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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第1页）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在本书最初几版刊行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度量托尔斯泰的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种子还埋在泥土中。应当等待夏天。

今日，秋收已毕。从托尔斯泰身上长出整个的支裔。他的言语见诸行动。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先驱者圣约翰之后，接踵而来的有印度的救主——圣雄甘地。

人类史上毕竟不乏令人叹赏的事迹，伟大的思想努力虽然表面上是归于消灭了，但它的元素毫未丧失，而种种回响与反应的推移形成了一条长流不尽的潮流，灌溉土地使其肥沃。

一八四七年，年轻的托尔斯泰十九岁，卧病在卡赞医院，邻近的病**，有一个喇嘛僧，面部被强盗刺伤很重，托尔斯泰从他那里第一次获得无抵抗主义的启示，为他将来在一生最后的三十年中奉为圭臬，锲而不舍的。

六十二年之后，一九〇九年，年轻的印度人甘地，从垂死的托尔斯泰手中受到这圣洁的光明，为俄罗斯的老使徒把他的爱情与痛苦来培养成的；他把这光明放出鲜明的火焰，照射着印度：它的万丈光芒更遍映于全球各部。

但在涉及甘地与托尔斯泰关系以前，我们愿将托尔斯泰与亚洲的关系大体上说一个梗概；没有这篇论文，一部《托尔斯泰传》在今日将成为残缺之作。因为托尔斯泰对于欧洲的行动，也许在历史上将较对于亚洲的行动更为重要。他是第一个思想上的“大道”，自东至西，结合古老的大陆上的一切的分子。如今，东西两方的巡礼者，都在这“大道”上来来往往。

此刻我们已具有一切为认识本题所必需的方法：因为托尔斯泰的虔诚的信徒，保尔·比鲁科夫把所有的材料都搜集在《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中（1）。

东方永远吸引着他。极年轻的时候，在卡赞当大学生，他便选了东方语言科中的阿拉伯—土耳其语言组。……一八七〇年后，在他所编的《初级学校读本》中，发现不少阿拉伯与印度的童话。他患着宗教苦闷时，《圣经》已不能满足他；他开始参考东方的宗教。他对于此方面的书籍浏览极多（2）。不久，他即有把他的读物介绍给欧洲的思念，《圣贤思想》集便是这个思想的结晶，其中包括《圣经》、佛、老子、克里希纳的言论。他早就相信人类一切的宗教都建筑于同一个单位之上。

但他所寻求的，尤其是和亚洲人士的直接的关系。在他一生最后十年中，亚斯纳亚与东方各国间的通信是非常密切的。

在亚洲各国中，他感到在思想上与他最接近的是中国。但中国思想最少表白出来。一八八四年时，他已研究孔子与老子；后者尤为他在古代圣贤中所最爱戴（3）。但托尔斯泰一直要等一九〇五年方能和老子的国人交换第一次通信，而且似乎他的中国通信者只有两人。当然他们都是出众的人物。一个是学者TsienHuang-t’ung（4），另一个是大文豪辜鸿铭，他的名字在欧洲是很熟知的（5），北京大学教授，革命后亡命日本。

在他与这两位中国的优秀之士的通信中，尤其在他致辜鸿铭的长信中，托尔斯泰表示他对于中华民族所感到的爱恋与钦佩。近年来，中国人以高贵的温厚态度去忍受欧洲各国对他们所施的暴行的事实尤其加强了托尔斯泰的情操。他鼓励中国坚持它的这种清明的忍耐，预言它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割让给俄国的旅顺这一个例子（这件事情使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付了极大的代价），肯定了德国之于胶州湾，英国之于威海卫，必将归于同样的结局。那些盗贼终于要在他们中间互盗。——但当托尔斯泰知道不久以来，暴力与战争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亦觉醒起来时，不禁表示惶虑，他坚求他们要抗拒这种思想。如果他们亦为这种传染病征服了，那么必将临着空前的大劫，不独是在“西方最狂野最愚昧的代表者德皇”所恐怖的黄祸这意义上，而尤在人类至高的福利这观点上。因为，古老的中国一旦消灭之后，它的真正的、大众的、和平的、勤勉的、实用的智慧，本应当从中国渐渐地展布到全人类的智慧，必将随之俱灭。托尔斯泰相信必有一日，人类生活将完全改变；而他深信在这递嬗中，中国将在东方各民族之首，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亚洲的任务在于向世界上其余的人类指示一条导向真正的自由的大路，这条路，托尔斯泰说即是“道”。他尤其希望中国不要依了西方的方案与榜样而改革——即不要把立宪制度代替它的君主政治，不要建设国家军队与大工业！它得把欧洲作为前车之鉴，那种地狱一般残酷的现状，那些可怜的无产者，那种阶级斗争，无穷尽的军备竞争，他们的殖民地侵夺政策——整个文明的破产，欧洲是一个先例——是的！——是不应当做的事情的先例。固然中国不能长此保持它的现状，受各种暴行的侵犯，它只有一条路应当走：便是对于它的政府与一切政府的绝对的无抵抗。它只要无动于衷地继续耕它的田，只服从神的律令！亚洲将在这四万万人的英雄的清明的无抵抗面前降服。在田野中平和地工作，依了中国的三教行事：儒家，教人摆脱暴力；道教，教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教，则是牺牲与爱：人生的智慧与幸福的秘密尽于此矣。

