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三篇 前来东北02（第2页）

从这个当时小镜头里不但可以看到这些汉奸的彼此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丑态，还可以看出汉奸在当时，确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做了不少的帮凶工作；同时还可以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汉奸的驾驭手法。话归本题，这也就是日寇在当时横行无忌、狰狞面目的小小一斑。

（2）“吃人嘴短，拿人手短”

在伪满政权初成立以后，所谓第一次伪阁议，当然还是得按照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所传达的关东军司令官的计划行事。在当时日本人的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的主持下，在伪阁僚——“总长”的面前桌上，预先放好一份一份的牛皮纸口袋，袋内装有早由关东军给立好了的，更由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给起草并印就的所谓议案。在当天的这些议案中，最主要的是：伪政权各部、各省的机构中的日本人官吏的配备比例数表。熙洽看了这样的议案，便“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地发了脾气，怒声怒气地向驹井德三质问说：“这个比例表是从哪里来的？新政府刚成立，这样的东西，是由谁给做出来的？”并且还继续追问道：“日本军部也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这个伪总务厅长便拿出了殖民统治者的态度，对他的名义上所谓上级的总长把脸一翻，拍着桌子厉声制止熙洽的发言，并且还念起专门制伏汉奸的紧箍咒大声说：“这是日本关东军的命令。”“满洲国”政府对于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发言余地的！然后对准了汉奸的致命穴道扎了一针说道：“在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哪一个人没有伸手去接关东军给的‘机密费’（郑孝胥得了一百万元，各伪部总长也都各得了二三十万元不等）？等到把钱拿到手里之后，现在又想出来捣乱，你们要知道，这个‘满洲国’是日本人拿鲜血换来的！”

熙洽在这当场出彩的大栽跟头下，大憋其气，不过是谚语说得好，“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既是拿了人家的钱，还充得了什么好汉，只好是忍下这口窝囊气。可是驹井德三却是因为制压汉奸有功，立时把伪总务厅长的职位，升格为伪国务院总务厅长。从此他更可以高高坐在各伪部总长之上，颐指气使地来支配一切。而这位熙先生呢，则只能是在悻悻回家之后，把那笔形同卖身费的三十万元罪恶钱，交到他的那两名心腹喽啰张燕卿和谢介石之手，而硬充好汉地严声吩咐道：“我们满洲国建国，用不着日本关东军的‘机密费’，把它给退回到关东军去。”这两个头目便唯唯连声地把钱接到手里走出去了。据说这两位“识时务的俊杰”，并没有让他们的长官去吃失欢于日本主子的大亏，而是在为熙洽着想的情意下，把这笔奉命退回的赃款，平分为两份，每人往自己的腰包里揣入了十五万元，然后向熙报告说是完成了退回的使命便算了事。

据说，熙洽直到伪满临垮台时为止，方知道这三十万元的究竟去向。不过是，熙洽在伪满的十四年之间，总算是始终尚未失去日寇的欢心，因而也就使他成了从贼到底的汉奸。这也正是因为他既是出卖吉林首先叛国投敌的叛徒，又成为日寇所最信得过的汉奸。

（3）古版今刻的“王孙泣路隅”图

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的时候，那曾以前清贵胄的政治资本，想要借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刺刀势力，来尝一尝中兴君王滋味的恭亲王溥伟，便仗着他“宗社党”的老牌子而在日本浪人、中华民族叛徒等的架弄下，戴上了从柜顶上找出来的宝石顶和三眼花翎的清朝礼帽，穿上了从箱底下翻出来的过去所谓清代礼服——行装，在腰间更把尘封锈涩的绿鲨鱼皮鞘腰刀挂了起来，还在脚上穿好了除了在舞台上，平日不能轻易看到的乌缎官靴。在装扮停当以后，他便以一个所谓嫡系皇孙的资格，带了一群专门捧臭脚和架秧子的所谓临时仆从，大吹大擂地前往新宾（即清代的“兴京”）清朝远祖坟墓和沈阳的东陵、北陵大祭其祖。

