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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伪满帝制时代002（第1页）

第十章伪满帝制时代002

这就是伪协和会的一篇历史罪恶缩影，也是日寇种种侵略阴谋中一个重要罪恶环节。唯其是有了这个“蝎虎会”，才给敌伪做了不少有力掩护，才给我东北人民越发增多了家贼难防的超额损害。今日回想起来，使我不能不更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阴险狠毒，真是到了何等程度。同时，汉奸的罪恶——我的挑头作恶的罪恶，也真是达到怎样的地步。因此，我对此的结论是：

日寇的罪恶，就是汉奸伪组织的罪恶。

汉奸的罪恶，也就是伪协和会的罪恶。

伪协和会的罪恶，也就是我的罪恶。

因为我曾是万恶的创始人，哪样罪恶没有我，便不会发展扩大。真是百身莫赎的滔天大罪。我越回想过去，便越发认清了过去的自己，便越发认清了自己的反动阶级本质所在。这就是我对此所下的结论。

乙、得寸进尺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我东北十四年的血腥侵略和殖民地罪恶统治，可以说没有一样不由于它的得寸进尺的由“蚕食”到“鲸吞”的一贯惯用手段而来。我在这里所要特意说明的，固然仅仅局限在我耳目所能及的小小范围内，但如果从这条线索去找其根源所在，也可以看出没有一件事不出于日本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大本营”和当时伪满汉奸政权之手。因此，我敢断言：凡是吉冈安直对我所干出来的种种得寸进尺、一步紧似一步的办法，无一不是由于日寇关东军的魔掌所操纵；而在关东军后面，更是有着日本法西斯匪首的操持。以下我想举出几项比较突出而且是使我终身难忘的实际事例，来作为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一贯采用的得寸进尺政策的一些旁证。

爬得越高范围越窄。

在伪满政权乍一成立时，像是臧式毅、袁金铠、赵欣伯、张燕卿之类，尚有时到我这里来，随便和我谈谈话，或是在我这里吃顿便饭。由北京远来的宗族人等，也都可以随随便便在新年，或我生日时单独来和我谈谈话。可是自从我当上了伪“皇帝”，吉冈安直也当上了我的“全权直接监督人”——所谓“帝室御用挂”之后，对我接见人的事情，便一步紧似一步，一天紧似一天，逐步地把我挤到爬得越高，范围越窄的小圈子里。从此伪满的大小官吏，便除了在所谓正式的“谒见”，完全不能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来见我了。就连在北京的我的宗族人等，也都是除了被特别许可的极少数人，谁也不能随便单独地来见我。

不过是，这种越来越紧的局面之所以形成，并不是没有直接的近因。例如当我在一九三五年所谓第一次访日之后，我因为在当时已被受宠若惊的奴才心情冲昏了头脑，所以当我从日本回到长春之后，便抱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觉得自己好像是怪不错似的，召集了长春伪政权下的大小伪官吏，做了一次满怀信心的吹嗙讲话。当然在那次讲话之中，并没敢遗漏掉那些“日满亲善”之类的惯用护身咒文。也并没敢省略那些汉奸常用的谀词赞语，但是那些奸猾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陶醉于我的拍捧言辞的，也不会被我所认为的华藻丽句迷惑，他们是善于从谀赞之中，去寻找不能合乎他们口味的言外含义的。特别是，我曾慷慨激昂所强调的“不利于伪满洲国的日本人，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的那套滥调，更是使那些口是心非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感到了老大的不受用，于是，从那次最初而且成为最后的“自由发表意志”以后，便收缩了我对任何人随便发表自己意见的范围。“非正式不得见一般伪官吏”的“禁令”也高揭出来了，照条宣读的“新制度”也制定出来了，吉冈安直陪坐见人的新规章也设置起来了。结果是拍既未成，反倒挨了马踢。

但是那帮帝国主义分子，对于利用汉奸，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一套操纵之术。固然是从此以后，曾限制了我自由见人的范围，也限制了我向人自由发表意见的范围，然而当他们在需要我带头出嘴的时候，却又会把他们的紧绷绷的面孔一变，临时放松了我的“衔辔鞍勒”而让我做例外的自由发言。例如当需要我对伪国务总理或是伪总务厅长官等发表一些“积极”意见的时候，吉冈也会对我讲，可以拿“皇帝”的身份，积极地鼓动鼓动他们。并且还说“怎样说都可以，他们是能在皇帝的动员之下而去积极干的”。所以每当到了这样的时候，甚至连照条宣读的发言范本都不必用，而只把应说的大意告诉我，就叫我去做带头发言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紧中有松，松中又有紧”的操纵我的一种秘诀。

一方面，固然是我爬得越高而自己的自由活动范围越狭窄；同时也是我爬得越高，自由所受到日帝的侮辱也就越大；同时也是我爬得越高，就越患得患失地无耻屈从起来。

特别是由于这几年的学习改造，才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才逐渐认清了自己过去的本来面目，同时还使我痛切感觉到：上记的两项，不仅是次要又次要的末梢问题，也是尚未能脱出以自己为中心的旧立场观点的范围。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爬得越高，自己的罪恶就越为严重。因为是如果从人民的立场观点上来看待自己的过去，便不会专从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辱去看，而是要着重于自己的罪恶方面去看。

