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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传（第2页）

“你知道我为何爱你甚于他人，”涅赫留多夫和他说，“你具有一种可惊的少有的品性：坦白。”

“是的，我老是说出我自己也要害羞的事情。”（25）

在他最**的时候，他亦以犀利的明察的目光批判。

“我完全如畜类一般地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堕落了。”

用着分析法，他仔仔细细记出他的错误的原因：

“一、犹疑不定或缺乏魄力；——二、自欺；——三、操切；——四、无谓的羞惭；——五、心绪恶劣；——六、迷惘；——七、模仿性；——八、浮躁；——九、不加考虑。”

即是这种独立不羁的判断，在大学生时代，他已应用于批评社会法统与知识的迷信。他瞧不起大学教育，不愿做正当的历史研究，为了思想的狂妄被学校处罚。这时代，他发现了卢梭，《忏悔录》《爱弥儿》。对于他，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我向他顶礼。我把他的肖像悬在颈下如圣像一般。”（26）

他最初的几篇哲学论文便是关于卢梭的诠释（一八四六—一八四七）。

然而，对于大学和“体面人”都厌倦了，他重新回来住在他的田园中，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故乡（一八四七—一八五一）；他和民众重新有了接触，他借口要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的慈善家和教育家。他在这时期的经验在他最初几部作品中便有叙述，如《一个绅士的早晨》（一八五二），一篇优异的小说，其中的主人翁便是他最爱用的托名：涅赫留多夫亲王（27）。

涅赫留多夫二十岁。他放弃了大学去为农民服务。一年以来他干着为农民谋福利的工作；这次，去访问一个乡村，他遭受了似嘲似讽的淡漠，牢不可破的猜疑、因袭、浑噩、下流、无良等。他一切的努力都是枉费。回去时他心灰意懒，他想起他一年以前的幻梦，想起他的宽宏的热情，想起他当年的理想，“爱与善是幸福，亦是真理，世界上唯一可能的幸福与真理”。他觉得自己是战败了。他羞愧而且厌倦了。

“坐在钢琴前面，他的手无意识地按着键盘。奏出一个和音，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他开始弹奏。和音并不完全是正则的；往往它们平凡到庸俗的程度，丝毫表现不出音乐天才；但他在其中感到一种不能确定的、悲哀的乐趣。每当和音变化时，他的心跳动着，等待着新的音符来临，他以幻想来补足一切缺陷。他听到合唱，听到乐队……而他的主要乐趣便是由于幻想的被迫的活动，这些活动显示给他最多变的关于过去与未来的形象与情景，无关联的，但是十分明晰……”

他重复看到刚才和他谈话的农人，下流的、猜疑的、说谎的、懒的、顽固的；但此刻他所看到的他们，只是他们的好的地方而不是坏处了；他以爱的直觉透入他们的心；在此，他窥到他们对于压迫他们的命运所取的忍耐与退让的态度，他们对于一切褊枉的宽恕，他们对于家庭的热情，和他们对于过去具有因袭的与虔敬的忠诚之原因。他唤引起他们劳作的日子，疲乏的，可是健全的……

“这样真美，”他喃喃地说……“我为何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呢？”（28）

整个的托尔斯泰已包藏在第一篇短篇小说（29）的主人翁中：在他的明确而持久的视觉中，他用一种毫无缺陷的现实主义来观察人物；但他闭上眼睛时，他重又沉入他的幻梦，沉入他对于人类中的爱情中去了。

但一八五〇年前后的托尔斯泰并没如涅赫留多夫那般忍耐。亚斯纳亚令他失望，他对于民众亦如对于优秀阶级一样地厌倦了；他的职分使他觉得沉重，他不复能维持下去。此外，他的债权人紧逼着他。一八五一年，他避往高加索，遁入军队中，在已经当了军官的他的哥哥尼古拉那里。

