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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回到了祖国（第2页）

“好吃极了！”

那位负责人当我们吃到正进入“**”的时候，更亲切地对我们说：

“现在正在旅途中，天气又热，只能做出这样简单的东西来，等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地吃了。”

“简单的东西”？“好好地吃”？凭自己良心说，这样的吃喝以及这样的待遇，已经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情了。因为在当初尚未回到祖国领土以前的时候，所预想的是：

能把高粱米饭吃饱，能把窝窝头吃饱，就是万幸了。谁还能想到有精米粥和酱甘蓝疙瘩吃？现在不但如此，还说这只是些旅途中的简单的食物，真是，除了低头紧吃之外，还有什么话说。

结果是在大家的放心大吃之下，把我们这些人应得的部分都吃光了，这些位工作人员看到我们这种舔嘴抹舌的样子，知道我们有些人还没有吃够，便又忙着到车外去取。固然是我们都齐声说：“已经都吃饱了，已经都吃饱了。”但是这种虚伪的“客套”话，是瞒不过这些位新中国的工作人员的，他们当然是不会理会我们这种言不由衷的“客气”话，而把又一大木桶的热粥端进来了。当然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桶粥的来历的，于是又把它吃了大半桶之后，才算是沟满壕平地人人吃个大饱。事后才知道这桶粥原来本不是我们这批人应吃的部分，而是公安部队工作人员的应得部分。只是因为我们吃得过了分，所以这些位公安工作人员才把他们自己的东西让给我们吃了。因此，那些位工作人员迟延了很长时间，才又弄来些东西吃。

我当时还认为：公安工作人员是不会和我们吃一样东西的。可是这一判断我又估计错了。公安人员不但是吃的和我们是一样的东西，并且还尽先让我们这批人吃饱，然后才自己胡乱弄些东西来吃，这在旧社会，不用说封建清朝时代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就是在中华民国号称共和制度时代，也是看不到这种工作作风的，当然我在当时是不会认识到这一点的，只是瞪眼看着而已。

我们在列车中头一顿吃的，固然是白米粥和酱咸菜，第二顿，第三顿……还吃到了越发出人意外的腌鸡蛋、熏鱼和白面包……之类的东西哩！

不但如此，一位工作人员还特地从怀中掏出钱来买了一瓶啤酒和一大包花生给我。

一切一切都是和我的意料相反，在当时的我固然不懂得这就是新旧社会的种种根本不同之处，但也在不识不知中觉得事事新鲜，事事奇怪。

尽管这一系列的活生生现实，明明白白摆在我的面前，尽管那些位公安人员的态度作风都是那样温和和亲切，可是做贼心虚的我，依然是把疑团和鬼胎装满了一肚子。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这条命就如同风中残烛一般，真是余光已经无几，于是越这样想，心里就越害怕，越害怕，就觉得心里越发窄了起来。可是载着我们的这列火车，却是无情地不停蓦进着，让人觉得它好像是故意和我为难似的越发加快了速力，就仿佛是非要尽快些把我带往死路不可一般。等到过了哈尔滨之后，这节车厢便又挂到一列快车的后面，小站也不停了，一直向南，向南朝着长春急进着。

我这时越发沉不住气了，真像快要溺死的人，见一根草茎也要抓一把一样，于是便对于坐在我身旁的公安干部大谈其佛学，并驴唇不对马嘴地表示了一些追随日寇乃是自己的不得已的所谓“苦衷”。最无耻的就是我更把我在过去如何捐助罹灾人民的种种陈谷子烂芝麻也都倾了出来，为的是借着它来达到急来抱佛脚的目的。越发接近了长春，我越便由长春这两个字，联想到过去的所谓“新京”，由“新京”又联想到过去的一切一切。于是便由神经极度紧张变成了疑心，变成了兴奋甚至形成幻听和幻觉。觉得周围的空气也都不对头了。例如，看到有些公安人员彼此在小声谈话，便认为这是在谈论自己，看到某些公安战士持枪坐在车中，便又认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在车中对我下手。就是这种春蚕自缚的自我折磨使我差不多成了疯子。当火车在长春停车时，因为听到了唱歌的声音，便认为这是人民在庆祝抓到了汉奸而在高兴歌唱，于是我的神经过敏便达到了顶点。

当入夜睡觉时，由于疑虑的纷扰，形成了幻听错觉的状态，觉得在朦胧睡梦之中，听到有人在讲要对我进行处置；后来又仿佛听得像是有人在骂斯大林大元帅该死，我于是就想：

“骂斯大林岂不等于自求速死！”疯子般地站了起来，大声喊道：

“谁在骂斯大林大元帅，我要和他决斗！”

因为无人“应战”，又在公安人员的安慰下躺下合上了眼，但是，仍然觉得自己所表示的进步程度不够，便又做出向公安人员“买好”的态度来，根据自己适才的“幻听”，将对苏联没有理解的人，作为“告密”的材料向公安人员讲了，目的不用问，是要表示自己的“进步”，尽管做了如是的丑表功，做了如是的“进步”表示，但仍然认为自己的这条命不见得，不是不见得，而是绝对脱不了危险，便如醉如痴地又做了一连串的丑态，最后在公安人员的安抚下，才抱着闭目等死的心情睡下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从昏梦中醒来时，自己还惊讶自己没在昨夜被杀死，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又活到了今天哩。

