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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伪满帝制时代004（第3页）

据吉冈说，用人由这里须先飞往沈阳，等在沈阳换乘大型飞机之后，再赴日本。

反正是由他说了算，叫我到哪里，我就乖乖地到哪里罢！

不过我却没有想到，当我们这三架飞机先后到达沈阳机场之后，我刚下了飞机，被引到一幢机场内小楼房的楼上客厅里稍事休息的时候，我便从玻璃窗内看到苏联的军用飞机连续不断地着了陆。跟着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军空降部队，便一个一个从飞机上下来，不久便开始解除了在机场的日本侵略军的武装。站在楼梯旁走廊口的日寇步哨，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换上了苏联军的战士。不过是，我在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畏惧，因为我在当时想：

“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往日本去了！”而产生出一种渺茫的安心之感。

不过是，当苏联军兵士尚没有进入室内之前，胆小多疑的我，也曾产生了一种额外的顾虑，那就是我怕日本军还没有完全被缴械；同时，苏联军也还未能把它的势力伸入到我的身旁来，而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刻里，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不愿我落到苏联军队之手，想要做杀我灭口之计，那么真说不定从窗外就可能放枪暗害我。于是我就疯子一般地掏出手枪预做防备。这时我的家属见我这样，以为我企图自杀，遂慌忙走过来拦阻我。我还命令我的侄子等持手枪专门站在楼上窗口向外监视，一直到日寇完全被缴械，苏联军进入屋中我被缴械为止。

在这里，我还附带着说一下当苏联军尚未上楼以前，在我这间房间内所发生的丑剧吧。

那位在平素一贯是“肃穆端庄”神气活现的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便也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而一点一点地把他那副靠神吃饭的假面具摘了下来。于是就一反其平日鸭步鹅行的老习惯，张皇失措地走进我的房间内。一句话也没有说，便对于曾在一分钟以前，尚须在出门入闼之际，必定要向之恭恭敬敬行九十度鞠躬大礼的伪“天照大神”的所谓“神体”伸出手来，打开了包裹它的锦缎包袍，现出它的并不神秘的原形。这还不算，这位伪总裁简直像是做贼一般，左顾右盼地把这块镜子，匆匆塞入衣服内，就步履仓皇地溜下楼去了。

不大的工夫，吉冈、桥本便同着苏联军的一位空军中将走进我的房间内。这时仅有我和我弟弟坐在这里。这位苏联的将军，完全和我平日所看惯的日本将官不同，并没有一点点战胜将军的可怕威风，而是很和蔼地在桥本的介绍之下和我握了手。于是大家就围着一张圆桌子都坐下了。

二十、在伪满十四年的滔天罪恶

在伪满以我为首的汉奸集团罪恶统治的十四年间，从全盘来看，可以把它分为三个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之先，还有一段时期，乃是构成而后一切严重罪恶的根基，亦即万恶来源所自，所以我首先要把它列举出来。

首先是一九三二年三月，我和本庄繁所签订的卖国秘约。因为这个秘约，是我出卖东北一切领土主权，断送东北人民所有利益的一切总出发点，也就是开始使我东北完全变成为日寇殖民地的根本原因。其次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同年九月十五日，由我公布的“日满议定书”，其具体内容分为两项：第一项，主要是承认了在伪满洲国内，以前日本国及日本人，所谓中日间协定的条约或其他公私契约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完全有效；第二项，主要是以日满共同防卫名义的要求承认了日本国军队驻屯在伪满洲国内。这样一来，不但把整个东北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培养侵略势力的军事基地，并且在名义上也使日寇的无限期驻兵东北，成为所谓合法化的行为。不但使我东北饱受到十四年的残酷**，也使日寇能够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一军事基地，把侵略魔爪更伸张到我祖国的几乎全部领土，甚至苏联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太平洋沿岸，亚洲各国人民也普遍遭到了严重灾害。因为，这个造成罪恶的议定书，就是更进一步地把一九三二年三月，我和本庄繁所签订的卖国秘约加以合法化，使我的罪恶行为更具体化了。

根据以上的罪恶基础，于是我就当上了伪满的皇帝，而第一次访日罪恶的第一个时期便开始了。因为用我的名义发表了所谓“回銮训民诏书”，由于这个诏书所招来的种种严重的罪恶后果，才形成了日寇侵略政策步步加紧的局面。

第二个时期，则是从我的第二次访日后开始的，也就是说，我发布了所谓“国本奠定诏书”之后，所引起的一切对于祖国人民的祸害，并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第三个时期，则是当日寇在一九四一年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的同时，我又发表了甘心从贼到底的所谓“时局诏书”，更进一步帮助日寇的法西斯侵略势力，把祸害人民的罪行范围，越发扩大起来，一直到日伪垮台为止。

总之，从以上所分出的三个时期看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骤是步步加紧的。而以我为首的汉奸伪政权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以及种种实际罪恶活动，也是随着日寇的垂死疯狂挣扎，而一天一天地厉害起来。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伪一齐垮台，才算是把那十四年的血腥罪恶统治，最后做了终结。