他一到群山环绕的清明的境域立刻恢复了，他重新觅得了上帝：

“昨夜（30），我差不多没有睡觉……我向神祈祷。我无法描写在祈祷时所感到的情操的甘美。我先背诵惯例的祷文，以后我又祈祷了长久。我愿欲什么十分伟大的，十分美丽的东西……什么？我不能说。我欲把我和‘神’融合为一，我请求他原谅我的过失……可是不，我不请求这个，我感到，既然他赐予我这最幸福的时间，他必已原谅我了。我请求，而同时我觉得我无所请求，亦不能且不知请求。我感谢了他，不是用言语，亦不是在思想上……仅仅一小时之后，我又听到罪恶的声音。我在梦着光荣与女人的时候睡着了，这比我更强力。不打紧！我感谢神使我有这一刻看到我的渺小与伟大的时间。我欲祈祷，但我不知祈祷；我欲彻悟，但我不敢。我完全奉献给你的意志！”（31）

肉情并未战败（它从没有被战败），情欲与神的争斗秘密地在心中进展。在《日记》中，托尔斯泰记述三个侵蚀他的魔鬼：

一、赌博欲可能战胜的。

二、肉欲极难战胜的。

三、虚荣欲是一切中最可怕的。

在他梦想着要献给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时候，肉欲或轻浮的思想同时占据着他：某个高加索妇人的形象使他迷恋，或是“他的左面的胡须比右面的竖得高时会使他悲哀”（32）。——“不妨！”神在这里，他再也不离开他了。即是斗争的骚乱也含有繁荣之机，一切的生命力都受着激励了。

“我想我当初要到高加索旅行的轻佻的思念，实在是至高的主宰给我的感应。神灵的手指点着我，我不息地感谢他。我觉得在此我变得好了一些，而我确信我一切可能的遭遇对于我只会是福利，既然是神自己的意志要如此……”（33）

这是大地向春天唱它感谢神恩的歌。它布满了花朵。一切都好，一切都美。一八五二年，托尔斯泰的天才吐出它初期的花苞：《童年时代》《一个绅士的早晨》《侵略》《少年时代》；他感谢使他繁荣的上帝（34）。

《我的童年的历史》于一八五一年秋在蒂弗里斯开始，一八五二年七月二日在高加索皮亚季戈尔斯克完成。这是很奇怪的：在使他陶醉的自然界中，在簇新的生活里，在战争的惊心动魄的危险中，在一意要发现为他所从未认识的热情的世界时，托尔斯泰居然会在这第一部作品中追寻他过去生活的回忆。但当他写《童年时代》时，他正病着，军队中的服务中止了；在长期休养的闲暇中，又是孤独又是痛苦，正有感伤的倾向，过去的回忆便在他温柔的眼前展现了（35）。最近几年的颓废生活，使他感到筋疲力尽般的紧张之后，去重温“无邪的、诗意的、快乐的、美妙的时期”的幼年生活，追寻“温良的、善感的、富于情爱的童心”，于他自另有一番甜蜜的滋味。而且充满了青春的热情，怀着无穷尽的计划，他的循环式的诗情与幻想，难得采用一个孤独的题材，他的长篇小说，实在不过是他从不能实现的巨大的历史的一小系罢了（36）；这时节，托尔斯泰把他的《童年时代》只当作《一生四部曲》的首章，它原应将他的高加索生活也包括在内，以由自然而获得神的启示一节为终结的。

以后，托尔斯泰对于这部助他成名的著作《童年时代》，表示十分严酷的态度。

——“这是糟透了，”他和比鲁科夫说，“这部书缺少文学的诚实！……其中简直没有什么可取。”

但只有他一个人抱有这种见解。本书的原稿，不写作者的名字，寄给俄罗斯的有名的大杂志《现代人》，立刻被发表了（一八五二年九月六日），而且获得普遍的成功，为欧罗巴全部的读者所一致确认的。然而，虽然其中含有魅人的诗意、细腻的笔致、精微的情感，我们很可懂得以后它会使托尔斯泰憎厌。