所以，在最近我对这件事所得出的结论是：日寇欺侮，愚弄汉奸，并不可恨，因为这是汉奸应有的后果。日寇的祸害我国人民，才是我们和它的不共戴天之仇。这段介绍，只是为要说明日帝的步步加紧政策，而不要认为这是汉奸的向人诉苦才好。

丙、我弟弟溥杰的结婚

溥杰自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于一九三五年冬正式参加了伪军之后，便在长春伪“禁卫队步兵团”当伪排长。当时的那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便别有用心地一心要使他和日本女性结婚。我和他也曾暗暗感到了他们这种阴谋企图。于是有一天我便和他谈到了这一问题。我对他讲：你如果和日本女子结了婚，往后可不好办了。我并说，我可以负责从北京给你找个适当的对象。我遂把婉容的一家亲戚请到长春来，打算撮合我弟弟和她的女儿结婚。经过几番磋商之后，双方都同了意。不料吉冈安直听到了这件事之后，便把我弟弟找去，竟自拿出公然干涉个人家庭私事的岂有此理态度来，对他干脆地说出：“现在关东军方面，很希望你能和日本女性结婚，因为这是有关日满亲善的重大问题。所以你得做一个关于此事的模范才行。并且这是军方的意旨，最好现在你先不要忙于和中国女子订婚。至于替你张罗日本人对象的事，由我来负完全责任，你只管放心好了。”

溥杰与郭布罗润麒夫妻

于是溥杰就屈服在吉冈的压力下，而使已经有了相当眉目的结婚问题，归于泡影。

果然，这个吉冈安直便自告奋勇地跑到北京去找早在三年前就和我弟弟离异，但在法律上尚未做正式解决的他他拉怡莹（珍妃的侄女），打算借着关东军的那张狗皮去吓唬她，好迫使她放弃要求巨额赡养费的一贯主张，而宣布正式和我弟弟断绝关系。同时，也想逼她写出“自愿离异”的甘结来，好使我弟弟和日本女性的结婚问题容易进行。不料那时怡莹并未在北京，吉冈由于扑空，情急之下，便发挥出他的法西斯强盗本来面目，进了怡莹家门之后，便先来了一个下马威，使他的随身喽啰——日本宪兵把住该家大门，禁止人们出入，然后就闯进内院，找到了她的两名弟弟，逼问怡莹的去向。因为他们说怡莹早赴上海，并且他们姊弟之间，也因为她和溥杰的离异，已早和她断绝了姊弟的关系。吉冈便蛮不讲理地厉声说：“你们断绝姊弟关系与否，我全不管，你们既是她的弟弟，就得负责给我写一张代表姊姊承认和溥杰正式脱离夫妻关系的字据！”不但在他这种强暴威迫之下，使这两个魂不附体的弟弟，替姊姊立了非由情愿的甘结，更荒唐的是，还把该地区的警察署长找来，也逼他在这张契约上签上了固辞不获的自己的姓名。于是吉冈便拿着这张“情愿离婚，情愿不要赡养费”的所谓证据，亲自跑回日本去找那九一八事变中的罪魁本庄繁和在九一八事变中身任日帝陆军大臣，后来又在朝鲜当上了殖民地总督的南次郎，托他们负责给我弟弟溥杰物色结婚的对象，结果是从若干“候补对象”之中，溥杰和当时的日本华族——公、侯、伯、子、男在日本被叫作华族——嵯峨实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结了婚。

不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充分利用了这一国际结婚，当作鼓吹“日满亲善”的宣传材料；另外，还有一种最主要的毒恶阴谋，那就是，想要利用偷梁换柱的办法，预备在溥杰和嵯峨浩之间，如果生了儿子之后，便可以利用这个未来的混血儿去继承伪“皇帝”的地位。以便在将来，能从这个未来的混血儿伪皇帝的身上，去捞取更多的便宜。

因此，就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我弟弟结婚后不久，便由伪傀儡政府制定出一个伪“帝位继承法”。其中主要的地方是：

大意说“……皇帝死后，由其子继之。无子时，以其孙继之。无子和孙时，以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总之一句话，不论是以弟继也罢，或是以弟之子继也好，还不是他们的最后目标就在于此？

为什么我其他的弟弟和妹妹等在结婚后，谁都没有从伪宫内府经费预算中，得到过任何物质上的补助？而单独在溥杰结婚以后，特别从伪帝室财产中，拨给五十万元的公债券以其利息作为他们夫妇生活之用？不但如此，就是他们二人结婚时的一切费用，也都是由伪宫内府给拿出，并且还派伪宫内府次长日本人入江贯一和伪宫内府日本人高级职员加藤某前往日本东京，去操办他们婚礼的一切呢！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的又一明确罪证。

