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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的罪恶思想根源（第3页）

三、宫中的迷信和信仰

同时那些狡猾的统治者，还把儒家所倡导的什么“奉天承运”“天与人归”等一类的鬼话，巧妙地和迷信论中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结合起来。为的是好拿这些看不见的绳索桎梏，和有形的法律、牢狱等暴力机关联合起来，一同来向广大人民进攻。因为这种善报恶报之类的东西，会对人民的愤恨不平起釜底抽薪的作用。所以这种暗箭式的武器，要比那些明枪明刀，还不易防。

封建统治者既被认为是“天命攸归”的“真龙天子”，那么，他当然是一个非凡的人了。所以他的这种成功，也就是早在他前生就被预先注定了的。而那些挨饿受冻、呻吟于皮鞭木棍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生活的被统治者，不用说，也都是些早就命中注定应该吃苦遭罪的人。换言之，也就是在“地狱轮回”中，早就注定今生应受的“前世恶报”。既然如此，那么对统治者的反抗，便是根本没有意义的，穷苦人民的翻身，也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所以说，这种强迫人们低头认命的阴毒方法，就如同素称杀人不见血的鸦片一样，让人中了它的毒而不自觉，甚至还让人把它当作是祛病延年的灵药，时时刻刻地离不开它。像是旧社会中的童养媳认为受到婆母和丈夫的打骂，这都是自己的命苦，换句话说，就是她的受折磨虐待，乃是命中注定，理所当然，无可避免的事。又如旧社会的店铺中的学徒，妓院中的娼妓，阔人家中的使女等，他们也都是在由命不由人的认命观念下，忍受着痛苦生活。这不就是让受压迫者永远以不修今生修来世的低头认命想法来俯首帖耳甘受摧残的吗？在旧社会中所谓的安分好人以及忠仆义婢，其实就是被这种宿命论给征服了的可怜牺牲者。这些，不都足以说明这种麻痹人心的药剂——迷信思想害人作用的吗？

那些万恶的专制吃人魔王，就是利用这种精神、思想上的枷锁，妄想要来维持他们万年统治的帝王基业的。

同时，这种腐蚀人的毒害作用，也同样殃及他们的子子孙孙身上，致使他们后代的孝子贤孙们，也在这种自欺欺人的政策下，逐渐忘却了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资格，而错误地认为自己确是一个非凡的人，认为自己确是一个“奉天承运”的天造地设的统治者，于是更拿这种祖传的毒素，想要继续维持他们以国为家的所谓祖业。而最为鲜明不过的实际例子，就是《大清开国方略》等自欺欺人的书籍。在其中除了反复地做着“口不应心”的“勤政爱民”和“待中守正”之类的虚言假语，更不惜费尽多少笔墨，把“爱新觉罗氏”子子孙孙的非凡性特别做了大力渲染，更不惜厚着脸皮赝造出一连串的荒唐幼稚鬼话。例如说“爱新觉罗氏”最初的起源是在长白山顶的天池上，有三个所谓仙女，当她们正在天池中洗澡时，忽然有只神鹊把衔在口中的朱果丢了下来，恰恰坠入一个叫佛库伦的仙女的口中，她在吞下了这颗朱果之后，便有孕而生下了男孩子，就是爱新觉罗氏的始祖——布库里雍顺。这就是说，这位始祖乃是“天生的圣人”——奉天承运的唯一“圣人”，因此，他的子子孙孙，全都是天女的后代，也就是注定世世代代统治人民的最高统治者。我在过去，就是这样地完全相信自己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帝王之资。在我前半生中曾经支配过我的一切极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那唯我独尊的自私自利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都是曾在这迷信和信仰的温**发过芽并成长起来的。然后更在那专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孔家店反动学说中，得到了更富有政治性的所谓根据。然后崇拜帝国主义思想的火上加油，于是，就把我的前半生完全毁灭掉了。

现在先拿当时宫中的几项迷信实例来做说明。

（1）“殿神”