在托尔斯泰的忠告之后，我们试观今日中国所做的事；第一他的博学的通信者，辜鸿铭，似乎并未如何领悟：因为他的传统主义是很狭隘的，他所提出的补救现代世界狂热的万能药，只是对于由过去造成的法统，加以绝对忠诚的拥护（6）。——但我们不应当以表面的波涛来判断无边的大海。虽然那些旋起旋灭的党争与革命，不能令人想到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中国圣贤的数千年的传统如何一致，然而谁能说中华民族竟不是与托尔斯泰的思想十分接近呢？

日本人，由于他的热狂的生命力，由于他对于世界上一切新事物的饥渴的好奇心，和中国人正相反，他是在全亚洲和托尔斯泰发生关系最早的民族（约于一八九〇年）。托尔斯泰对之却取着猜疑的态度，他提防他们的国家主义与好战天性的执着，尤其猜疑他们那么柔顺地容纳欧洲文明，而且立刻学全了这种文明的害处。我们不能说他的猜疑全无根据：因为他和他们的相当密切的通信使他遭了好几次暗算。如年轻的Jokai，Didaitschoo-lu日报主笔，自称为他的信徒，同时又自命为把他的主义与爱国情操联合一致的折中派，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竟公然指摘托尔斯泰。更令人失望的是那个青年田村，最初读了托尔斯泰的一篇关于日俄战争的文字（7），而感动得落泪，全身颤抖着，大声疾呼地喊说“托尔斯泰是今世唯一的先知者”，几星期之后，当日本海军在对马岛击破了俄国舰队时，一下子卷入爱国狂的旋涡，终于写了一部攻击托尔斯泰的无聊的书。

更为坚实更为真诚的——但与托氏真正的思想距离很远的——是这些日本的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的，英雄的奋斗者（8），一九〇四年九月致书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复书中感谢他们的盛意，但表示他痛恶战争，同时亦痛恶社会主义。这复信的内容，我在前文中已引述过一段。

可是无论如何，托尔斯泰的精神已深入日本，把它彻底垦殖了。一九〇八年，正值他八秩诞辰，他的俄国友人向全世界托尔斯泰的朋友征文，预备印行一部纪念册，加藤寄去一篇颇有意义的论文，指明托尔斯泰给予日本的影响。他的宗教作品，大部分在日本都有译本；这些作品据加藤说在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三年间，产生了一种精神革命，不独日本的基督徒为然，即使是日本的佛教徒亦莫不如此；且由此发生了佛教刷新的运动。宗教素来是一种已成法统，是外界的律令。那时起它才具有内心的性质。“宗教意识”从此成为一个时髦名词。当然，这“自我”的觉醒并非全无危险的。它在许多情形中可以引人到达和牺牲与博爱精神全然相反的终局——如引人于自私的享乐，麻木，绝望，甚至自杀：这易于震动的民族，在他热情的狂乱之中，往往把一切主义推之极端。但在西京附近，好几个托尔斯泰研究者的团体，竟这样地形成了，他们耕田度日，并宣扬博爱的教义（9）。以一般情形而言，可说日本的心灵生活，一部分深深地受托尔斯泰的人格的感应。即在今日，日本还有一个“托尔斯泰社”发行一种每期七十面的颇有意义而浸**甚深的月刊（10）。