不过这并不是说，他对多年以来从没有祭扫过的祖坟，忽然间又生出了一种孔家店借以迷惑人的什么慎终追远或是什么孺慕不改的旧礼教的观念来，实际上则是想要拿这种消灭多年的汉家官仪来卜察一下当时一般人心对于帝制的——也可以说是对于他的向背如何而已。就拿他自己对于这次大出政治风头后的感想来看，就自供出这次之所以要来一个所谓人心测验的动机是在哪一边的了。

他在这次堂而皇之地祭完了祖墓以后，曾对人发表了这样的感想：“真没有想到在我这次祭祖的影响下竟聚集了这样多的人……”他并不知道，所谓那么多的人，只是对他的奇形怪状，凑聚起来看一看热闹而已，并不是什么人心所向的表现。而他却在野心迷梦的昏头昏脑下，竟自发出对自己影响力的盲目估价来，足见他对于这次所谓意料之外的收获是曾感到怎样望外之喜的了。因为他从这次的招摇行动中得到了“信心”，所以就更加“东套头、西拉拢”起来，乌烟瘴气地闹得不亦乐乎。

尽管这位饱尝寓公风味已久而“起蛰思蠢”的“王爷”，在他的名望地位上，自以为是得到了锦上添花的好成绩，尽管在他身旁，有一些日本浪人在四处替他兴风作浪，尽管有一批封建残余的官僚迷和野心家都想借着这位“王爷”的“威光”享受一下攀龙附凤的重过官瘾滋味，但是“强中更有强中手”，那些杂牌的地头蛇之类，终究是敌不过我这名牌老货——清末皇帝。

有一天，驻朝鲜日本侵略军高级参谋金子定一中佐，在沈阳的满铁医院内借了一个房间，使用肃亲王善耆的儿子宪立，把那位风云中的王孙——溥伟请了来，于是就在宪立的翻译之下，对这位正在兴高采烈往上爬着的龙子龙孙下了一个军令如山的逐客令。据说内容大致是：

“你的这种政治活动，和关东军的现行政策大有抵触，希望你赶快断了这种念头，立即老老实实地回大连做寓公去！”

溥伟听到了这种晴天霹雳般的口头最后通牒后，真不亚于冷水浇头一般，立时便把他那满腹的望外之喜变成为意外之惊。因此，就在这瞬间由沸点变成零点以下的急剧心情变化下，终于逼得他暂时放下了自己的王爷架子，而显露出他的“弱者”本能来，声泪俱下地对这位作为命运支配者的日寇做了招人怜悯的哭诉。

他这番痛哭陈情的大致内容是：

“现在已经把事情发展到了这样地步，投资帮忙的人也有了，愿为羽翼的人也有了，名声也闹出去了，而忽然叫我偃旗息鼓抱被褥回家，在这种势同骑虎的情势下，可叫我怎么办？这些人怎能容我抽身便走？并且这次的出山打擂本是买空卖空式的一种没有实际本钱的买卖行为，我不但对这群众星拱月的谋臣策士无法遣散，就是住店多日的房饭钱我也无力支付，现在叫我立时撒手回大连去，我就是想走，他们也是不会放我走的。”

像是这样的事，对于这位路隅的王孙，固然成为无法摆脱无从解决的致命难关，可是在那赫耀一时的日寇关东军说来，这样的事简直是一些提不到话下的鸡毛蒜皮小事。本来么，连人家的国土都能随便侵占，邻国的人民都能随便屠杀的法西斯强盗，对于替“王爷”偿付一些店里的房钱、饭费之类的小事情和驱散一群逐臭的蝇子那又算得了什么。于是，金子定一便把适才的威风煞气收了回去，立时换出了颇含笑意的另一副面孔，同时也把打雷般的声音缩小到慈父训儿那样的程度说道：

