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二章 关上家门做皇帝的紫禁城生活（第1页）

第二章关上家门做皇帝的紫禁城生活

一、辛亥革命与清朝封建统治势力的崩溃

自从义和团人民伟大运动在我国北方展开以后，首先是洋务派官僚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辈，便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把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卖国政策公然地实行出来，形成了“东南互保”的奇怪局面。跟着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也因为遭到了帝国主义的痛打，便也随风转舵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和洋务派合作起来。于是，这些反动统治势力就更进一步地配合着外国侵略军队，内外夹攻来镇压起义的人民了。

当帝国主义各国在一九〇〇年共同派遣侵略军到我国来的初期，曾经大喊大叫要用武力来瓜分我国，但由于中国人民在这一反帝伟大斗争中表现出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来，它们不得不把各自的如意算盘重新另打一遍；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因为分赃不均的问题，已由同床异梦的矛盾，逐渐扩展到争食相咬的地步。这时，美帝国主义害怕各国乘机把它们的势力圈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使自己的侵略利益受到排挤，就把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及行政完整的挂羊头卖狗肉的骗人幌子挑起来，达到“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分赃目的，于是，把维持清朝反动政权来作为“以华治华”的新侵略方针了。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不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越发暴露无遗，就是清朝反动政府的卖国殃民本质，也同时暴露得清清楚楚。再加上九亿八千多万两的庚子赔款以及一连串随之而来的丧权辱国条约，等等，就越发激起广大人民的无比义愤。

除了《辛丑条约》后的大赔款，尚有各个地方对教堂教民不计其数的地方赔款也都随之而来。难道说这些赔款都由清朝反动统治者的身上拿出来吗？难道地方的官吏能够自己拿出来吗？不是的，仍然是从广大人民身上去想办法。这些都是通过榨油式的苛捐，敲骨吸髓式的苛税，从人民群众中硬挤出来的。

跟着，日本和帝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又在我国东北打了一年零七个月（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的分赃不均的仗。可是当时的反动清朝政府，却眼看着外国的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着不可容忍的战争，眼看着自己的同胞在两军炮火之下纷纷丧失生命，在两支外国侵略军的**之下，我国无数人家的田园庐墓化为灰烬，一家老幼妻离子散，颠沛流离，而不知羞耻地宣布了中立。这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竟会在清朝政府的唾面自干政策下，堂而皇之地做了出来。并且还在这种无理取闹的战祸结束后，清朝政府更恬不知耻地承认了打赢了的强盗——日本来继承帝俄在我国东北的种种非法利益。不但如此，清朝政府还变本加厉地给予这个殖民地的新“主人”以窃据我东北的种种新权力。

再加上这个腐败透顶、反动到家的清朝统治政权，在这样的坏事做尽、脸面丢尽的情况下，反而要一箭双雕地既想借着图谋自强的机会来敛财；更想借着这个机会来增强自己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同时还可以借以缓和一下国内的尖锐阶级矛盾，于是就耍出来一连串假维新的卑鄙花招，想来缓和一下国内人民的仇恨心理。例如，什么编新军、废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颁布商律，以及后来的准备君主立宪，等等，便都成为筹饷理财的好借口，而越发加紧了对广大人民的无情压榨和多方欺骗。

广大人民就是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势下，在各地纷纷展开了抗捐拒税的正义斗争的，例如一九〇二年刘永清、景廷宾领导下的河北广宗人民的起义，一九〇三年广西人民的反抗捐税的农民起义，一九〇四年在夏廷义领导下的乐平人民的反捐拒税群众性大运动，等等，都和百川汇海一般，集结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伟大革命斗争洪流。

尽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结合下，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联合侵略机构已告完成，日本和帝俄也把化敌为友的阴谋企图和分占我国东北利益的实际行动表现了出来，尽管这些帝国主义强盗想要给气息奄奄的清朝反动政权拼命来打强心剂，好利用这帮忠顺奴才，来替它们做一个挡箭牌，尽管清朝反动统治者调兵遣将接二连三地镇压了多少次的革命势力，但在各地的纷纷起义的影响下，更在各地保路运动的浪潮推动下，成为我国民族历史伟大转折点的辛亥革命，便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汉爆发了。于是，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都先后宣布了独立，沿江的海军也起义参加了革命。清朝的反动统治势力，便在这种历史伟大转变的车轮下，宣告土崩瓦解。

