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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卓乃丽（第1页）

一　卓乃丽

一块低沉沉的黑云飘到头上，随着湿润润的风，早春的细雨洒下来。我暗自庆幸，刚好找到她的家。

这是个临街的小门，单扇的；上边的油漆剥落殆尽，净是一条条长长的干裂的口子。毫不起眼的破门小户，难道她就在这儿？

我敲了两次门，每次三下，里边有响动，就是没人来开门。雨催逼着我快些叫开门，我刚刚举起弯曲的食指，忽然“哗啦”一声门开了，堵着门口站着一个形容消瘦的年轻女人，一张发黄却五官端正的面孔绷得像一块又平又硬的木板，还气哼哼的。莫非我的敲门声和猝然来访打扰了她？不，恐怕并非完全是这个缘故。因为她那双黑亮亮的大眼睛正在警觉而又严厉地上下打量着我。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不利于她的因素。可是我的行装再平常不过——一身普普通通的蓝布制服，旧布鞋，除去胳膊间夹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的公事包外，再没什么别的了。但她的目光就落在这公事包上，停了一瞬，然后仰起脸朝我，略带一些傲气，很生硬地说：“我不认识你。”这完全不是对一位陌生来客应该说的话。

“我却是找你来的！你是卓乃丽吧？”我很冷静，又很冷淡，以表示对她不礼貌态度的反感。

“什么事？”她依旧那样神气，并堵着门口，丝毫没有让我进屋去的意思。

雨沙沙地落在我的帽顶和双肩上，她居然这么不动声色地看着我挨淋，我有些恼怒了：“我是马鞍县人民法院的，为了你的离婚案特意来的！”假如我不是公职在身，而是私访，我会挖苦她两句然后掉头就走。

她听了我的话，脸上竟做出一副奇怪得有些滑稽的表情，说不清是嘲弄、是讥讽、是无可奈何，还是别的什么意思。然后一扭身往屋里走去，随口说了一句：“那就进来吧！”门口让开，我随她走了进去。

“坐吧！”她说，但并不说叫我坐在哪里，就去整理她**揉成一团的被子。我见屋中间一张小桌旁有把高背的旧椅子，就坐下了。她却干她的事，也不搭理我，好像屋里只她一个人。此时，我便感到自己对于要办的事已经不像来时那样乐观了。

昨天下午，县法院的副院长找我，交给我一个据说是“十分棘手”的事——一桩离婚案。而这桩事在我们县里像什么稀奇的新闻一样，早被闹得无人不知，自然也不止一次传进我的耳朵里。这事不归我管，我知道得并不多。只知道八年前赵家屯公社大榆树大队来了一个女知识青年，没过一年就嫁给本队一个名叫赵锁柱的光棍。大榆树大队还把这桩亲事当作“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典型事例报到县里。当时我正在县里当文书，这份材料经过我的手，好像还在哪个报上报道过。此后，我随县里的一些干部到赵家屯公社修了三个月的水渠，听人说那女知青和赵锁柱的日子过得蛮好，还养了一对双胞胎，都是小子。我没见过这两口子，还真有点儿想看看大城市里的姑娘和乡壤间长大的小伙子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但半年前，忽听说那女知青突然提出要同赵锁柱离婚，而且一开口就像板上钉钉子，敲得死死的。赵锁柱不同意，那女知青就硬撇下赵锁柱和两个儿子，只身回城去了，一去四个月，再也不回来。似乎不管赵锁柱干不干，就这么长久地分开了。人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那女知青，有的说赵锁柱，说好说坏，说是说非，什么脏话歹话都有。我向经办此案的老吕打听究竟，没料到老吕也说不清楚，看来他是赞成赵锁柱的。我问他为什么，他却说那女知青的道理听不明白，有些“词儿”也“古里古怪得弄不懂”，甚至“学说都学不上来”。并说自己肚子里墨水不多，对付不了那个“能说会道、胡搅蛮缠”的女知青。这个案子一直未得了结。谁想，昨天下午就落在我头上。副院长说我有口才，排难解纷最有办法，县法院里又唯有我一个大学毕业生，应付一个高中毕业的女知青绰绰有余。看来这事非我出头不可了。我答应下来，昨晚在心里做了一番安排：先得做些调查，按照法院对待离婚案的常规，除去情况特殊之外，一般是尽力说服双方言归于好，将要求离婚人的理由想方设法一一驳倒就是了。朋友不打不成交，夫妻不打不算好。世界上怎么会有解不开的疙瘩。何况同事们都说我一个舌头能顶上一个手指头呢！但我现在望着这年轻女人的背影，感觉像一扇锈死的大铁门，用寻常的力气是打不开的。

