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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我的北京时代003（第1页）

第一篇我的北京时代003

在这间屋子里，我又有一段片段的记忆：我仿佛记得在这间屋子的周围都安装着玻璃，里面的纸窗都在垂放着。这时正是夕阳向这里反射的时候，恰好就把在窗外来来往往的许多梳旗装“两把头”（即京剧中《坐宫》里的“铁镜公主”的装束）的王妃命妇的影子，映了出来，这时我看得出神就笑了起来，还连声喊道：“看走马灯啊！这走马灯多么好看哪！”

这就是我入宫以来头一次被吓哭的概略经过。

我第二次被吓哭，是在光绪和慈禧都先后死去之后，我被我父亲硬给抱上了“宝座”，也就是所谓“登极”那一天的事情。

在一九〇八年，当我父亲载沣抱着我坐上了太和殿的皇帝宝座上后，正在那金鞭三响，金钟玉磬齐鸣，云锣鼍鼓铿锵迭奏，文武百官各按品级长跪叩头的时候，我这三岁的孩子，便又在这种素未曾见的大场面下，又被吓得大哭起来。当然，这位肃穆庄严的监国摄政王，由于我的这种“失仪”行为，急得满头大汗。在这样的时候，他既不能拿出惯有的父亲威风来呵斥我不许我哭；又不可能做出什么逗哄小孩子的举动，来让我破涕为笑。据说他在技穷之余，只能小声地安抚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而已。但在当时，饱受作弄和惊吓的我，绝不是他这几句不解决问题的温言所能安静下去的，我仍然毫不客气地在天子宝座上，向着王侯将相、济济百官号泣不已，这次我父亲可真急了，便顾不得什么体统不体统，而命令恭敬鹄立在两侧的侍从，把止哭的最后一个法宝——纸糊的老虎玩具递到我的手中。这个办法生效了，我不住地玩弄着它不哭了。于是这一幕“三岁孩子登极”的趣剧，才算是礼毕如仪。

我这一哭不打紧，却引起了当时一些醉心于唯心论的高官显宦的口里嘟囔和心头懊丧，他们认为这乃是历代历史中所仅见的不祥之兆。尤其我父亲所说的“快完了”这样的话，更成为他们杞人忧天的唯一资料。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封建统治被推翻之后，这些位大人先生，更振振有词地在茶余酒后大谈其“谶纬之学”和事后诸葛亮之见呢。

在一九二三年前后，曾一度当过清室小朝廷内务府大臣的金梁，就曾把这件事大笔特书地记在他所著的《光宣小记》里，内容是这样的：

“宣统登极，余未在京。有人赴太和殿观礼，见摄政王拥上座。上泣啼不止，左右颇惶窘。王招近侍进一物，上玩弄，始止哭。众既讶为不祥，而又疑不知所进何物。私问之，则庙会所售玩物曰虎小儿者也。”

以上所列举的就是过去我这个三岁孩子，在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野心摆布下，被拖出了自己的家庭，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而当上了清朝末代皇帝的一些概略经过。

我第三次被吓哭，是在慈禧出殡的那一天。那时有很多的王公大臣和侍卫、太监等，都簇拥着我在慈禧的灵前叩头，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况下，我又被吓得大哭起来。不过是，这次的哭，却和上次的哭不同，因为，在上次是我的不该哭而哭，致招来慈禧心中不大乐意，而这次哭则是哭对了，因为是应哭而哭。

照例在丧中祭奠时，必须举哀。说起举哀来，也是在过去旧社会制度中相沿成风的一种形式上的礼节。就是在祭奠时，照例得有两名或数名太监分站两旁，从口中连续喊出“?！”“?！”的悲鸣来，这就是表示着在哭泣，也就是所谓的“举哀”。请想这种假哭，只是由两行面无戚容、有声无泪的太监，规规矩矩地排列着，一个个口是心非地发出一种类似哭而实际上并不哀的哭声来，这不是引人发笑的滑稽场面是什么？像是这种专讲形式而不求实际的虚伪表现，在旧社会中，特别是在清宫中，真是触目皆是，指不胜屈。这就是封建王朝的种种制度越来越趋于腐化，越来越成为极端形式化的一种实际表现。