结果是清朝的“皇族内阁”破了产，穷余的一策只能是求助于北洋军阀的大头子袁世凯了，同时各帝国主义也对清朝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灰了心，于是，也都认为除了袁世凯，再没有别人能阻挡中国革命的洪流了。因此，袁世凯就在这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复杂微妙关系中，登上了当时的时局舞台，采取了利用革命来压制清朝，同时又利用清朝来打击革命的双重手法，完全把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安安稳稳地弄到自己的手中，以此作为达到他的野心的政治资本，而开始去干那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的政治讹诈勾当。

结果是，虽然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正式宣布成立，但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政权，没有彻底的人民革命性，最终在君主立宪派士绅的参加和前清政府官僚的混入下，在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明枪暗箭的阴谋破坏下，在袁世凯的加紧卖国的罪恶活动下，袁世凯的政治骗局成功，而使这一个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在根本推倒数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方面，做出了民族革命的辉煌灿烂的成就，并且也给我国社会发展，开辟了一条划时代的康庄大道，但是，却在革命不能彻底的致命伤下，与敌人做了妥协，特别是没有能够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当作同一敌人来看，所以结果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业，在国内外敌人的合谋夹攻中，以暗淡的失败而告终。

不过，辛亥革命乃是我国社会向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点，却是肯定的，也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二、中华民国首都中央的“小朝廷”

自从辛亥革命以后，根据当时的所谓“清室优待条件”，我仍旧居住在紫禁城，仍然保留着“皇帝”的所谓尊号，仍然是居之不疑地在中华民国对待外国君主的礼遇下，过着关起家门当皇帝的养尊处优的生活。

从这里也同样可以说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只是打倒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政权，并没有挖出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君主的根子，并且也没能够把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勾结，给一刀两断，所以才会在当时，出现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怪现象。就是在北京首都内，既有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时在那里的紫禁城内，又有依然如故的清室存在，并且还须由中华民国政府每年拿出四百万两的民脂民膏，豢养着这群包藏祸心、口服心不服的封建余孽，使他们在合法存在的掩护下，拿他们过去的政治地位和声望，来作为危害中华民国的政治资本。在光天化日下，居然有这种荒唐滑稽的怪事。

我就是曾在那扑朔迷离的时代中，一直就在“优待条件”的障眼法下，过着紫禁城小朝廷的安富尊荣享受和寄生生活的。

“优待条件”的全文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陵寝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祀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特别保护。

此外，还有“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例”从略。

所以，我从一九一一年起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止，都曾在那小朝廷体制内，拥有给我办事的各个机关和人员。如宗人府、内务府和看守历代祖先陵墓的守护大臣并内务府大臣管辖下的“上驷院”“銮舆卫”以及护军，等等。另外，还有实亡而名存的什么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御前侍卫和在乾清门每日轮流值夜、从头等到三等的乾清门侍卫，等等。最终使我在那封建专制思想意识仍然极其浓厚的宫廷生活中，把我唯我独尊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毫无遗憾地给培植繁育起来，而成为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狂妄自大的罪恶典型人物。

在那几年的小朝廷生活中，曾使我认为最突出的事例是：每当元旦和我生日时，各王公大臣等，仍和当日清朝统治势力尚未被推倒前一样，从他们的各自府第、邸宅中，把清朝的蟒袍补褂、红顶花翎打扮停当，并带着恰如其分的仆从家丁，仍是由官衣官帽骑在马上的“顶马”（开路前驱）和率由旧章的从骑簇拥着他们从大街小巷官气十足地齐集到神武门前下车下马。然后更在神武门，有的坐上宫中特许的二人肩舆，有的则跨上特许的乘马（按照清朝的旧制，对于王公大臣，有赐乘二人肩舆和特许紫禁城骑马的优遇办法），有的则三五成群地结队步行到乾清门外，等待着箫鼓齐鸣、钟磬迭奏的朝贺。虽然在那时，保和殿、太和殿已被划出小朝廷的势力范围，但是乾清宫却仍然被用作点缀小朝廷最后“尊严”的唯一处所。而这些专摆虚架子的满蒙王公、有名无实的大臣和恋栈不去的遗老，便都在这种三跪九叩的礼节中，重温一下过去的旧梦，也可以说是聊胜于无地过一过开倒车之瘾吧。