我点上一支烟，想使自己沉静下来，对这件将要着手的事摆出一副十分认真的架势，顺眼环视了这间小屋。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破旧、凌乱、简陋，除去两张单人小床和一个柜子，其余都是些破破烂烂、零七八碎的东西了。屋里有股浓浊湿涩的气味，也许是因为阴雨的天气里地面返潮？还是她刚刚起床不久，尚未开窗通风？那窗子也不过是个二尺多见方的小窗洞，装着铁栅，方向朝北，估计在晴天里阳光对于这间蹩脚的小屋也是吝啬的。屋里四角的东西看不清，杂乱地放在身旁小桌上的一堆书倒看得一清二楚。有海明威、罗曼·罗兰的小说，有卢梭的《忏悔录》，还有黑格尔的那本厚厚的《美学》，等等。有些书我上大学时读过，有些是不曾读过的，只知道那些著作家的赫赫大名。有人说，从一个人身边的书，可以找到通往他心底最绝妙的缝隙。但我顺着眼前这些艰涩难深、绝不是一般消闲解闷的书，便发觉这女人的心绝非浅薄，而是一口莫测的深井了。我还没同她谈话，仅仅是眼前这些书，这间小破屋，就把县里那些关于她“这女人在城里有外心”“她撇下丈夫孩子回城享清福去了”等似乎可信的议论，无声而悄悄地驳倒了。那么她——

“你有什么话就问吧——”卓乃丽的话打断我的思索。这时，见她已坐在归置齐整的床铺边上了。头发也像刚梳了几下，整齐些了。她的目光平静地直视着我。

不知为什么，我开头几句话显得不够老练，缺乏准备，甚至有点儿仓促而慌张——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你们的离婚问题……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这句话其实完全没必要问。于是我马上遭到她不客气的反问：

“你那公文包里没记着吗？”

但她这句话，她这不近人情的神态和能言善辩的嘴巴，却把我的能力、好强和自负都刺激起来了。刚刚身上那些拘束和困惑的感觉一扫而空，一股挺身应战似的兴奋劲儿使我精神百倍。我像诗人忽然来了灵感那样，一句单刀直入的话来到唇边，我把话锋直冲着她说：

“我这次来主要是弄清楚你提出离婚的理由。你以前提出的那些理由只对你自己讲得通，对第二个人——尤其是对赵锁柱就讲不通。因此也不容易被法院所准许。”

谁知我这几句话对她竟发生如此强烈的效力。她像给一根粗粗的针狠刺一下，登时霍地站起身来，脸涨得通红，但她没有对我大发雷霆，只是瞠目看着我。随后，她的表情变得相当高傲，那张发黄而端正的脸一歪，对我嘲笑地说：

“哼！你刚进来时，我冷淡了你，心里还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呢！现在我倒很相信自己的推测，你们全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我想问一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人懂得人需要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夫妻之间起码需要共同语言？难道你们的职责就是维系着一个个建立起来的家庭不破裂，而不去理会这个家庭的基础是痛苦还是幸福？你们嘴里的唾液就像黏合剂一样，只有把破裂的家庭黏合在一起才是你们的职能？可惜，我不是鸟儿，不是田鼠，不是低级动物。是人！人需要精神生活与感情生活，而且人的最高的生活权利，就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它和人的肉体一样不容侵犯。至于离婚，那是我个人的事，我不管我的理由别人懂不懂！”

噢，听了她这一番被激怒而倾述出来的话，我初步理解了她离婚的根由，并联想到这些话在原先经办此案的老吕的耳朵里当然是莫名其妙的。我想，下面的工作是进一步了解她的想法，而且我知道，对于这样一个性格的女子，必须故意站在她对方，刺激她多说，才能更深地了解她。

“你说离婚是你个人的事，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因为所谓‘离婚’，总有个对方，就是赵锁柱。对于法律来说，只有离婚双方同意，达成协议，才能被法律承认。如果赵锁柱不同意，我们不能强迫他。这一点是法律，也是常规，你总该明白吧？”

她听了，似乎冷静下来一些，咬了一下嘴唇轻轻说了一声：“明白。”随后，她再次又恼火又冲动，手一摆说，“他是无法理解我的离婚理由的。也许正因为这个，我更坚持离婚……我，我有自己的办法。如果法院不准我们离婚，我会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怎么做？”

“那是我的事。我有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

“难道你……”

“嘿！”她冷冷笑了一下说，“你放心，我不会轻生的。如果我有这个意思也不会对你表示出来的，那不是用‘死’来威胁政府机关了？再说，我爱生活，对生活充满信心，也很自信。我离婚也正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那么你想怎么做？！”

她瞅了我一眼，说：

“我永远不再回到赵锁柱那里去，一直在这儿待下去。”

“那你怎么生活？”

“我问你，什么是生活？生活驾驭人，还是人驾驭生活？如果有两种生活：一个是自由自在、依照自己的志趣安排每天的二十四小时；一个是整天跟毫无共同之处的所谓的‘爱人’吃饭、忙家务、睡觉，你选择哪种？”

“你……你这么下去，要到哪一天？”

“直到老，到死；或者社会进步了，人的一切受到应有的尊重；精神生活变得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们认识到它的价值，承认它在夫妻之间是第一位的；你们这些办理离婚案的人也都不是循规守旧的和事佬，我的状况或许会得到改变，但我不抱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