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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小资亦或小农（第2页）

去年，在首尔的王府井——明洞逛街的时候，一个服装店的店主好奇地问我身上穿的衣服是哪里买的？我告诉她是在北京买的以后，她竟然惊讶地说：“难道北京……”言外之意，难道北京还有这么时尚的衣服卖？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这正说明一个国家的国民很容易对另外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封闭了很久的国家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解。

同样的道理，中国人对其他国家也一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认识。现在就谈谈咱们中国人对韩国的种种误解吧。

误解一：韩国的肉很贵，尤其是牛肉和五花肉很贵，所以普通的韩国人轻易吃不起。事实上在韩国的十天里，我几乎每天都吃牛肉或五花肉，韩国的大学生也都常常到餐厅里吃这些东西，中国的留学生时不时找机会到外面聚餐，他们最爱吃的也同样是韩国烤肉。我和留学生姚远在成均馆大学附近的餐饮一条街上吃过一次烤肉。这家烤肉店的招牌是“3900”，意思是五花肉每盘3900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这个价格仅仅是一份最普通的快餐的价格，另外这里还免费提供不限量的小菜。我们两个人点上两盘五花肉外加两碗米饭足矣。有一晚，在成均馆大学附近的一家蒸饺店，我独自点了两份好吃的蒸饺，才1000韩元一份，只合人民币六元。在明洞的快餐店里，只花20多元人民币就能吃一份快餐，水和小菜还是免费的，随便你吃多少。

误解二：韩国的物价很高，尤其是蔬菜和水果的价格很高，所以普通人也吃不大起蔬菜水果。韩国的水果比中国的是要贵一些，但比起中韩两国人均收入的差距，水果价格的差距并不算大。我在首尔买过半打苹果，价格是2000韩元，约合人民币12元，而在北京买的话，价格差不多也要十几元钱（现在物价涨得厉害，好苹果可能更贵）。考虑到两地收入的差距，相对来讲那半打苹果还要比北京的便宜一些呢。至于衣食住行的其他方面，韩国也都贵不到哪里去，否则，一个留学生每个月的打工收入才相当于人民币3000元，既要交房租还要吃饭坐车以及交手机费电费水费，怎么够呢？

误解三：韩国人的工资很高。平均来讲，韩国人的工资水平确实比中国人的高，但并非所有人的月收入都能有上万人民币，很多打工者的月收入也就在百万韩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6000元钱。而中国留学生在课余时间打工，基本上每个月也就能挣到五六十万的样子——在首尔打工每个小时的最低收入是4000韩元左右，约每小时24元人民币。

误解四：韩国很富，所以首尔一定比北京“更现代化”。其实从外观上看，首尔并不比北京或者广州更现代化，首尔市中心也有许多破房子。也许是因为韩国实行土地私有制，所以如果房东不想搬迁的话，没有人可以强制他们搬走，政府也不能因为其房子破影响市容而让开发商把他们给“开发”了。这样一来，首尔市中心就保留了许多看似影响市容的破房子。实际上，首尔除了地铁线路网比北京密以外，在其他公共设施建设上未必比北京先进多少。

再说说韩国人对中国人的误解。除了上面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以外，大多数韩国人不知道中国也有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城市里的青年人也很时髦；有些韩国人因为看了一些中国人在韩国犯罪的新闻以后，认为其他中国人也很危险等等。

韩国人对中国产生诸多误解有韩国媒体的“功劳”。和欧美、日本的主流媒体一样，韩国媒体对中国也同样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关于中国的报道也不乏负面新闻，这就使得很多人对中国产生了很多错误的认识。与此同时，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常常以不负责任的态度任意篡改和歪曲事实，更有一些所谓的文化人用狭隘的眼光曲解历史，譬如说东北甚至华北都曾是韩国的领土，以及孔子也是韩国人之类的种种可笑的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对韩国的态度。

韩国老人爱管闲事

也许是当地传统，“管闲事”大概算是韩国老人的一大爱好。其实不止是韩国，在它的北方邻国朝鲜，老年人同样也有这样的“癖好”。例如，在平壤街头，如果有哪位年轻女子穿着长裤上街，兴许就会有爱管闲事的老大妈走上前来教训道：同务（在朝鲜管比自己地位年龄高的人才称呼同志，低一级的习惯于称呼为“同务”），难道你不知道女人是不可以穿裤子上街的吗？

因为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又很好地继承了传统，再加上还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韩国的老年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都颇有一种“尊贵”的地位，所以，即使是对着陌生的后生也敢当众数落。譬如说在地铁车厢里，如果有哪位不长眼的年轻人胆敢坐老年人专座的话，说不定就会遭到某位老伯或大妈的呵斥。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在地铁车厢里即使老年专座空着，年轻人也会知趣地站在边上而不敢越雷池半步。此外，在地铁售票处，老人们可以随意拿取地铁车票而不用出示证明年龄的身份证件。