自从我弟弟溥杰和嵯峨浩结婚之后，他便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亲日家，致使我对于他也不能不加以警惕，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尽情无隐地向他去吐露对于日寇的不平不满了。固然也有时在某种限度内，曾对他谈过一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憎愤言辞，但每当说完之后，便谆谆嘱咐他在回家后不要向妻子讲。也曾警告过他：“日本人的反动教育，是比较彻底的。她虽然是你的妻子，但是她对于自己的国家，是会比对你要密切得多，说不定她就是日本政府的女间谍……”尽管我对他这样谆嘱，他总是不以为然。甚至在“八一五”苏联进兵解放东北以后，我弟弟几乎用手枪替日寇做了殉葬品。足见日本帝国主义的毒谋辣手，是怎样无孔不入和无所不至的了。

我记得大约是在一九四二年或是一九四五年的时候，日寇当时的首相东条英机曾到伪满做过一次所谓闪电式的访问——即突然来访之意，在当时的报纸上，曾谀称为“闪电访问”，那时曾秘密地送给我弟弟一万元日币。这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别有一种不可告人的用心？并且在当时，我弟弟为何也不对我讲，到了苏联之后，才对我明言此事？足见我弟弟在当时，早已当上了所谓“美人计”的俘虏，完全无条件地当上了“日满亲善”的唯一实行者了！

丁、我未来儿子的问题

关于我未来儿子的问题，那更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日夜念念不忘的所谓一件重要大事情。就如同在前项中所述说过的那样，它们是一方面想要利用我如果没有儿子的时候，便可以采取李代桃僵的方法，让溥杰未来的混血儿子，来当将来的伪满“皇帝”，那么，它们便可以更进一步地使伪满成为“日满混血关系”的更为“亲密”的关系。但同时，它们也并没有忘掉，如果我有了儿子的话，它们也可以从中得到稳抓稳拿的办法。那就是在植田谦吉当关东军司令官的时候，他曾使那个吉冈安直对我讲，如果我在将来有了儿子，那么当他长到六七岁的时候，就必须使之赴日本去留学。绝对不能让他继续留在我的身旁，受我的抚养与教育。并且还煞费苦心地编出“美词丽句”打着掩护说：日本天皇的儿子（所谓的“东宫太子”）也是从幼时便不在他父母身边教养，而是派定专人担任他的教育，以及生活起居的一切工作。并说，唯其是这样，才会得到特别的教养而能够成为将来继承天皇的适任者。因此，“满洲国”也必须效法日本皇室的办法才行。

这些异想天开、专门想要坑害人的恶魔，竟自无中生有地对于尚在未知之数的我的未来的儿子，也给盘算在它们的如意算盘之内了！它们不但是把我将来的所有道路，都预先结结实实地逐条堵死，并且还怕口说无凭，更要让我对于渺茫难期的未来，也要事先签订下事前承认的字据，来作为永世不能翻悔的确实凭证。于是，我也就只能是对于我那完全尚在未知之数的儿子，在他有无尚未可知的那张未来卖身契上，老老实实地签了名。

请想一想看！日本鬼子的坑人到底的坏办法，可想得有多么周到！并且是有多么远的远见！

不过，幸亏是，伪满垮台垮得早，并且我也没有儿子。否则我一人当上了大汉奸还不够，还得搭上我的儿子。还要把我的儿子，在他尚未出世以前，就由他的父亲，事先预定好，也要把他拖到万劫不复的罪恶泥坑中去！这种残忍到了家的阴谋毒计，做得够多么彻底！因此，现在我很庆幸我幸而没能再做出连自己儿子也都对不起的罪恶行为来！

不过是，日寇的这种想入非非的恶辣手段，也并不是由于植田或是吉冈的作恶“天才”，而是早在他们的老老前辈——伊藤博文等老牌帝国主义分子的时代，就曾经做过，并且是已经发生过相当罪恶效用的老办法。例如，他们对于前朝鲜国王的儿子李垠，就曾经使用过这套办法——并且是总括了上记的双重办法的：首先是拿日本皇族“梨本宫”的女儿，当作了钓取朝鲜国王的饵食，利用她当作了移花接木嫁接幼芽，终于使李垠的儿子成为一个半朝半日的混血儿。另一方面，则是使李垠从小就远远离开他自己的生身祖国——朝鲜，日日夜夜在不怀善意的教育环境下，受着坚固确实的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同时，还使他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彻底变成为一个只知日本、不知朝鲜的既不朝又不日的浮游寄生动物，迫使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祖国朝鲜翻了身之后，成为一个有国难奔只能老死异乡的终身朝奸！

植田等对于我，就是想套用这套坑人到底的老阴谋办法，并且还“活用”了这套老办法，才一方面让我给自己的未来儿子预先就填写好卖身契；一方面更想利用我弟弟溥杰来补填我的不足之处。固然是他们的这个法子是和对朝鲜李家的那套老法子，根本是同出一源，但是他的“活用之处”，也同样是不能轻轻看过的。

从这里，更可以清清楚楚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作恶“天才”，确是入骨三分而有余。固属是社会上的一切恶事，都有被它一概做尽之观，然而他们的那些如意算盘，究竟是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严正科学论断下、在世界人民的正义愤怒声讨下，始终是不会把算盘子拨得准确，而且结果也是“无一如意”而告终的。

戊、日本宪兵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