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挥手告别
小学时我一直住在乡下,初中考去了市里,有个和我小学同校的跟我初中同班,我跟他并不熟,只依稀有个印象。
理所当然地我们最先熟络起来。
刚开学一个月,每天放学我们都结伴同行,路过路边摊一起买一块钱的肉串,再聊聊小学旁边的那座小山和那片“飞机场”。那片“飞机场”其实不是真的机场,只是一个镇上的活动中心,篮球场、图书馆、小公园都在那儿。不知为什么,活动中心正中央摆着一架飞机,用栏杆围了起来。据说是当年解放战争时留下的飞机,那里也曾是战场,飞机摆在那里留作纪念。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新奇的玩意儿总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即使我已经搬去了市里,我也很想念那架老旧的飞机。
没想到上了初中还能遇到以前同校的小伙伴,感觉儿时的记忆还有个人可以分享,因此我一直很庆幸可以遇到他。
那时我常跟他说有机会一定要一起回去玩。
他点头说好。
他的基础很差,跟不上其他同学的学习进度,很快落在了后头。
那年头成绩差的人,如果性格又很闷,怯生生地不爱说话,就会被班里的大多数同学无视,甚至嫌弃。没缘由地,每个班里都会有这样的“出气筒”。可能太过年轻的我们都不懂“偏见”这两个字能给人带来多少伤害。
后来他的座位换到了最后一排,我那时因为近视换到了第一排。
他开始不怎么跟我搭话,放学时也不等我,总一个人走。
我当时也生气,想着既然你不搭理我,也别想让我搭理你。
两个星期后他挂了彩,手骨折,老师说他是在骑车回家的路上摔的,可我怎么看都不像是摔的。早读课后我想过去问问他到底怎么样,转头看到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低着头。明明我们身在同一间教室,他的身边却像竖起了一道墙,没有人搭理他。
我不知道走过去搭话后班里的人会不会笑话我,又想起他前几天也没理我。正当我踌躇时,上课铃响了,我咬咬牙打消了去跟他搭话的念头。
就这样我们的交集越来越少,到了初三他的成绩也没有起色,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一个人来一个人走,几乎不跟班里的人说话。
中考前那天我们早放假,我回家赶上了《体育新闻》,电视里正放着姚明的火箭队,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我有些不耐烦地说:“我正在看姚明呢,有事吗?”
电话另一头传出怯生生的声音,问我:“要怎么样才能面对中考?”
我说:“这问题我怎么知道,明天就要考了,今天也做不了什么了。”
他那头还说着话,电视里放起了五佳球,看到姚明我惊呼“Yes”,就没有听清他说什么。之后我回过神来问他:“不好意思,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
他说:“没什么。”
就这么挂了电话。
高中时我回了一次老家,特地去了那个所谓的飞机场,才发现那架飞机已经散了架。听我妈说一开始是小偷偷零件,后来是偷座位,最后连机翼都锯了。被偷成这样也就不维护了,就一直那样突兀地存在于篮球场的旁边。
我想着那天他或许说的是有机会再回来玩,也或许不是,但我想不到他还有什么话好跟我说的。
最后我们失去联系,我居然也找不到去联系他的理由。于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只剩下那张怯生生的脸和蜷缩在座位上的身影,有关他的回忆就像那架散架的飞机,只有片段,支离破碎。
多年后我到堪培拉,人生地不熟,就在网上找了个同校群,在里面问学姐们堪培拉有什么推荐的住处。等了很久果然没有美女学姐搭理我,准备下线时出现了一个学长,他给我推荐了好几个住处。
那时我不懂什么叫麻烦别人,缠着学长问东问西。学长问我什么时候到堪培拉,我说还要过一个月。学长说:“我明天抽个空去帮你实地考察,给你发照片过来。”
学长姓陆,隔天他给我传来了二十几张照片。
后来到了堪培拉我才知道,要把那些地方走完怎么也要三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