我经历了几桩有趣的事。

和纽约、巴黎、东京、香港、北京、等地一样，在首尔，人们乘扶梯的时候习惯于靠一侧站立而空出边上的位置（东京是空出右侧的位置，而关西的京都大阪则和我们一样空出左侧），让有急事的人通过。客观地说，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的当属日本人，其次则是香港地区的，而首尔又显得比北京上海等中国内地城市稍稍好些。

那天在首尔的地铁里乘扶梯，我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两个人并排站立，挡住了去路。正想着也许这两个人还不大了解乘自动扶梯的规矩之时，前面一个紧挨着我、衣着极为朴素的老大妈似乎看不过去了，疾步走上前去，用胳膊肘一拱，站错位置的那个人就被拱到了边上。老大妈还嘟囔了一句什么话，站到了那两个人的前面去了。

还有一次，我因为进错方向正不知道怎么办，恰好闸口边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我连说带比划地告诉他自己进错了闸口，老人明白了我的意思后，忙把我引到闸口边上一个供残疾人的轮椅进出的门边，并把门打开“放”我出去，然后又领我来到了另一方向的相同用途的门边，再把那扇门打开，我这才得以顺利地解除了一时尴尬。当我回头用中文对他说了声“谢谢”之后，老人也笑着回应了我一句“再见”。老者的发音虽然有点走样，但却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其实，我在首尔街头还有过一次被老人教训的经历。那天，我和留学生姚远一起去延世大学玩，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的功夫，我抽空点了一支香烟。不想，身旁走过来一个老奶奶，对着我叽里呱啦“思密达”地说着什么。姚远听完老奶奶的话之后扑哧笑了，连忙又对老人说了句什么，老人看了我一眼，嘟囔了一句之后离开了。我连忙问姚远老奶奶是什么意思。姚远又忍不住笑了，边笑边解释说：“刚才那位老奶奶告诉你抽烟不是好习惯，让你不要再抽了。我告诉她你是中国人，她说了句‘我怎么没看出来他是中国人’后就走开了。”

我也禁不住笑了。姚远宽慰我说韩国老人都喜欢管闲事，所以让我千万别介意。我对老奶奶的批评当然不会介意，相反，我还应该感谢人家才对，毕竟说那番话的初衷是为了我好。

农村PK：韩国农村新在何处

姚远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我们相识于一次新浪博主游首尔的活动，他是获奖的十个留学生博主之一。由于以前曾经在韩国的农村打过工，所以他热情地带我参观了首尔附近的新农村。为了不至于被模范村庄所误导，他特地挑选了发展水平属于中等偏下的一个村庄。

由于他也已经两年没有去过乡下，在公共汽车站，我们不得不向当地人求助。好在车站的电子站牌上可以实时地查询所乘汽车的信息。

汽车飞快地掠过城市，驶向了距离首尔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农村地区。这里的农田和中国比没什么两样，正值深秋季节，田野里一片金黄。

汽车很快就把我们带到了要去的地方，只是这里的景象并不像我想象中的村庄。见到几个身穿校服的中学生，我好奇地想看看他们的英语水平，就独自走上去询问，这几个中学生想了想之后回答我说：“这里就是你要找的村庄。”

我将信将疑地四处走了走望了望，果然发现了这村庄里长着茁壮的庄稼。但村子里居然有一个规模不小的超市，这不免又让我怀疑起来，尤其是看到超市的自动门、明亮整洁的店堂以及和城里一样的购物车，我立刻断定这里并非村庄，而是附近的小镇。

超市门口的露天咖啡馆刚好坐着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伯，我想他们应该能够给我满意的回答。于是，我就让姚远帮忙上前询问，这里到底是小镇还是农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伯做着手势坚定地回答：“这里就是真正的农村。”接下来他又补充道：“韩国的农村早已经实现了城市化，所以，这村庄才会有小镇的模样。”

聊着聊着，村子里另外几位老伯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从韩国的新农村运动聊到当前农村的现状。一位穿着时髦格子衫的老伯告诉我，韩国的农村过去也相当贫困，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新农村运动，才让韩国的乡村发生了质的改变。我问他，所谓新农村运动，是否就是简单地来一场基础建设，拆掉破屋烂房盖起高楼大厦以及兴修水利建设厂房等等。老伯否定了我的说法，他说，新农村运动的本质其实并非只为改善农村落后的外观，更主要的目的是改善农民的生活。具体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办理医疗保险，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等一系列措施，而真正让农村发生质变的正是这后几项措施。再加上后来工厂的不断迁入，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向工业转移。到了今天，韩国的农村里真正靠种田生活的农民只占农村人口的7%了。这里的农民基本上全都有其他的职业，最起码也要投资做一点生意。农忙的时候当然还要下地，只是地里的农活基本上都已经实现机械化，从耕田到收获的每一个环节，全都由专业的农民来完成。