这些日本信徒中最可爱的模范，是年轻的德富健次郎，他亦参加一九〇八年的祝寿文集，一九〇六年年初，他自东京写了一封热烈的信致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立刻答复了他。但德富健次郎等不得收到复信，便搭了最近期出口的船去访他。他不懂一句俄文，连英文也懂得极少。七月中他到了亚斯纳亚，住了五天，托尔斯泰以父辈的慈爱接待他，他回到日本，这一星期的回忆与老人的光辉四射的微笑，使他终身不能忘怀。

他在一九〇八年的祝寿文中提起此事，他的单纯洁白的心倾诉着：

“在别后七百三十日与距离一万里的雾氛中间，我还依稀看到他的微笑。”

“现在我和妻和犬生活在小小的乡间，在一座简陋的房屋中。我种着蔬菜，刈着滋生不已的败草。我的精力与我的光阴完全消磨在刈草、刈草、刈草……也许这是我的思想的本质使然，也许是这困阢的时代使然。但我很幸福……只是个人在这情境中只能提笔弄文，亦是太可怜了！……”

这个日本青年，在他的卑微、纯朴、幸福的生活状态上，在他的人生的智慧与勤劳的工作上，较诸参与祝寿文集的一切托氏的信徒都更能实现托氏的理想，而触及托氏的内心（11）。

……

这确是在印度出现了托尔斯泰所预告的活动的人格。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印度是在完全警醒的状态中。除了一部分博学之士——他们是不以向大众传布他们的学问为急务的，他们只醉心于他们的语言学中，自以为与众隔绝（12），以外，欧洲尚未认识这种状态，它亦毫没想到在一八三〇年发端的印度民族心魂在一九〇〇年竟有如此庄严伟大的开展。这是一切在精神领域中突然发生的繁荣。在艺术上，科学上，思想上，无处不显出这灿烂的光华。只要一个泰戈尔的名字，便在他的光荣的星座下，照耀着全世界。差不多在同时，吠檀多派教义受过雅利安社（一八七五）达耶难陀·婆罗室伐底辈的改革，盖沙布·钱德尔·森并把梵社作为一种社会改革的工具，借为调和基督教思想与东方思想的出发点。但印度的宗教界上，尤其照耀着两颗光芒万丈的巨星，突然显现的——或如印度的说法，是隔了数世纪而重新显现的——两件思想界的奇迹：一个是罗摩克里希纳（一八三六—一八八六），在他的热爱中抓住了一切神明的形体，一个是他的信徒辨喜（一八六三—一九〇二），比他的宗师尤为强毅，对于他的疲惫已久的民众唤醒了那个行动的神，Gita的神。

托尔斯泰的广博的知识自然知道他们。他读过达耶难陀的论文。一八九六年始，他已醉心辨喜的作品，体味罗摩克里希纳的语录。辨喜于一九〇〇年漫游欧洲的时候没有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真是人类的大不幸。作者对于这两个欧亚二洲的伟大的宗教心魂没有尽联合之责，认为是一件无可补赎的憾事。

如印度的斯瓦米一样，托尔斯泰受过“爱之主”克利希纳的熏陶，且在印度不少人敬礼他如同一个“圣者”，如一个再生的古哲人。《新改革》杂志的经理戈帕尔·切蒂在印度是一个崇奉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他在一九〇八年的祝寿文集中把托氏和出家的王子释迦牟尼相比；且说如果托尔斯泰生于印度，他定能被视为一个Avatara（毗湿奴的化身），一个Purusha（宇宙心魂的化身），一个斯里一克里希纳。

但是历史的无可移易的潮流已把托尔斯泰从苦修士对于神的梦想中转移到辨喜，或甘地的伟大的行动中了。

命运的奇特迂回！第一个导引托尔斯泰到这方面去，而以后又成为印度圣雄的左右手的人，这时候当和去大马士革以前的圣保罗一般，是反对托氏思想最猛烈的一员，他是达斯（13），我们能否假想是托尔斯泰的呼声，把他引入他的真正的使命？——一九〇八年终，达斯处在革命的立场上。他写信给托尔斯泰，毫不隐蔽他的强项的信心；他公然指摘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可是他向他要求为他的报纸《自由印度斯坦》做同情的表示。托尔斯泰答了一封长信给他，差不多是一篇论文，在《致一个印度人书》（一九〇八年二月十四日）的题目下，散布于全世界。他坚决地宣传他的无抵抗主义与博爱主义，每一部分都引用克里希纳的言论作为他的论证。他对于科学的新迷信和对于古代的宗教迷信同样痛加抨击。他责备印度人，不应当否认他古代的智慧而去承袭西方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