像是这种既可笑又可厌，并且还会使人憎恨的滑稽剧，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国家盛典的形式，在全国人民的视听之下，扮演出来，真可以说是封建制度“家天下”的一个特征。本来一般的封建地主阶级，就是把这一部分土地和农民，硬给霸占为自己的私有。每当老地主死去，只要是他的儿子或孙子，不管是几岁的儿童也好，或是吃奶的婴儿也罢，他们有继承他们父亲而为下一代地主的权利。何况是身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心的中心——最大封建主的皇帝，当然是更把私有的范围扩大起来，而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局面的了。我就是在这种坑人的制度下，从不懂事的三岁儿童时代起，就被人称作什么“真龙天子”或是什么“皇上”“圣上”“圣主”以及“万岁爷”之类，而我也终于居之不疑起来，认为这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人家向我叩头，对我跪着说话，甚至对我“碰头”（即叩响头。按旧例，在进级进等时，臣下须向皇帝把头磕在地上作响，叫作碰头谢恩），我也是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不要说我的老师在朝贺等正式见我时，得向我三拜九叩地行礼，还须向我称臣，就是我的长辈如伯父、叔父甚至祖父辈的人，也得对我请安叩头，并自称为奴才（按清朝惯例，汉人称臣，满人称奴才）。甚至连我的父亲也得算是我的臣下，也须对我叩拜和自称为奴才的。不过是，在我当了皇帝以后，由于太后和王公大臣的细心体贴和在煞费苦心的研究下，才想出一个通融的办法来。就是在新年和我的生日等正式朝贺时，我父亲可以避而不见我。这样，他就可以不必向我来行君臣大礼了。至于平日，当我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就按照家礼而向我父亲请安而不叩头。并且我也不喊他为父亲，只称他一声王爷。此外，对于我的母亲和祖母也都准此而行。换句话说，这只是一种私情而不是公开的礼节。

在过去的封建制度严格束缚下，我就是这样过着皇帝的生活。要不然，怎么要称呼皇帝为“至尊”呢？我过去的“唯我独尊”“自命不凡”的思想，以及我那多年的皇帝迷，总而言之，都是从这样的饱含毒素的日常生活环境中，一点一滴地日积月累而成的。回想起来，真使我不能不痛恨过去的一切。

十四、我在宫中的家庭生活环境

我从一九〇八年三岁起，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十九岁时为止，都是过着宫廷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真使我觉得如同是做了一场光怪陆离的荒诞噩梦一样。在当时认为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为怪的事情，在今天想起来，简直觉得是怪诞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我说来，过去那段迥异寻常的童年生活，可以说是给我整个的前半生打下了一个无穷无尽的罪恶的坚固基础。我恨那万恶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更恨那罪恶的吃人肉喝人血的寄生生活。同时也恨我自己，还恨那在过去对我溜须奉承的人们。我唯有把它痛痛快快地揭露出来，唯有把自己过去的一切罪恶暴露出来，才是我今天学习改造过程中应有的态度，这样对于我，是对旧东西的一刀两断，对于旁人也是足供新旧对比的一些参考资料。

那么，我就按照衣、食、住、行的次序说起，先拿衣服穿戴来说。

清朝时代最尊重黄色，尤其是明黄色，认为只有皇帝、皇后等才能使用，自亲王以下只能用杏黄而不能用明黄。所以我所穿的朝服（等于大礼服）里子、系的腰间带子，甚至帽里子、坐垫、包袱之类，无一不是明黄的颜色。因此，这种“崇黄病”也就深深浸入我的头脑，认为只有自己，才配使用这种颜色。就连偶尔看到我的弟弟妹妹等，穿有近似明黄色的衣饰时，我也会板起脸来，叫他们换掉。至于用人等，更是连接近黄色边缘的东西，也不敢上身的了。