“没有关系，一切都好办，都不成问题，这些都可以由我们军部负责给你解决，只要你能撒手撂下一走即行。”

于是金子便命宪立给这位“铩羽归去”的恭亲王买了回到大连去的车票，并且还体贴入微地给了他路上所需的一些路费，而迫使他登上了意冷心灰的回家之途。

至于对他所欠下的店钱之类的偿还以及那帮梦想攀龙附凤的人，当然都会由日寇的金子参谋给负责处理。不过是，从这王孙泣路隅的画面中，是能够更看出以下的种种实际问题的。

一向专门驻在朝鲜担任镇压朝鲜人民的日寇军，一大部分为什么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同时，就能够立时窜过鸭绿江开到我国东北来和当时的日寇关东军并肩从事于罪恶的侵略战？如果不是在日寇侵略军的参谋本部早就有了统一的罪恶的计划，是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迅速的扩大侵略行动来。这不是对于日寇法西斯强盗的处心积虑罪恶企图又一个明显的实际证明吗？

同时，还可以由此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组织伪满政权的阴谋毒策，也是早有既定的方针，从以下的事实经过中，可以明显地说明：尽管那些日本浪人乘机四处纵火，尽管那些汉奸都各有各的仗恃与神通，但是操纵整个局势支配一切的仍然是日寇侵略军。这就是溥伟之所以被撵下了擂台而我之所以被抱上了伪执政椅子的一些内幕。

还可以从这一段事例中，看出日寇对于汉奸是如何分批培植，如何因时适地地利用了他们，就如同晋代陶侃把竹头木屑都不肯丢弃，而把它们分类储存起来，等到后来急需造船时，便物尽其材地做了有效的利用一个样。例如，为什么偏偏要用朝鲜军的参谋和溥伟做交涉，而不用板垣、石垣之类的人？还不是因为这个金子定一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华民国留学生队中当过中队长，因而和善耆的儿子宪原、宪基、宪开、宪方等都有过师生之谊，所以才使金子对溥伟去下逐客令，同时利用宪原等的弟弟宪立来做翻译，并使他去担当强迫登程的解差，这也是有着周至的用意在内的。

请想一想，日寇对于汉奸的使用，是不是早就胸有成竹而早就从多年以前就预先替自己的侵略行为筹措得完完备备？而这些也就正说明日寇为了实行它的侵略野心政策，而预先埋伏好的种种线索之一端。

王孙泣路隅的事例，暂且介绍到这里为止。

七、我是这样当上了伪执政的

自从我对板垣征四郎无条件地答应了愿去当伪执政之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者便操纵着伪最高政务委员会，嗾使那些所谓代表各地方实力派的“巨头”，冒充了代表当时三千万东北人民的代表，第一次到旅顺来见我。他们就好像是一排传声筒和扩音器似的，异口同声地说着虽不愿意说，但又不能不那样说的口是心非的“好话”。例如说什么“衷心”邀请我，“衷心”拥护我出来担任“执政”等。而我这个准备停当，待聘下山的人物呢，更是和做戏一样，不但是在事前就已经知道将有这批人要到这里来演一顾茅庐的连台戏，并且也就早由郑、罗两位左辅右弼的谋士，和操纵我当时整个命运的全能主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预先给准备好，并已经排练纯熟了怎样对于这“第一顾”去做照例推辞的“台词”。于是，这两方面的汉奸角色，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综合导演下，既使那帮不远千里而来的代表把劝进的台词背得又烂又熟，同时也使我这个高卧房中的待聘者按照总导演的预定排演计划，装腔作势地做了第一次的“固辞”。于是这出“第一顾”的“打炮戏”，就算是扮演完了。

这出“第一顾”中的演员们在回去之后不久，于同年二月左右，又来到旅顺做了第二次的所谓请愿。在这次冒充代表民意的所谓代表，在人数上又比上次多了不少，如张燕卿、谢介石、冯涵清、林鹤皋、凌升和赵仲仁等之类的种种角色，当然，这次是要再接再厉地来请求我答应担任伪执政的了。于是，我就在预定的计划下，便点了头表示了应允。