从一九三五年我第一次访日起，这种帮凶的面目，就越发暴露出来，因为在这段时期内，主要的帮凶目标，就是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拿所谓“日满一德一心”的这副骗人的罪恶幌子，去给日寇殖民统治有效地开始服务了。到一九四〇年的第二个时期，那就更明显不过，是又更进一步地把已够瞧了的“一德一心”骗人政策，变本加厉地扩展为替日寇忠实去推行“民族精神趋势的同化”和彻底奴化政策的主动力量。最可恨的是，这种丧心病狂的罪恶勾当，不但是为了我自己的地位，便不惜把自己的民族出卖到亡国灭种的万劫不复的地步，而且还想要从这一极力出卖民族的罪恶行为中，给自己的一家一姓，不，简直是为了自己个人的一身去找些粪渣尿滴来养肥自己。至于到了一九四一年的第三个时期，也就是，伪满政权的罪恶统治的最后阶段，那就更是越陷越深地把认贼作父的汉奸本色，越发发挥得有声有色，达到了顶点的地步，真是一心一意地想去当那殉主的奴仆，大有至死不悔，情愿毁灭自己到底的所谓汉奸气概。

现在，我就把在这三个时期中，日寇对当时沦陷下的东北，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司法，以及其他方面，步步加紧的侵略统治的全盘概貌，引一些实际事例，加以概要叙述，为的是好从我的罪恶行为中看一看，日伪对祖国东北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轮廓。

（一）伪满的制度和机构以及法令的制定

在伪执政时期，从表面看来，伪满洲国似共和政体，对于伪执政侧近的机关，把它称为伪“执政府”。自从帝制实施后，硬说是改为立宪君主国，公布了所谓“组织法”，改变了政体，废止了“执政府”，新设了伪宫内府和伪尚书府，作为伪皇帝侧近的机关。它们担负着“辅弼帝室事务”的责任，并根据“组织法”的规定，有伪皇帝的咨询机关，即伪恭议府和伪军事咨议院。

伪恭议府是以伪恭议长、恭议和秘书局长组成的。关于法律、帝室令、敕令、预算和对外国协定的条约，对外宣言以及其他重要“国务”事项，对伪皇帝的咨询，得“上奏”其意见。

伪军事咨议院，是以伪议长、咨议官和干事长组成的。关于重要军务应有伪皇帝的咨询。

伪恭议府的会议：从全般来看，伪恭议府是对于伪满一切政策法令的一个最高审议机关。会议是在每星期五举行一次，会议的成员，是伪恭议长、副恭议长和恭议，伪恭议长是会议的主席。在会议的成员以外，有伪恭议府秘书局长列席，还有伪国务总理大臣，伪总务长官（代表国务院），以及提出议案的有关部门的伪大臣出席。审议的方法是，先由有关部门的伪大臣，对于所提出的议案进行说明，以后便由各伪恭议对此进行审议。有质疑的时候，由提案的伪部大臣，或是由伪总务长官做解答。当审议终结时，照例是由伪恭议长取得副恭议长的同意，做最后的决定。然后由伪恭议长把这些决定的条件、附加意见送到伪宫内府，由我裁可。更由伪尚书府把裁可后的案件送到伪国务院公布实行。

再者，这个对于罪恶政策法令加工的伪恭议府，在伪组织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因为它既是伪皇帝的所谓咨询机关，同时，它对于伪国务院所属各局、部、院、厅所提出的伪法令案件等，又是一个最后决定机关。也就是，它有向伪皇帝进行建议的权力，又有对伪国务院所提出的法令案件等作修改、通过或拒否的权力，它的特殊地位主要就在这里。

伪军事咨议院的会议，同“恭议府会议”的本质是这样的：恭议府会议是伪皇帝对于政治方面做咨询，军事咨议院的会议则是伪皇帝对于重要军务方面去做咨询。

我再说一下，在伪满时期，为我策划、制定各种政策法令的组织机构和执行机关。

中央机构：伪国务院、监察院、立法院。

地方机关：伪省公署、市县、旗公署。

伪国务院是统治伪满洲国政治经济的中枢机关。在伪国务院内一开始就设有伪总务厅，掌管伪国务总理大臣的职务和实行有关的政务。在伪帝制实施前后，伪国务院分民政、军政、财政、实业、外交、司法、交通、文教等八部。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殖民地统治，伪满政府实行了所谓机构大改革，扩大了伪总务厅的权限，实行中央集权制。在这时，伪国务院直属的机关，有内务局、外务局、兴安局三个局和治安、民生、司法、产业、经济、交通等六个部，以及各伪省公署。

伪总务厅权限的扩大，首先由伪国务院的统辖机构来看，主要是在伪总务厅长改为伪总务长官。伪总务厅长是伪国务总理大臣的直属部下，而伪总务长官则是伪国务总理大臣的唯一辅佐者，他有权代行院务。由于伪国务总理大臣，是唯一的国务辅弼大臣，又兼有监督和统辖各伪部和各地方官厅的最高行政大臣的地位，自然伪总务长官就具有这些权限，也就自然具有强力的中央集权实力。

“国务会议”是审议伪政府各部、厅、局、院（指伪法院而言）所提出的种种祸害东北人民的反动政策和血腥法令的一个同恶相济的犯罪会议。会议是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做主席，伪总务长官和各伪部大臣以及伪兴安局总裁，必须全部出席，如果伪部大臣不在，则由该伪部次长代理出席。此外，有伪总务厅的法制局长（在一个时期改为处长，最后又改为局长）和伪总务厅文书科长列席，但他们没有发言权和议决权。还有翻译一名列席。会议在每星期三举行一次，也有时召开临时会议，但次数不多。议案是由提出部的伪大臣来做说明，经过审议后，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做最后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