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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传005（第2页）

（243）　关于土地国有问题，参看《大罪恶》（1905年印行）。

（244）　勒鲁瓦·博利厄说他是“纯粹的莫斯科土著，斯拉夫血统的伟大的俄国人，芬兰的混血种，在体格上，他是更近于平民而较远于贵族”（见1910年12月15日法国《两球杂志》）。

（245）　1857年。

（246）　1862年。

（247）　见《世界之末日》（1905年）。托尔斯泰在致美国某日报的电报中有言：“各个省议会的活动，其目的在于限制专制政府的威权，建立一个代议政府。不论他们成功与否，它必然的结果，将使社会真正的改进益为迟缓。政治的**，令人感到以外表的方法所做的改进工作是可怕的，把真正的进步反而停止了，这是我们可以根据一切立宪国家而断定的，如法国，英国，美国。”在答复一位请他加入平民教育推进委员会的妇人的信中，托尔斯泰对于自由党人尚有其他的指摘：他们永远做着欺诈的勾当；他们因了害怕而为独裁政制的共谋犯，他们的参政使政府获得道德上的权威，使他们习于妥协，被政府作为工具。亚历山大二世曾言一切自由党人是为了名誉而卖身，如果不是为了金钱。亚历山大三世曾经毫无危险地销毁他的父亲的自由主义的事业；自由主义者互相耳语说这使他们不快，但他们仍旧参与司法，为国家服务，为舆论效力；在舆论方面，他们对于一切可以隐喻的事物作种种隐喻；但对于禁止谈论的事情便谨守缄默，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人们命令他们发表的文字。在尼古拉二世治下，他们亦是如此。“当这青年的君主一无所知，什么也不懂，无耻而冒昧地回答人民代表时，自由主义者会不会抗议？绝对不……从种种方面，人们向这年轻的帝皇表示卑鄙无耻的谄媚与恭维。”

（248）　见《战争与革命》。

（249）　这类人物的典型，在《复活》中有诺沃德沃罗夫，那个革命煽动者，极度的虚荣与自私窒塞了他的智慧。绝无想象，毫无怀疑。在他后面，跟随着一个由工人转变成的革命家马尔克尔，他的要革命是为了受人压迫，心存报复，他崇拜科学，但他根本不知何谓科学，他盲目地反对教会。在《又是三个死者》或《神与人》中，还有若干新革命青年的典型。

（250）　1904年终，致日本人阿部畏三书。参看《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251）　见捷涅罗莫著《托尔斯泰名言录》（社会主义章）。

（252）　见捷涅罗莫著《托尔斯泰名言录》（社会主义章）。

（253）　托尔斯泰与保尔·布瓦耶谈话（见1902年12月4日巴黎《时报》）。

（254）　见《世界之末日》。

（255）　1865年始，托尔斯泰已有关于社会大混乱的预告的言语：“产业便是窃盗，这真理，只要世界上有人类存在，将比英国宪法更为真确……俄国在历史上的使命是要使世界具有土地社会公有的概念。俄国的革命只能以此原则为根据。它将不是反对帝王反对专制政治，而是反对土地私有。”

（256）　“最残忍的奴隶制度是令人没有土地。因为一个主人的奴隶是做一个人的奴隶；但没有土地权的人却是众人的奴隶。”（见《世界之末日》第七章）

（257）　那时代，俄罗斯的确处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即令托尔斯泰把俄国的特殊情形认为是欧洲全部的情形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我们可不能惊异他对于就近所见的痛苦具有特别的敏感——在《大罪恶》中，有一段他和乡人的谈话，描写那些人缺乏面包，因为他们没有土地，而他们心中都在期望能重新获得土地。俄罗斯的农民在全部人口中占有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托尔斯泰说在大地主制度之下，千万的人都闹着饥荒。当人们和他谈起补救这些惨状问题，言论自由问题，政教分离问题，甚至8小时工作制等时，他便嘲笑他们：“一切装作在到处探寻拯救大众疾苦的方法的人令人想起舞台的情况，当全部观众看见一个演员隐藏着的时候，配角的演员也同样清楚地看到的同伴，却装作完全不看见，而努力想转移大家的注意。”除了把土地还给耕种的人以外更无别的挽救方法。为解决这土地问题起见，托尔斯泰赞成亨利·乔治的主张，实行征收地价税，而废除一切杂税。这是托氏的经济的圣经，他永远提及它，甚至在他的作品中，有时采用乔治整句的文字。