宫中的太监，对于“殿神”是一贯异常信仰的。要问“殿神”是什么？按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四大家”——长虫、狐狸、黄鼠狼和刺猬，并说这四种动物——“殿神”，都是曾受过皇帝封为二品顶戴的仙家。太监们还活灵活现地互做警告说：夜间千万不可到乾清宫的丹陛上去走，否则就会被“殿神爷”给扔到丹陛之下。他们也惯于引经据典地宣传说：过去曾有两个太监因在街上吃了牛肉（他们认为牛肉是大五荤，不应吃），回来之后，果然受到了“殿神爷”的责怪，罚他们在天一门（御花园内供真武大帝的庙门）外树皮上擦嘴，直擦得皮烂血流才算完事。事后问他们为什么要在树皮上蹭嘴？他们回答说：当时心里一迷糊，就在树皮上蹭开了……还有在养心殿专门负责洒扫的所谓殿上太监，他们向例也是分两组轮流上班工作。各组在接班前，照例都得先向养心殿中央给“殿神”磕头之后，才敢开始接班。据说是为了祈求“殿神”保佑他们在值班中不要犯什么过错。此外，逢年遇节，他们还在养心殿中庭，摆上整猪、整羊和其他的供品祭供“殿神”。在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他们也照例要以烧酒、鸡蛋、豆腐干和“二五眼”（一种干点心）给“殿神”上供。还有每当太监们要开锁进入久无人居的房屋和库房时，照例先要大喊一声“开殿！”或是“开库！”之后，才敢推门入室。据说，是为了预先知会“殿神”一声，以免无意碰到或致使冲犯。诸如此类的活见鬼事情，在当时的宫中，是随处都有的。我从幼时，就是在这种迷信旋涡里的宫廷生活中，相信了“殿神”之说。不过是，我的相信和太监们的相信不同。太监是害怕“殿神”，而我则不但不怕它，反倒对它抱有一种亲密和信赖之感。因为太监们都说“殿神”是受过皇帝封赠的仙家而专门保护着宫殿仓库，尤其是专门保护着皇帝的。所以在当时，我也就觉得这些“殿神”——长虫、狐狸、黄鼠狼、刺猬之类，还都是专门替我服务的忠实部下哩！

像是这种荒诞不经的胡说八道，固然都是些不值一笑的迷信，不过是，也可以从其中看出那些宫中奴隶的可怜相来的。

那些被专制**威给吓破了胆、麻木了手足的宫中太监，为什么每当上班当差之前，必须先要至至诚诚地给“殿神”叩头，求其保佑在值班中平安无事呢？这还不是和过去的海员们，每在航海之先，必先向海神龙王磕头烧香的心理是一个样的吗？可见那些可怜的宫廷奴隶在伴君如伴虎的提心吊胆情况下，是怎样对于惯以喜怒杀人的君主，抱有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危惧心情啊！

同时，也可从其中看出那些惯用神道愚民的狡猾统治者，居然亏得他们竟会想出一个可补卫士刀剑之所不及的无形警察——“殿神”来，既可以利用它来保护自己的珍宝财货不致为太监所盗，还可以更进一步，利用它来保证自己头颅的安全。本来么，太监既认为“殿神”是守库的专家，当然他们不敢轻易去动库房的锁；既认为夜间到乾清宫丹陛上去，都会遭到殿神的嗔怪，当然不敢偷偷进入君王的寝室；既认为“殿神”是受有皇封而专门保护皇帝的仙家，当然更不敢稍萌对皇帝有什么不利的想法了。总而言之，这不都是那些狡猾阴险的独夫所平空捏造出来的以神道自卫的种种方法吗？

从这里还可以知道，太监对于一般的人民，固然是一种替皇帝捧臭脚的特权阶级，但他们在专制暴君的面前，则是又成为一小撮任凭宰割的可怜人。

迷信并不能专怪太监的愚昧无知，而是应该恨那假神欺众的狡猾统治者。

（2）我怕雷的故事

我在小的时候最怕打雷。每当闪电耀眼、疾雷震耳的时候，我便会想起那长着尖尖的鸟嘴、双手分拿一锤一凿、背生双翅的“雷公”和那手执双镜闪闪发光的“电母”来。再加上每当雷电交加的时候，那些不知趣的太监，照例总是要说出那套“红闪照妖精，白闪照人心”的煞风景的成语来。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这样言之无心的照例谈话材料中，是蕴藏有对我吓唬的成分在内，使我不由得就会联想到那幅坏人遭雷殛的画面来，立刻就会在我面前浮映出一个直挺挺跪在大雨滂沱的地面上，从浓云中射出一道白色光，直指向他或她的头顶的画面。同时在他们身上，还照例要现出几个大字，如不孝逆子或是不孝翁姑之类。尽管在当时，我并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应遭雷劈的坏人，但我却是害着怕。害怕到了极点的结果就是，每逢雷轰电闪到了相当厉害的时候，我便会出于本能钻入床帐之内，蜷伏避雷。我也曾听到太监说，光绪在小的时候，也是和我有相怜的同病。不过是每逢打雷的时候，他倒是比我勇敢些。因为他不是消极地钻到床幔中去躲避，而是积极地率领着一帮太监，一齐敲锣打鼓来遮混这种“可怕”的雷声。