至于要谈起皇帝所穿的春、夏、秋、冬四季衣服来，也真够麻烦死人的。除了便服，还有朝服、袍褂（等于普通礼服）、行装、戎装，等等，真是和安徒生所著的《皇帝的新衣》那篇童话一个样，衣服是会把一个活人给生生捆住的。最讨厌的，就是得按一年二十四个节令的转移，来穿适合于节气的衣服。关于具体的种类名称，我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现在只举尚在记忆之中的几个名称来概其余吧。例如，在春、秋时，有薄棉、夹衣、单衣，等等之分。在夏季光是纱类，就分有多少种，如实地纱、铁线纱、明纱之类。在冬季则是有各种各样的毛皮衣服，如珍珠毛（胎羊的一种）、银鼠、银灰、大麦穗羊皮（滩羊皮）、天马（狐之一种）、青白獭、貂皮之类，都是以毛的长短、底绒的厚薄，来适应寒暖的程度的。

专门掌管皇帝所用的“冠袍带履”四项用品的地方，叫作“四执事”。在这个单位中也有十几名太监，专门担任着应乎季节调换衣履等项的工作。此外，在历代皇帝皇后忌辰（死的日子）时的素服，和历代皇帝皇后诞辰（生日）时的“花卉”（即吉服之意），等等，按期准备，也都是他们重要工作中的一部分。

按季更换衣服这件事，不但是我如此，就是在京的王公大臣，也都得按照“四执事”所按期发表的应穿衣服种类，各自按时更换（在过去关于更换衣服的日期和某王某大臣的请假谢恩、呈献贡物以及升级或调动工作等的每日政治概况等，都有一种粗印的小纸折子，每天在宫内分发给上朝的官员，当时把这种极其原始的印刷品，叫作“宫门抄”。据说还是后来政府公报的最初老祖先哩）。皇帝和那些王公大臣，当然不会由于更换几套棉、皮、罗、纱的衣服感到什么经济上的压迫，可是在京中做小官吏的，则未免对此要叫苦连天。不过是，在当时仍是有“穷思通”的妙法，可以用来补救的。那就是在棉袍棉褂的周围外缘上镶上一条应乎节令的毛皮，还有名称呢，当时都把它叫作“出锋毛”。这样就可以鱼目混珠地把差使应付过去。最可怜的，莫过于有关“蟒袍”（即穿吉服时，穿在“褂”内的锦绣云龙花纹的礼服，名叫“蟒袍”）的小官吏哀话了。那就是一般的小官吏因为位小禄薄，有的连吃饭都发生问题，怎能买得起在宁绸或库缎之上绣有金银彩线的高贵衣料呢？但他们也不是没有窍门可找，他们会用以高丽纸糊成的纸袍，在上面用彩笔画出张牙舞爪的金龙、彩色斑斓的海水，以及什么轮、螺、伞、盖、花、罐、鱼、长之类的美丽民族图案来，这样就可以混杂在文武百官之中，高视阔步地在品级台前，朝见君王了。

在这里我还想附带着谈一下我在宫中时所戴的帽子。在穿朝服时，照例要在朝帽的中央顶上，安有一大串的珍珠，它的名称是“朝冠”。这是只有皇帝、皇后才能戴的朝帽。在穿袍褂时，则须在“昆丘帽”（春秋和冬季用）和“纬帽”（专门夏季用）上安有一颗大橄榄形大珍珠，叫作“珠顶冠”。再次一等的礼帽，则是在同上的帽顶上，安有一个用红线结成的大帽结（俗称为算盘疙瘩，正式名称为盘龙结顶冠）。这也是只有皇帝一个人才配戴的官帽。在穿便服时，我小时所戴的便帽，则是和一般的瓜皮小帽并无大差，只是上面的红算盘疙瘩要比普通的帽结要大些，帽子周围的几块瓜皮也不是黑色的，而是在彩色缎子上绣有金线的长寿字之类的花纹，帽子前面，照例还要安上一颗珍珠，珍珠之下还要安上一块宝石，帽后还垂有一绺八九寸到一尺的红线穗子。至于我十四五岁以后，所戴的便帽，则是普通的红结黑缎瓜皮小帽，不过是帽前的珍珠宝石尚未去掉而已。