（258）　“无抵抗主义是最重要的原则。徒有互助而不知无抵抗是永远没有结果的。”（见《世界之末日》）

（259）　在1900年他致友人书中，他怨人家误会他的无抵抗主义。他说：人家把“勿以怨报怨”和“勿抵抗加在你身上的恶”相混。后者的意思是对于身受的恶处以无关心的态度……“实在是：抵抗罪恶是基督教义的唯一的目的，而不抵抗罪恶是对于罪恶最有力量的斗争。”关于这一点，人们很可以把它和甘地的主义相比，——这亦是为了爱、为了牺牲而抵抗！这亦是心魂的勇武刚毅，和淡漠的无关心是完全相反的。只是甘地更增强了英雄的力量罢了。

（260）　见《世界之末日》。

（261）　托尔斯泰曾描绘了两个“盲从者”的典型：一个在《复活》的终端，另一个在《又是三个死者》中间。

（262）　在托尔斯泰指摘各省议会的**以后，高尔基表示大不满意，写道：“这个人变成他的思想的奴隶了。长久以来，他已离开了俄罗斯的现实生活而听不见民众的呼声了。他所处的地位已超临俄罗斯太远。”

（263）　对于他，不受到官厅的虐待是一种剧烈的痛苦。他渴望殉道，但政府很乖，不肯使他满足。“在我周围，人们凌虐我的朋友，却不及于我，虽然我是唯一可算作有害的人。显然是因为我还不值得加以凌虐，我真为此觉得羞耻。”（1892年5月16日致捷涅罗莫书）“我处在自由的境地中真是难堪。”（1894年6月1日致捷涅罗莫书）为何他做了那些事情还是那么太平无事？只有上帝知道！他侮辱皇帝，他攻击国家，斥为“这可恶的偶像，人们为了它牺牲了生命，自由和理智”（见《世界之末日》；参看《战争与革命》中他节述的俄国史）。这是魔鬼展览会：“疯狂的魔王伊万，酒鬼彼得一世，愚昧的厨役叶卡捷琳娜一世，**的伊丽莎白，堕落的保尔，弑亲的亚历山大一世”（可是他是唯一博得托尔斯泰的幽密的好感的君主，），“残忍而愚昧的尼古拉一世，不聪明的亚历山大二世，恶的亚历山大三世，傻子、狂野而昏昧的尼古拉二世……”

（264）　1905年1月19日致逃兵贡恰连科书。

（265）　1897年致杜霍博尔人书。

（266）　1900年致友人书。

（267）　1905年2月12日致贡恰连科书。

（268）　1897年致杜霍博尔人书。

（269）　1905年1月19日致贡恰连科书。

（270）　1905年11月致友人书。托尔斯泰的关于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基督教精神与爱国主义》（1894年）；《爱国主义与政府》（1900年）；《军人杂记册》（1902年）；《日俄战争》（1904年）；《向逃避军役的人们致敬》（1909年）。

（271）　他以为原文有误，“十诫”中的第二条应当是“爱你的同胞如他一样”，即如上帝一样（见和捷涅罗莫谈话）。

（272）　出处同前。

（273）　1906年10月致一个中国人书。

（274）　在他1906年的信中，托尔斯泰已经表示这种恐惧。

（275）　“既然要容忍私有产业制度，那么，以前的拒绝军役与警役是无谓的举动了，因为私有产业制全赖军警制予以维持的，尽了军役警役而沾着私有产业制之惠的人，比较拒绝军役警役而享受私有产业制的人还较胜一筹。”（1899年致旅居加拿大的杜霍博尔人书）

（276）　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不差的，上帝对于他的恩惠完全报答了。在他逝世前数月，在非洲的极端，甘地的救世的声音传到了（参看本书《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277）　1905年，《告政治家书》。

（278）　在《大罪恶》的篇末，我们可以找到《告被统治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