是的。我可以告诉你当时的情况。因为我看得出，你不像你的同事——那个来找我几次的姓吕的——那么愚蠢。我嘛——唉，简单地说吧！从小就死了母亲，我是独生女，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是搞‘冷冻’设备的。首都体育馆的人造冰场就是我父亲参加设计的。那时的生活自然挺不错，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跟一场美梦差不多。紧接着的是比噩梦还可怕的现实。七一年，父亲因为叔叔的问题，受到牵连，给抓起来。我的家被抄了，家里的东西被我父亲单位里的一些人作为‘查抄物资’分得一干二净。我被赶进这间小屋，每月八块钱的生活费，那年我刚好高中毕业，学校和街道居委会天天来逼我下乡。我去找姑妈。她再三鼓动我下乡，大概她怕我沾上她。我姑父家的一个远亲在大榆树大队当会计。他们就通过这个会计把我送到乡下。这地方离城里不远，总比那些到天涯海角去安身的知青强。我还得感谢我那姑父和姑妈呢！哼！可是好事总与我无缘，倒霉的事却常常和我碰面。我在乡下干了一年多就得了肾盂肾炎，腰疼得直不起来，下不了地。生产队又没轻活，队上只要给我找点儿轻活就会招来别人的闲话——这些乡下的事你会比我更清楚。我回城来又找我姑妈。人的自私往往最可利用。她怕我沾上她，就会为我加倍地卖力气。他们办得可好，很快就给我找了一条出路——就是托我姑父那个当会计的远亲，在队里给我找一个丈夫！”

“赵锁柱吗？”

“对，我在队里生活这半年，常常见到这个人。比我大八岁，个子高一头，长得很壮实，浑身都是力气。但我除了看他在地里从早到黑不停地干活之外，不知他怎么生活的。我只听说他是条单身汉，二十岁死了爹娘，没有兄弟姐妹。由于他小时候摔过一跤，脑门留下一道疤，村里人说他破了相，一直说不上媳妇——我听说是他就答应嫁给他。”

“你们经人介绍后也没好好谈谈？”我插问。

“没什么好谈的。也没什么可谈的。我没有别的出路。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步，有条路，不管通不通，也得走下去。我那姑妈、姑父又再三劝我嫁给他。说他已经答应了，结了婚，不叫我下地。我的户口在农村，回不来，又有病……你要问我当时到底怎么想的，我也不好说。反正我总得活着吧！他要娶我，我肯嫁他，然后我往他家一住，就算成了亲，多么简单！”她说着，嘴角露出一丝讥讽的冷笑，好像讥笑自己。

“就这样嫁给他，你不觉得有些轻率？”

“那个时代，人的生命如草芥一般，别的事还谈得上什么轻率不轻率。别忘了，我是一个‘反革命子女’，他出身贫农，大概反而会有人认为他娶我才是轻率的呢！”她说到这里沉吟片刻，声音降了半度似的低沉下来，“你知道，我答应嫁给他的前一天，哭了整整一夜。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嫁给这样一个人，我曾经对生活美好的幻想、我的志向、我的追求，等等，一切全完了。只剩下一个四肢活动的躯体，跳动着的心脏，为了填饱肚子而每天张开三次的嘴巴。但现实是霸道的，它逼迫你抛开自己的一切去服从它。我那时毕竟年轻，简单，没办法，有软弱的一面，只好乖乖地服从了。因为这个男人能叫我活下来，除此我再没别的出路。

“我感激他可以用别的方式，难道必须像赎身那样跟随他一辈子？”

“你们在一起生活了七年，能说没感情吗？”

“人的感情是多种多样的。严格地说，虽然我们共同生活了七年，却不存在夫妻应有的那种感情。他不叫我下地干活，人很老实，能吃苦，是个好人。他养活了我和两个孩子；我呢？给他做做饭，缝棉衣，照看家里。这只能说我们之间互相照顾得很好，但这谈不上我喜欢他，更谈不上爱他，自然也谈不上我们之间存在着夫妻感情。因为我与他在精神上格格不入。我们只像两个星球一样，各按各的轨道运行，谁也不犯谁，但互相是沉默的，毫无共同的相通之处。我的全部精神生活，就是到城市里探亲时，找老同学借几本旧书带回去看看。一旦有了想法，只能把自己分作两个人，自己对自己谈。有时，在村里看电影回来，对他谈谈感受他也不懂。我要认真对他谈起来，他最多只会皱着眉头说两个字：‘啥呀！’他没上过学，会写的字超不过一百个。当然这并不能说他不好，没有文化并不是一个人的过错，但与我共同生活就不合适。或许他以为这种日子过得挺好，但我受不了！我以为，夫妻不合适，可以各择其路，为什么偏偏要硬凑在一起？像一根线拴两个蚂蚱，死了也拴得结结实实的。你那位姓吕的同事说我的离婚理由‘不能成其为理由’。我又惊奇，又气愤。我问他到底什么理由能‘成其为理由’？为什么夫妻一方没有生育能力就可以离婚？难道夫妻生活就是温饱加上养活孩子？”

她提到“孩子”，我禁不住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