也许是由于所谓“良心”的谴责，也许是由于神智的昏迷，曾向同犯某大磕其头，又对同犯某连说对不起你，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就是对于在昨夜由于幻听而成为我告密材料的受害者来做热烈的忏悔；同时又因为看到了一辆公安部队的汽车停在附近，竟认为这就是一辆设有绞架的专用汽车，于是就荒谬地认为：由于我的告密，他们也定将不免，所以才特意向他们叩头企图“解冤”的。

据我弟弟事后对我讲：说在我当时在怕极成疯时，我右颊上的肉和筋都在猛烈抽搐着。并说我曾肆无忌惮地在车厢中来回乱踱，并且在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叨念着一些什么，致使他和其他的同犯每当我走到他们身旁时，都低下了头不敢看我……足见我由于怕死而做出的种种丑态是怎样大有可观的了！

当火车由长春开到沈阳时，我的丑态一直没有演完。例如，看见有公安部队在车外排队走过去，便以为这就是准备押犯人赴刑场执行死刑的武装部队，看到车站上乘客们跑着换车，便又认为这是争赴刑场去看枪毙汉奸的……诸如此类，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

当车中公安干部在呼唤我和几个伪大臣的名字，让我们下车时，我就想这更是千真万确的了，一定是要把我们这批首恶的分子押赴刑场无疑。

不过是，除了我和几名伪大臣之外，还有一个例外的人物，就是有我的一个侄子，我就想他也是要陪同我去挨枪杀的。

我当临下火车便对我弟弟溥杰和其他留在车中的同犯高声说：

“再见吧，祝你们平安无事！”

当我上了开进站内的一辆公共汽车之后，看见了手持武器的公安战士在车门附近站着，我就越发认了命了。于是我就在心内说：

“既是‘准死不能活’，我绝对不能在临刑前丢丑。”并在心中预先定下了“临死前的表演节目”——预定要在临刑前，高呼“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清朝第一代皇帝）万岁！”

我认为就是这种濒死挣扎的丑态，也仍然可以看出我那满肚子的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本质——本能来的。真是既卑怯懦弱，又顽固到底，同时还可以看出自欺欺人的阶级本质来。

可是我却没有想到，这辆满载了惊慌失措人群的汽车并没有把我们载到刑场，而是把我们送到了沈阳市内的公安部。下了汽车之后，我们都在命令之下被排列起来，这时我站在后尾，遂命令我站在前面，我便悄悄对我侄子说：

“我带着你去见祖宗于地下吧！”

本来他现在已如同是惊弓之鸟一般，再加上听了我的这种鬼气森森的话，据他事后对人讲，他当时觉得两只腿都吓得发软了。

这时我因为已经横了心，反倒不怎样害怕了。于是就把外衣团成一个乱团团，挟在肋下，在人引导之下，大踏步地进了大厅并上了楼。这时整个大厅的楼上楼下都挤满了人，都在争看我们这一群在东北干了十四年卖国勾当的大罪犯。上得楼来，看见有很多的椅子围着一个长桌，在桌上还摆有不少点心、水果、西瓜、啤酒、新茶和香烟之类。我固然看到了这种当前的现实，觉得和我所预想的种种大有出入，但仍是由于已经认定了非死不可，就抱着自暴自弃的心情，拿起一个苹果来，狠狠地咬了一口。我不但是自己这样做了，还劝我的侄子也来学我的办法，但他却没好意思这样地做。

这时，人民政府的首长各位都进来了，我当时也不认识谁和谁。但是首长对我却非常和蔼。可是我则是仍然处在痰迷心窍的状态中，不仅是不明了政府的意图，反倒错误地联想为：

在过去旧时代，曾听说每当犯人被处刑之前，辄给他一顿最后的饮食吃，现在岂不是让我来吃那最后一顿的“送终宴”？

因为我是在这样地想，所以尽管首长劝我可以随便地吃，我仍是难于下咽。并且越是和蔼地让我，我就越发起了一种反感。于是我竟抱着绝望的心情对首长说：

“快走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不必让我吃东西了，要杀我就快些杀罢！赶快把我送往刑场去吧”的意思。

但首长仍然是悠然不迫地和我谈了半天话，例如，问了些我在伪满时的事情以及关于吉冈安直的事情等。并把张景惠的儿子叫了来，使他们父子见了面。然后更把我的族侄宪东等事情和我叔父载涛现在身任政协代表的事情，对我讲了。并说现在宪东等都在人民解放军中给人民服务，甚至还问我想见宪东等不。我在当时因为觉得没有脸面见他们，便说我不想见他们而做了婉谢。首长并耐心地对我讲：

叫我可以安心，不必胡思乱想。并说共产党是为人民办事的，所以共产党对谁都没有所谓私怨，也不做报复行为，并举对蒋介石的事情为例，说他曾对共产党做了残酷的五次围剿，杀害了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但是在西安事变时，共产党却为了团结全国抗日力量一致对外的关系，不念旧恶地说服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才使蒋介石保全了性命。足见中国共产党是一贯抱定了对事不对人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