其次，我再说说关于饮食的事情。

在过去的旧社会中，很多人都传说，“皇帝吃饭是吃一看二眼观三”。这是一种想象，是不合实际的，并且也不合乎中国的文法。“吃一看二”这还讲得通，至于在“看二”之后，又加上“眼观三”三字，则反倒有些讲不通了，总之，这种传说的由来，只不过是为了形容皇帝的奢华享受而已，是可以不必在字眼词句之间找什么确实根据的。现在我想谈一谈关于我在清宫中吃饭的事情。

一般人所说的吃饭，到了皇帝身上，便变为“进膳”。一般人所说的开饭或打饭，到了皇帝那里，则须说是“传膳”。一般的厨房，在皇帝则被叫作“御膳房”。一般人每日所吃的饭，在皇帝则称为“膳”，这固然只是一些字面上的差别，然而在改换字面的含义中，则并不只限于字面上的问题，而是在其中蕴藏有严重的阶级区别，这就和皇帝不说“我”而称“朕”一个样，就是为了要把皇帝的一切一切，都和普通人做出人为的天地的差别，好用来表示皇帝的绝对特殊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说明了这就是特权阶级的狂妄自大和一贯奴役人民的反动本质。

我在宫中，每天吃饭的情形是这样的，在我吩咐传膳的一声令下，便由在我身旁的太监（当时呼作御前小太监）应声虫似的把这声传膳的命令传到屋外的太监（殿上太监），然后更由其次的殿上太监传到鹄立在门外候令的御膳房太监，然后更传到其次的……就用这种逐个递传的方式，把这个传膳的声音，由我所住的养心殿，通过遵义门，更经过西长街直到几百米外的御膳房那里。

开饭的情形就更特别了，就如同旧社会结婚时“过嫁妆”的情形一个样。由冠戴齐整的御膳房太监把成桌子的菜都摆在许多盒子里，一齐地端上来，再由小太监接过来给摆在桌子上。菜共有二三十种，点心有四五种，粥类有四五种，咸菜之类有十几种。端到屋里以后，先放两个一尺多高的红木桌架子，在上面再放上两张像是炕桌那样的长方黑漆桌子，和这两个桌子相连接，更放上一张八仙桌。在我椅子旁边还放一个长方形的长脚几，那是为放咸菜和小菜之类用的。盛菜的盘碗并不大，都是烧有“万寿无疆”四个篆体字的彩瓷器皿。盘碗之上，都盖有银盖。每个菜内都放有约三寸长的一个银牌。据说是防范有人下毒药。其实有些毒沾到银质器具上并不见得能使银质物品变色，反而沾上一些鸡蛋黄和带碱性的白米粥之类的，它倒是会呈现一种黑黄色。现在且不必研究银质物品验毒是否合乎科学原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封建制度下的专制皇帝，不论何朝何代，他们都是经常害怕有别人来暗算。因为，他们素日的所作所为，本来都是鱼肉广大人民来养活自己的罪恶勾当，当然他们要经常疑神疑鬼地来图谋尽可能地自卫了。像是那种日日夜夜战战兢兢的害怕心情，也是只有和人民为敌的专制魔王，才会深刻尝到的一种特别滋味吧！

皇帝所吃的菜，当然是多得惊人，可是“多而不精”这句话，却是最适合于说明御膳房的饭菜味道的。因为当时宫中厨房积弊过深，除了层层剥皮，它那暮气沉沉的工作作风，仍然处处脱离不了因袭光绪时代御膳房的成规惯例，菜都是在前一顿饭的时候，预先把它做好，放在炉灶上不使它冷却，所以每当听到传膳的接力式命令，便可以立即摆到盒内，鱼贯而来地端到我跟前。当然这样的菜，是不可能好吃的了。换句话说，就是和上祭的供品差不多，只是为了摆样子而已。

在隆裕太后活着的时候，她在每顿饭时，都给我送来七八种菜，她死之后，便改为四个太妃每人给我送五六样菜吃。这些菜都和我那“御厨珍馐”不同，都很精美可口。因此，我自己厨房的菜，就成为供我看一看的东西，而由别处送来的菜，则成为我每餐必吃的主要副食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