这固然仅是我孩童时代的一件个人小事，不过，若从我那继父也曾怕雷的这件事来看，也可以说专制君主大抵胆小，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为什么和我差不多同年岁的一般小孩子，却都不这样怕雷？我认为这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家庭中的父母，既不会在他们孩子的提议之下，全家都一齐来敲锣打鼓，也不会看到自己的孩子钻到被窝内避雷而不加以说服和制止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那些封建统治者，他们是怎样没有普通人的一般常识。同时还可以看出，我的迷信思想，确是从儿童时代就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所以才会在我的整个前半生中，曾起了不少恨煞人的作用和笑死人的滑稽丑态。

（3）几段不成其为神话的神话

在我妻子婉容曾住过的储秀宫庭院中，陈列有一排铜制的鹤鹿之类。在左边一只铜鹿的后脚上，有一块不是很深的凹形击痕，并在凹痕之中积有略带赤红色的锈。而宫中的太监也许是只知道铜锈是绿色的，而不知道合金的铜（当时呼作风磨铜）偶尔会产生含铁性红锈的道理吧，所以就少见多怪地望风捕影说：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这只铜鹿也随着跑到江南去保驾，不料却被乾隆给射了一箭，正中后腿，于是这只自讨无趣的铜鹿，便又无精打采地跑回储秀宫原处来了。不用问，它那后肢上的凹痕，当然会被说成是箭创，而那红锈也当然就是所谓的血迹的了。

其次，是又一个所谓的神话，那就是在御花园西鱼池附近靠墙处，有一棵古松，在松树附近壁上有乾隆亲笔题的《咏盖松》的诗。不料那些文盲的太监便又以讹传讹地编出神话来了。当然他们一提起乾隆来，除了下江南，就没有别的话题了，于是仍以下江南为题，借题发挥道：在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这棵伞松也去保驾，它就在一路之上，跟在后面拿着伞一般的阴影给乾隆爷遮着太阳。所以乾隆爷在回来之后，便把这段神松保驾的事写到墙上了。这就是神松也在讨封哪！

其实只要是个识字的人，一看到墙上的诗句，便会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神松在讨封，更不是这株老松曾到过江南去溜须拍马，只是它长得亭亭如盖，颇为古秀，致引起乾隆的诗兴而已。

还有，我在幼时所住的长春宫西厢房台阶左边，有一块长方形的石枕。据太监说：该宫西南墙外中正殿房檐有四条金光耀眼的金属制的龙，其中的一条时常在夜间到长春宫院中的大铜缸内喝水。也不知道是在哪代皇帝的时候，人们用铁钉把那条龙钉在房檐上，并制造了一个石枕以为镇妖之用。从此这条龙便再也不能下来喝水了。并把那个石枕叫作“龙枕”。

更有一段关于皇帝帽子上的珍珠的神话。据说，这颗珍珠，是乾隆曾在圆明园一条小河旁夜间散步，忽见河内发出火光，便用鸟枪向发光处打去，不料打中了一个大蛤蜊，把它剖开一看，发现了这颗大珠，于是就把它当作自己帽子上的顶珠。据说，这颗珠子时常不翼而飞，更时常回到原处。后来经过高明人的指点，说这乃是一颗通灵的宝珠，所以才能这样地来去自如。并建议如果在珠下部钻一个细孔，它便不能随意忽隐忽现了。照法施行之后，果然这颗珍珠便老老实实地做了皇帝帽子上的顶珠，一直传到我在伪满垮台时，逃到大栗子沟把它失落为止。

现在我再谈一谈我在幼时的所谓孝心。

我在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忽觉身体不舒服。我那里的总管太监张谦和，便拿来了一颗紫红色的药锭让我吃。我问他这是什么药？他说这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梦见一个白须白发的老神仙给他的仙药，叫作长生不老丹。我听了大喜，不觉在我脑子里又把那二十四孝的幻影浮现出来，于是就把那药拿到四太妃处，请她们也分尝一些仙药，便都可以长生不老。现在想起来，一定是那个制造美谈的张谦和，利用他走在前面给我开路的机会，预先把这仙药的来历告诉她们，所以当我以仙药奉母时，她们都对我这个孝心，表示了异常高兴。当然，我更是心满意足的了。

