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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传004（第7页）

（176）　我们注意到在他责备托尔斯泰的文中，特·沃居埃不知不觉间也采用了托尔斯泰的语气，他说：“不论是有理无理，也许是为了责罚，我们才从上天受到这必须而美妙的缺点：思想……摈弃这十字架是一种亵渎的反叛。”（见《俄国小说论》，1886年）——可是托尔斯泰在1883年时写信给他的姑母说：“各人都应当负起他的十字架……我的，是思想的工作，坏的，骄傲的，充满着**。”

（177）　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人物。

（178）　见《我们应当做什么？》第三七八—三七九页。

（179）　他甚至要辩明痛苦——不但是个人的而且是别人的痛苦。“因为抚慰别人的创痛才是理**的要素。对于一个劳动者，他的工作的对象怎么会变为痛苦的对象？这仿佛如农夫说一块没有耕种的田于他是一桩痛苦一般。”

（180）　据1860年2月23日通信。——托尔斯泰所以不喜屠格涅夫的哀怨病态的艺术者以此。

（181）　这封信的日期是1887年10月4日，曾于1902年发表于巴黎《半月刊》上。

（182）　《艺术论》（译者按：依原文直译是《何谓艺术？》，今据国内已有译名）于1897年至1898年印行，但托尔斯泰筹思此书已有15年之久。

（183）　关于这点，我将在论及《克勒策奏鸣曲》时再行提及。

（184）　他的偏执自1886年更加厉害了。在《我们应当做什么？》一书中，他还不敢得罪贝多芬，也不敢得罪莎士比亚。他反而责备当代的艺术家敢指摘他们。“伽利略、莎士比亚、贝多芬的活动和雨果、瓦格纳们的绝无相似之处。正如圣徒们不承认与教皇有何共通性一般。”（见上述书）

（185）　那时他还想在第一幕未定前就走掉。“为我，问题是解决了，我更无疑惑。对于一个能想象出这些情景的作家没有什么可以期待。我们可以预言他所写的东西永远是坏的。”

（186）　大家知道，他为要在法国现代诗人作品中做一选择起见，曾发明这可惊的原则：“在每一部书中，抄录在第二十八页上的诗。”

（187）　《莎士比亚论》（1903年）——写作这部书的动机是由于埃内斯特·格罗斯比的一篇关于《莎士比亚与劳工阶级》的论文所引起的。

（188）　原文是：“第九交响曲不能联合一切人，只能联合一小部分，为它把他们和其余的人分离着的。”

（190）　李尔王的女儿，一个模范的孝女。

（191）　“《李尔王》是一出极坏、极潦草的戏剧，它只令人厌恶。”——《奥赛罗》比较博得托尔斯泰的好感，无疑是因为它和他那时代关于婚姻和忌妒的见解相合之故。“它固然是莎士比亚最不恶劣的作品，但亦只是一组夸大的言语的联合罢了。”哈姆莱特这人物毫无性格可言：“这是作者的一架留声器，它机械地缕述作者的思想。”至于《暴风雨》《辛白林》《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他只是为了它们的“拙劣”而提及。他认为莎士比亚的唯一的自然的人物，是福斯塔夫，“正因为在此，莎士比亚的冷酷与讥讽的言语和剧中人的虚荣、矫伪、堕落的性格相合之故”。可是托尔斯泰并不永远这么思想。在1860年至1870年，他很高兴读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其在他想编一部关于彼得一世的史剧的时代。在1869年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即把哈姆莱特作为他的模范与指导。他在提及他刚好完成的工作《战争与和平》之后，他说：“哈姆莱特与我将来的工作，这是小说家的诗意用于描绘性格。”

（192）　他把他的幻想之作亦列入“坏的艺术”中（见《艺术论》）。——他在批斥现代艺术时，也不把他自己所作的戏剧作为例外，他批评道“缺少未来戏剧所应作为基础的宗教观念”。

（193）　或更确切地说：“这是河流的方向。”

（194）　1873年，托尔斯泰写道：“你可以任意思想，但你作品中每个字，必须为一个把书籍从印刷所运出的推车夫也能懂得。在一种完全明白与质朴的文字中绝不会写出坏的东西。”

（195）　托尔斯泰自己做出例子。他的“读本四种”为全俄罗斯所有的小学校——不论是教内或教外的——采用。他的《通俗短篇》成为无数民众的读物。斯捷潘·阿尼金于1910年12月7日在日内瓦大学演讲《纪念托尔斯泰》词中有言：“在下层民众中，托尔斯泰的名字和‘书籍’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听到一个俄国乡人在图书馆中向管理员说：“给我一本好书，一本托尔斯泰式的！”（他的意思是要一部厚厚的书。）

（196）　这人类间友爱的联合，对于托尔斯泰还不是人类活动的终极；他的不知足的心魂使他怀着超过爱的一种渺茫的理想，他说：“也许有一天科学将发现一种更高的艺术理想，由艺术来加以实现。”

（198）　《克勒策奏鸣曲》《黑暗的力量》。

（199）　见1901年8月29日巴黎《时报》。

（200）　他的友人德鲁日宁于1856年时对他说：“在文学的风格上，你是极不雕琢的，有时如一个革新者，有时知一个大诗人，有时好似一个军官写给他的同伴的信。你用了爱情所写的是美妙无比。只要你稍为变得淡漠，你的作风立刻模糊了，甚至可怕。”

（201）　见《生活与作品》。1879年夏天，托尔斯泰与农人交往甚密，斯特拉科夫告诉我们，除了宗教之外，“他对于言语极感兴趣。他开始明白地感到平民言语的美，每天，他发现新字，每天，他更蔑视文言的言语”。

（202）　在他读书札记中（1860—1870年），托尔斯泰记着：“bylines故事……极大的印象。”

（203）　见《二老人》（1885年）。

（204）　见《爱与上帝永远一致》（1885年）。

（205）　见《人靠了什么生活？》（1881年）；《三老人》（1884年）；《义子》（1886年）。

（206）　这篇故事又名《一个人需要许多土地吗？》（1886年）。

（207）　见《熊熊之火不复熄》（1885年）。

（208）　见《大蜡烛》（1885年）；《蠢货伊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