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够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还不只此。就连当时的北洋军阀历任大总统，也是无例外地在这样的节日里，按例要派遣总统府内的大礼官或是侍从武官长，作为总统的特使来到乾清宫向我致贺。

现在就以我的生日为例。

这种祝寿仪式，也是按照清朝当时接见外国使节的仪式来做，我照例得衣冠齐楚地高高坐在乾清宫木质台阶上的中央宝座上，一声不响地如庙中的泥像一样，台下两旁分站有两行“御前侍卫”，一个个都是正颜肃目地腰间倒挂着绿鲨鱼皮鞘的腰刀，就好像是庙中泥塑的牛头马面一般，拱卫着我。桌上照例还放有一个黄匣子，里面放有我的答词。等到总统的专使读完代表总统的祝词之后，就由当时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走上那木质台阶上，在我的桌子前跪下，然后由我从那个匣子里取出我的答词来，交给绍英，绍英跪着接过后，便站在台子前照纸宣读一遍。然后，这位专使便向我行三鞠躬礼，礼毕退出。于是这幕千古罕闻的奇剧便在礼成的宣告下，照例结束。

我现在重复一遍刚才我所说过的话：

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够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还不只此。那就是在我结婚那一年（一九二二）过生日时，中华民国大总统派来的专使是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因为他本人是个满族，又曾在清末当过陆军部尚书，所以，在他正式演完了他代表大总统身为专使的一套照例仪式以后，他忽然灵机一动，别出心裁地恢复了他过去当清朝爪牙时代的原形，恭敬严肃而义形于色地对我说：“现在我还要代表我自己给皇上行礼！”于是，他就身穿着中华民国的陆军上将大礼装，跪倒尘埃向我三跪三起共磕了九个头。因为这是在预定礼节之外的追加仪式——也可以说是义务出演，所以不但是我觉得有点局促不安，就是绍英以及在我左右两旁雁行排列着的侍卫等，也都觉得对于这突然发生的意外奇遇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在当时不但是对我如此，就是在四位太妃办正寿时，也曾有过当时的警察总监薛之珩以及步军统领聂宪藩和左翼总兵袁得亮、右翼总兵申振林等，身着中华民国的正式礼服和军装，以私人资格向办寿的太妃鞠躬致敬以后，掺杂到身穿清代服装的王公大臣中，一同喝着喜酒哩！

现在姑且退后一步说，像什么薛之珩、什么聂宪藩等，因为他们在当时，都是些北京当地的地方军警机关的负责人，连大总统尚且如此，他们就是偶尔来凑凑热闹，表示一下敬意，也还算是说得过去的事情。至于像是在端康太妃办正寿时，身为奉系高级将领的张景惠，居然也身穿高级军官大礼服，跪在地面上给太妃大磕其头，我觉得无论怎样说，也是有些说不过去的吧。当然端康太妃在当时，把此事当作引以为荣的自夸事项之一，可是从国体这一方面说来，则是一笔使人气愤的糊涂账。真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太不像话的地步了。

谈完了封建残余的小朝廷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暧昧关系之后，我想再谈一下这个不安分的小朝廷和当时的封建军阀等的勾搭关系。现在就举几项较为突出的事例来说吧。

我记得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当直隶派的大军阀头子吴佩孚在他的根据地洛阳，志得意满地大办其寿的时候，我也曾在郑孝胥的怂恿下，特地准备了一批相当丰厚的寿礼，写了匾额，由那个唯恐中国不乱的郑孝胥，给亲自送到洛阳去。这是为了什么？不言而喻，送礼的目的是卑鄙无耻不堪告人的。简单一句话，就是为了要去拉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