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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传004（第6页）

（136）　实在说来，这已非第一次。《高加索纪事》中的青年志愿兵、《塞瓦斯托波尔》中的军官、《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亲王与皮埃尔，都有过同样的幻觉。但托尔斯泰是那么热情，每次他发现神，他必以为是第一次而以前只是黑夜与虚无。在他的过去，他只看见阴影与羞耻。我们由于他的《日记》，比他自己更认识他的心灵的变化史。我们知道他的心即使在迷失惶惑时亦是含有深刻的宗教性的。而且，他亦承认，在《教义神学批判》的序文中，他写道：“神！神！我在不应当寻找的地方寻找真理。我知道我是在彷徨。我明知我的性欲是不好的，我却谄媚它；但我永不会忘记你！我永远感到你，即使在我迷失的时候。”——1878年至1879年间的狂乱只是一场比别次更剧烈的精神病，也许是因为连年所受的人口亡故的刺激与年龄增高的影响。这一次病变的唯一的特征，即神的显现并未在冥思出神的境界过去之后消散，托尔斯泰受着经验的教训，急急地“前进，只要他抓着光明的时候”，并在他的信心中归纳出整个的人生观。并非他从来不曾做过此种试验（我们记得他在大学生时代已有“人生的规律”这概念了），而是在50岁的年纪，热情去**他走入歧途的机会较少。

（138）　“我，是把真理放在**的单位中的我，觉得宗教把它所要产生的自己毁灭为可怪。”（见《忏悔录》）

（139）　“我确信教会的训条，理论上是一种有害的谎言，实用上是许多粗俗与妖魔的迷信，在这种情形之下，基督教主义的意义完全消灭了”（致神圣宗教会议答复，1901年4月17日）。参看《教会与国家》（1883年）。——托尔斯泰责备教会的最大的罪恶，是它和世间暂时的权力的联络。这是“强盗和谎骗者的联络”。

（140）　他年事愈高，愈相信人类史上自有宗教的统一性，愈相信基督和其他的圣贤——自释迦牟尼至康德——的平行性。他写道：“耶稣的主义，对于我只是上古最美的宗教思想，如埃及、犹太、印度、中国等各种思潮的一流。耶稣的两大原则：对于神的敬爱，即绝对的完满；对于同类的博爱，即一视同仁，毫无分别；这两项原则都曾为世界上古代的圣贤，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利乌斯，近代贤哲卢梭、帕斯卡尔、康德、爱默生等所共同宣扬的。”

（141）　托尔斯泰辩称他并不攻击真正的科学，因为它是虚心而认识界限的。

（142）　托尔斯泰在精神狂乱的时候，常常读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他在致费特书中曾经提及。

（143）　在1894年11月26日致某男爵书中，托尔斯泰亦言：“人所直接受之于神的，只有认识自己和接触世界的一种工具。这工具，便是理智，理智是从神来的。它不独是人类崇高的品性，且是认识真理的唯一的工具。”

（144）　见《托尔斯泰传》。

（145）　见《托尔斯泰传》。

（146）　这宗教思想必然是由好几个问题演化出来的，尤其是由于那涉及未来生活的概念。

（147）　见1901年5月1日巴黎《时报》所发表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论文。

（148）　“迄今为止，我一向在都市之外过生活……”（《我们应当做什么？》）

（149）　见前书。

（150）　对于那些“为自己而不为别人的苦行者”，托尔斯泰屡次表示反感。他把他们与骄傲而愚昧的革命家放在同一类型内，“他们自命要施善于人，可还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托尔斯泰说：“我以同样的爱情爱这两种人，但我亦以同样的憎恨恨他们的主义。唯一的主义是激发一种有恒的活动，支配一种适应心魂企望的生活，而努力筹思实现他人的幸福。基督的主义便是这样的，它既无宗教的安息情调，亦无那班革命家般徒唱高调不知真正的幸福为何物的情境。”

（151）　全集卷二十六。

（153）　见《我们应当做什么？》。

（154）　这第一部（前面的十五章）完全被俄国检查委员会删去。

（155）　“造成悲惨的主因是财富逐渐积聚在不生产的人手中，集中于大都会里。富人们群集在都市中以便享乐与自卫。穷人们到城里来仰他们的鼻息，拾他们的唾余以苟延生命。奇怪的是这些穷人中竟有许多是工人，并不去做易于挣钱的事情，如经商、垄断、行乞、舞弊，甚至抢劫。”

（156）　“罪恶的主因是产业。产业只是一项享受别人的工作的方法。”——托尔斯泰又言：产业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他人的东西。“男人把他的妻，子，奴仆，物，称为他的产业；但现实证明他的错误；他应当放弃，否则唯有自己痛苦而令人受苦。”托尔斯泰已预感到俄国的革命，他说：“三四年来，路人在谩骂我们，斥我们为懒虫。被压迫民众的愤恨与轻蔑天天在增长。”（见《我们应当做什么？》）

（157）　农民革命者邦达列夫曾愿这条律令成为全世界的律令。因此，托尔斯泰是受了他和另一个农人苏塔耶夫的影响：“我一生，在道德上受了两个俄国思想家的影响，他们使我的思想更为充实，为我解释了我自己的宇宙观：这两个人是农民苏塔耶夫与邦达列夫。”（见前书）在本书中，托尔斯泰描写苏塔耶夫的相貌，记有与他的谈话录。

（158）　1895年发行的《烟草与酒精》，又名《畸形的享乐》，俄罗斯原文中又注有：《为何人们会麻醉》。

（159）　《残忍的享乐》，印行于1895年，中分：肉食者，战争，行猎。

（160）　托尔斯泰克制他这件嗜好是费了不少苦心，因为行猎是他最心爱的一种消遣，这且是他的父亲遗传给他的。他不是感伤的人，他亦不见得对于兽类有何怜悯。他的眼睛简直不大注视这些畜类的——有时是那么富于表情的——眼睛。除了马，他具有一切贵族的癖好。实际上，他具有残忍的本能。他曾讲起他一棍打死了狼时，他感有一种特殊的快感。他的后悔的情操，发现得很晚。

（161）　1878年夏。

（162）　1878年11月18日。

（163）　1879年11月。

（164）　1881年10月5日。

（165）　1881年10月14日。

（166）　1882年3月。

（167）　1882年。

（168）　1884年10月23日。

（169）　“只有在男子们不依照真正的工作律令的社会里，才能产生这种所谓女权运动。没有一个正当工人的妻子会要求参与矿中或田间的工作。实际上，她们只要求参与富人阶级的幻想工作。”

（170）　这是《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最后几行。时间是1886年2月14日。

（171）　致友人书。

（173）　致卜龙斯基书（见比鲁科夫引述）。

（174）　1883年6月28日在布吉瓦尔地方所发的信。

（175）　俄文原版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