大家正聊着，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哥也好奇地凑了过来，他插话说韩国的农民基本上和城里一样富裕，而且城里有的各种娱乐设施商业形态农村里也都不缺，但是年轻人还是热衷于到首尔这样的大城市打拼，而实际的生活水平还不如家里的。看他骑着自行车，我就问这里的农村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听了我的问题在座的所有人都说应该是100%，甚至有很多家庭还拥有不止一辆，说实话这样的比例倒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

离开这几个老人，我和姚远又在附近转悠了一番，在村子里人流最密集的地段看到一个卖蛋挞的老人。最吸引我的，并非是他所卖的蛋挞，而是他带着的透明塑料口罩。这样的口罩既能保持卫生又可以避免带口罩给人带来的不适，这一小小的细节至少说明韩国的农村以及农村人的卫生意识吧。

转过一个街角，我吃惊地发现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两旁遍布一家家装修漂亮的商店，间或夹杂着几家颇有品位的咖啡馆和面包店。说实话，这样的场景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把它和想象中的农村划上等号，也许是看出了我的疑问，姚远就掏出手机给他以前打过工的老板拨了一个电话。

住在附近的老板赶过来告诉我们，现如今再要找到六七十年代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已经非常困难。随着新农村运动的不断深入以及时代的变迁，韩国的农村基本上已经呈现出日益城市化的特点。

路过村选举委员会小楼的时候，看到路边的一个公共厕所。和城市里的厕所一样，玻璃门、洗手池、免费手纸乃至英文标记等等一样不少，而且厕所里没有半点异味。当我俩回到刚才遇到几个老人的地方时，我特地又询问了韩国农村厕所的变迁。那几个老伯告诉我，传统意义上的“茅坑”在韩国乡村几乎已经绝迹。我这才真正明白，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其实不仅仅意味着工业化，也应该包括类似厕所的升级改造吧。

为了再发现一些漏掉的细节，我和姚远又不辞辛劳地回到了刚才的那个厕所附近，果然有一个小细节被我们漏掉了。在距离厕所不远处有一排水龙头，旁边由村政府设立的牌子上用韩文写着：可以直接饮用。听完姚远的翻译之后，我立刻走上前去拧开水龙头畅快地喝了起来。

在拐过了一个弯之后，我们终于在一片房屋的包围中发现了久违了的农田，这下我终于打消了对这里到底是农村还是小镇的怀疑。

刚才和老伯们聊天的时候就已经获悉，这里的很多农民已经住进了高大的公寓楼，一套110平方米左右的住宅要7000万韩元，约合40万人民币。还有的农民住在更高级的公寓里，这种高级公寓一楼没有住户，而是留做了停车的泊位。不过找来找去，我还是发现了一两户低矮的平房，这大概就是村子里最贫困的人家了。

距离楼房不远，我们意外地看到了新农村的文化设施——该村的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的旁边还有一座较小的楼房是该村的公共图书馆，农民们在闲暇时间可以免费在此借阅图书以及浏览报刊杂志。

当我们回到最初的那家露天咖啡馆等候回程巴士的时候，又第三次碰到了刚才聊过天的大叔。他先是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继而又告诉我们，如果愿意的话当晚可以住在他的家里。我们虽然很想接受邀请，无奈第二天姚远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所以就婉言谢绝了大叔的好意。这位会用中文书写自己名字的大叔告诉我们，他叫安孝旭，是村子里不多的几户只做农活的家庭之一，他和妻子靠种庄稼每年都会有4000万韩元以上的收入（约合人民币24万元），在村子里属于中等偏下的收入，有的人家只靠种地就能挣到7000万左右呢。我们忘记了问安孝旭大叔他们夫妇俩有几个孩子，假设有两个的话，家庭人均年收入应该在六万人民币的样子；而如果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工作不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话，那么他家的人均年收入就应该按照两口人计算，是12万人民币了。

安大叔说他是村子里唯一没买汽车的家庭，不是买不起，而是实在不大需要，他每天下地干活都可以方便地乘坐公共汽车。

安大叔还介绍说，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参加医疗保险，所以看病根本不成问题。至于村子里的残疾人和五保户，国家也会按月发给30万到40万的生活费，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已经足够生活。

韩国什么东西比中国便宜？

之前在北京看了一场国产大片，一张票要80块钱。坐在我旁边的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开始这孩子还老老实实，大人也不时地为他讲解，可没多久这“败家”孩子居然打起了小呼噜。孩子的妈既心疼那挺贵的票钱又心疼自己的小宝贝，就没敢把他叫醒，只是无奈地和孩子他爹嘟囔了两句，看来这一家人为了全体观看这部精彩的电影着实破费了不少啊！

记起了某天，在首尔最繁华的商业街明洞正转悠时，看到许多韩国人在排队买什么东西。出于好奇我也凑了上去，结果一问才知道是在买电影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