它使他憎厌的理由正是使别人爱好的理由。我们的确应当说：除了若干地方人物的记载与极少数的篇幅中含有宗教情操，与感情的现实意味（37）足以动人之外，托尔斯泰的个性在此表露得极少。书中笼罩着一种温柔的感伤情调，为以后的托尔斯泰所表示反感，而在别的小说中所摒除的。这感伤情调，我们是熟识的，我们熟识这些幽默和热泪；它们是从狄更斯那里来的。在他八十一年的最爱的读物中，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说过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巨大的影响”。他在高加索时还在重新浏览这部小说。

他自己所说的还有两种影响：斯特恩（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与特普费尔。“我那时，”他说，“受着他们的感应。”（38）

谁会想到《日内瓦短篇》竟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第一个模型呢？可是一经知道，便不难在《童年时代》中找到它们热情而狡猾的纯朴移植在一个更为贵族的天性中的痕迹。

因此，托尔斯泰在初期，对于群众已是一个曾经相识的面目。但他的个性不久便开始肯定了。不及《童年时代》那么纯粹那么完美的《少年时代》（一八五三），指示出一种更特殊的心理，对于自然的强烈的情操，一颗为狄更斯与特普费尔所没有的苦闷的心魂。《一个绅士的早晨》（一八五二年十月）（39）中，托尔斯泰的性格，观察的大胆的真诚，对于爱的信心，都显得明白地形成了。这短篇小说中，他所描绘的若干农人的出色的肖像已是《民间故事》中最美的描写的发端；例如他的《养蜂老人》（40）在此已可窥见它的轮廓：在桦树下的矮小的老人，张开着手，眼睛望着上面，光秃的头在太阳中发光，成群的蜜蜂在他周围飞舞，不刺他而在他头顶上环成一座冠冕……

但这时期的代表作是直接灌注着他当时的情感之作，如《高加索纪事》。其中第一篇《侵略》（完成于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中壮丽的景色，尤足动人：在一条河流旁边，在万山丛中的日出；以强烈生动的笔致写出阴影与声音的夜景；而晚上，当积雪的山峰在紫色的雾氛中消失的时候，士兵的美丽的歌声在透明的空气中飘**，《战争与和平》中的好几个典型人物在此已在尝试着生活了：如赫洛波夫大尉那个真正的英雄，他的打仗，绝非为了他个人的高兴而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是“那些朴实的、镇静的，令人欢喜用眼睛直望着他的俄罗斯人物”中之一员。笨拙的、有些可笑的、从不理会他的周围的一切，在战事中，当大家都改变时，他一个人却不改变；“他，完全如人家一直所见的那样：同样镇静的动作，同样平稳的声调，在天真而阴郁的脸上亦是同样质朴的表情”。在他旁边，一个中尉，扮演着莱蒙托夫的主人翁，他的本性是善良的，却装作似乎粗野蛮横。还有那可怜的少尉，在第一仗上高兴得不得了，可爱又可笑的、准备抱着每个人的颈项亲吻的小家伙，愚蠢地死于非命，如彼佳·罗斯托夫。在这些景色中，显露出托尔斯泰的面目，冷静地观察着而不参与他的同伴们的思想；他已经发出非难战争的呼声：

“在这如此美丽的世界上，在这广大无垠、星辰密布的天空之下，人们难道不能安适地生活吗？在此他们怎能保留着恶毒、仇恨和毁灭同类的情操？人类心中一切恶的成分，一经和自然接触便应消灭，因为自然是美与善的最直接的表现。”（41）

在这时期观察所得的别的高加索纪事，到了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间才写成，例如《伐木》（42），一种准确的写实手法，稍嫌冷峻，但充满了关于俄罗斯军人心理的奇特的记载——这是预示未来的记录；一八五六年又写成《在别动队中和一个莫斯科的熟人的相遇》（43），描写一个失意的上流人物，变成一个放浪的下级军官，怯懦、酗酒、说谎，他甚至不能如他所轻视的士兵一般，具有被杀的意念，他们中最渺小的也要胜过他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