跟着就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底赴长春就任，当火车经过汤岗子时，又在对翠阁做了一次旧地重游，并在那里住了一夜。我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那张景惠和赵欣伯又代表着赝造的所谓民意来欢迎我到长春去当伪执政。

次日，就在这戏剧性的过场逐幕排演的同时，我也就更进一步地沉陷到更深更深的罪恶泥沼中去。

我到了长春车站之后，就看到有许多日本鬼子和汉奸等都整列在那里迎接我。此外，还有被敌伪宪兵警察给逼出来的所谓代表民意的代表以及一群从吉林被架弄来的封建残余分子之类，也都手里拿着黄龙旗来凑热闹。

可是当时的我，却在这种戏中戏的人为空气中，被感动得落下了感极而泣的无耻眼泪。

我在当时，并不是不知道日寇在垄断着当时的所有一切，更不是已经满足于执政（没能当上皇帝）的当时处境，同时也清清楚楚地知道这帮鬼子和汉奸都是各怀鬼胎。可是为什么我却对于这种制造出来的欢迎，竟会感动得流出了泪？如果我在当时不是被“领袖欲”“皇帝迷”冲昏了我的头脑，又怎能够表现出这种“悲喜交集”的丑态来呢？特别是当我一眼看到那帮封建余孽——满洲旗人，手里拿着前清的黄龙旗向我欢呼的时候，更是生出了“不图重见汉宫仪”的感情，觉得自己仿佛是又重新回到老家一样。足见这种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阶级本质，真是除了看得见自己当前的一些鼠目寸光的私利，连最起码的一般理智和最小限度的民族良心都没有了。这也就是和“鱼只见饵而不见钩”的原理一样。

我到了长春的次日，便在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及石原莞尔参谋等的参列之下，举行了人人唾骂的伪执政就职典礼。

当郑孝胥代我宣读了伪“执政就任宣言”后，我就在日寇汉奸的层层围绕下，当上了万恶不赦的伪满傀儡头子，更在院中升起了遗臭万年的伪国旗。

而后更在院中举行了一个敌伪正式合流的庆祝酒会，并且这帮毒蛇怪兽又合摄了一张纪念像，把这一滔天罪行的铁一般的历史丑态完完全全地留了下来。

郑孝胥对我讲，他已接到了本庄司令官的正式授意，说要他来坐这把伪国务总理的椅子。自然我也就立即点头答应了。于是他就把早就拟定好了的各部编制和伪总长的名单拿来交我过目之后，便以我的名义予以发表。同时还决定令谢介石以伪外交总长的名义对各国发出了要求承认伪满洲国的所谓通告。

从此，这个专门帮助日本法西斯强盗残害自己同胞的伪满汉奸政权，便在日寇的卵翼下，正式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说，以我为首的这批毫无民族气节，卖国求荣的汉奸集团，从这天起，便开始了从实际行动中去助纣为虐，而对我东北人民进行统治、镇压、奴役、掠夺等的罪恶活动，并且还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去助长日寇的凶焰，致使它的侵略势力更扩展到我们的大半个中国。不但是我祖国人民所受到一切灾祸，我应当负完全罪恶责任，就是亚洲各国人民所受到的日寇侵略祸害，也都是由于日寇在东北占有了这一重要军事基地，所以我对此也必须负罪恶完全责任。

更具体地说，例如在我这罪恶行为的十四年间，由于我一手所签订的卖国密约和种种卖国协定，以及由我签名盖章颁布的伪诏书和经过我的所谓裁可、签名盖章而实施的各种伪敕令、伪法令，并随之而来的各种残害人民的政策等等，哪一样没有给我东北以及全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估计的灾祸？所有这一切严重罪恶的后果，完全是我一手所给造成。所以，我过去所犯下的罪恶真是擢发难数，万死也不足以蔽其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