不料过了一些时候，我手上偶然长了一个小疮，便由御药房取来一种药研来涂抹。我定睛一看，原来就是那个所谓的长生不老仙药，而现在则是以一种普通的紫金锭的姿态出现在我的眼前。尽管这出仙药的幻术，已经当众泄露了其中的秘密，尽管我对于仙药变为普通紫金锭的这一事实，也曾多多少少地感到了一些幻灭的悲哀，但是这并未能减少我对神仙的迷信，依然是看破虽然看破，迷信我自迷之。

在这里，我还想叙述我对上记各项回忆的一些感想。

从以上各项中，就可以知道我从幼时起，就是在这样充满迷信空气的宫廷中成长起来的。还可以由此看出，宫中的迷信性质，还和当时社会上的一般迷信不同。因为在宫中的迷信中，总是含有一种反动统治者所固有的罪恶性。像是所谓的殿神、所谓的铜鹿和伞松的保驾以及什么皇帝帽子上的珍珠或是“真武显圣”之类，哪一样不是为了要把皇帝给绝对神圣化起来，哪一样不是要把专制帝王渲染美化成为一个有“百灵相助的圣天子”？要不然为什么在当时的宫中，不以太监们为造谣生事或妖言惑众而居然容许这种拍捧式的神话流传到多少年代，最终竟达到畅言无忌的程度呢？足见这类的迷信，对于统治者是有益处的。也就和反动统治者禁止进步性的字刊而提倡培养奴化思想的《施公案》《彭公案》等奴化小说一个样，是别有一种用心之处的。

就是由于我在幼时，便把迷信的根基巩固起来，所以在我长大以后，便对于看相、算命、求签、卜卦等迷信的事情，无不盲信到令人失笑的地步。不过是，在我说来，则是一出“笑不得的悲剧”。因为，其中是含有毁灭性的成分和罪恶性的因素的。

例如，在宫中时，我就曾到真武大帝神案前，求过卜询自己前途休咎的神签。我那陈老师也常到北京的关帝庙，替我的前途命运摇卦。当然求签也罢，问卜也罢，所求所问的，都是些有关政治前途的妄想痴念，都是些不可告人的反动野心。这还不是饱含罪恶毒素心理的表现是什么？

不但陈宝琛一人如此，就是那位梁老师，他也是一个扶乩的迷信者；我的岳父荣源更是一个扶乩和“推背图”的专家；就连我那朱老师也是迷信“天眼通”的知名之士……不但在北京时，我的周围环境是这样，就是到了天津之后，也是时常有“卍字会”会中的基干分子，如下野的军阀许兰洲、苏锡麟辈都曾向我鼓吹过老祖的灵验和乩坛的神妙。此外，还有自称把《大悲咒》念到“八神”的时候，自己的眉毛便会发光的前清旧军官赵月修，也曾和我有过往来。此外，还听到许兰洲所讲的，人向空中和狐仙讲话的鬼话，等等。就是从天津到了东北之后，这种迷信的空气，还是依然笼罩在我的身边。例如，当那位眉能放光的赵月修，在到了长春，经过我的实际考验（方法是熄灭电灯使其念《大悲咒》，最终眉毛未能放光）后，看破了他的“道行”。但我在当时仍认为他是体弱年老，并未敢立即诽经谤道。还有在伪宫内府当过处长的商衍瀛和当过伪侍从武官长的张海鹏等，也是经常把红卍字会的事向我介绍。并说老祖还赐给我一个法名叫作“一人”；并且加我以“九锡”之礼；且命令我须“奉行天道”。当然，我对这种神宠是恭敬而欣喜地接受了。他们还把老祖的乩语拿来给我看。反正在当时，在我手中有不少由叛国投敌得来的人民膏血，我便拿出一些来作为布施……我就是这样在迷信的**之中，度过了我的前半生。就是当苏联军进兵解放东北，敌伪纷纷逃窜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忘掉我那本《未来预知术》小书。到了通化大栗子沟之后，我还曾在六神无主的时光里，经常以“未来预知术”来卜问不可预知的未来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