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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伪满帝制时代002（第2页）

我自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堕入北京日本公使馆的帝国主义魔窟以后，便开始有日本使馆的警察对我负起“保护”之责；到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移到天津前日本租界之后，更由日本驻津领事馆的警察，对我做更进一步的所谓“周至的保护”；到了一九三一年我从天津到了“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后，便由日本帝国主义的宪兵，代替了日本警察而对我做更前进一大步的所谓“保护”。例如，在旅顺时，我就是曾在这种水泄不通的严密“保护”下，不独和当时的社会离开，而且把我那所余无几的民族联系也给完全割断。就连我和我妻子之间的夫妻关系、和我妹妹的兄妹关系，以及和随我多年的所谓“遗老”之间的长年关系，也统统被刀割断了。就是后来，当我到了长春，爬上了伪执政的椅子，以及后来又爬上了伪皇帝的“宝座”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爪牙——宪兵，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对于我的“保护”，而且反倒愈益加强起来。例如，在伪宫内府我所住的“缉熙楼”庭院外边，就有几名关东军派来的宪兵，日夜不离地住在“勤民楼”旁的厢房内，脱下了他们的所谓虎皮——日本宪兵的正式军装，改穿上特制的一种制服，成立了一个伪“宫内府宪兵室”。凡是来见我的人，除了他有神话中的隐身法，是谁也逃不脱他们的监视双眼。而他们的最高头子，就是那位死盯住我决不松口的大特务头子吉冈安直！

这些以吉冈为首的特务，不但是有谁来见我，他们都能一目了然，并且每个宪兵都抱定了一本“阎王账”，而夜以继日地从事于“有闻必录”和“有见必报”的监视工作。

他们为了要做好对我更进一步的“保护”，有一天便在关东军的指示、吉冈的传达和这帮特务的炯炯目光下，不独公然限制了我的自由接见伪满的大小官吏——除伪宫内府的伪职员外——之权，就连对于我的宗族人等，吉冈也竟自拟出了一张严格限见的人名单。除了在伪满的家族人员不在此例，譬如对于由北京到东北来的宗族本家，也限于我的叔父载涛和我的族兄溥忻、溥侗等极少数几个人。至于其他的宗族人等，则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限定只能在向我公开祝寿等等的时候，排列在一般祝贺人员之中，遥遥向我行礼，而不许可他们随便单独来见我。吉冈在拟定了这一极端局限的人名单之后，便把它交到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之手，令他照单进行限制，并配合着伪宫内府日本宪兵的几只眼睛，对我做了得寸进尺的严密“保护”，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敌伪一齐垮台为止。不，就连当我从长春逃往通化大栗子沟更由大栗子沟逃往沈阳飞机场，以及在该处被苏联军逮捕以后，我还是在吉冈和他手下的一名喽啰——日本宪兵的四只眼睛监视下，受着最后的“保护”。直到坐上苏联飞机，由沈阳飞到了通辽之后，由于苏联军的伟大力量，才把我那块犹如附骨之疽一般的吉冈等给分开了。从那时起，我才算是由历时二十二年有余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所谓“保护”下，得到了真正的解放。从那时起，我才长舒了一口气，才脱离了恶魔的毒掌。

己、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

在伪满当时，所谓我在政治上的地位，真可以说是孤高在上，毫无根底可言，只能是仗着在反动封建末期社会中的空头地位，利用这一点作为我在当时的唯一政治资本。也就是纯粹靠着这一笔空虚的本钱，当上了专门供日本帝国主义尽情利用的罪恶工具的。

正如以前各项中所说的那样，我在伪满当时的一举一动，甚至在个人家庭中的一颦一笑，也都是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所派来的中将参谋吉冈安直的“杜渐防微”眈眈虎视下，受着周而且密的监视，以及其他种种有形的限制和无形的防范。

曾在我身旁多年，给我做过一贯帮凶工作的所谓“前清遗老”们，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死的死，变的变，离的离，散的散。即或如胡嗣瑗、商衍瀛之辈，尚始终留在我的身边，但是处在当时那种“时不利兮”的环境下，并且日寇的压力更是有增无减地笼罩住当时的整个空间，所以那些久已过时的“老古董”，不但都成了强弩之末，并且是为了苟延残喘，真是连一篇聊泄不平的文章都不敢写，聊表寸心的诗句都不敢题，只能是蜷集在我那有限阴影之下，过着委曲求全的失意生活。

郑孝胥被关东军给撵下伪国务总理的椅子，连回北京西城自己的故宅去住，也竟自遭到关东军的多方刁难，终致悒悒而死。罗振玉也是在关东军的“敬远政策”下，了却他的亲日一生。胡嗣瑗则是因为当本庄繁恶事做尽被调归国，武藤信义新来继任之际，向我建议，叫我可趁武藤新官上任的机会，向其提出缩减伪总务厅长官政治上权限，而使各部伪大臣得以负责办理各自部务的要求。我遂把这种意见写出概要对武藤讲了一遍，武藤对此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不动声色地把这份意见节要拿了回去。我和胡还认为庶几有望而做着殷切期待呢，可是一天天地过去了，这位“汉奸司令”的新主人，却一直保持着缄默，既无任何征兆可见，又没有什么反响可闻，就如石沉大海一般，消息全无。结果是，这帮帝国主义分子，探知这一提议，是由胡的建议而来，于是胡便不能继续在我身边当那伪宫内府的秘书处长，而被明升暗降为伪参议府的参议了。但是这一伪参议的席位，也并没有使他占据多久，便把他一抹到底而使他退出了伪满的所谓政治界。还有，按照伪满当时的惯例，凡是属于高级的伪官吏，当去职以后，差不多总是在一些所谓的“会社”（公司）里，给他们找一些不工作光拿钱的相当地位，让他们享几年变相资本家之福。可是对于胡却不然了：在他去职以后，便立即失了业，以致专门靠我出钱来养他的余生以及他的一家大小，直到伪满垮台为止，才算完事。这说明了什么？这就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满意胡的行为，所以才这样对待他的。

至于在伪军中的，我的那些家属、宗族、亲戚以及亲信之类，也都是在日本人、伪军官、日本军事顾问和关东军司令部的层层严密控制下，犹如大海漂豆一般，星星点点地分散在伪军的各机关、各部队里。和我既不能有所联系，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处于互无联络的状态。所以在当时的我，已经是除了在伪宫“内廷”的一亩三分地中，尚有我自由回翔之余地，其他各方面，完全是条条道路都走不通的了。

自从我到了长春以后，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婉容之间的感情已达到完全破裂的地步，于是便托我在北京的亲戚，给介绍了谭玉龄，我们便结了婚。结婚以后，我们二人之间的感情尚不错，过了几年之后，她便患了重病。经中医诊治，认为是患伤寒，但屡次服药总未见效。后来又使日本医生给她治疗，据日本医生说，她是患着粒粒结核症。不料第二天她就死了。但我总疑心她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因为当日本大夫乍一来诊时，还对她相当地热心，并且还有护士给她输了血，医生也是频繁地给她做了注射。可是当吉冈安直闻知此事亲自赶来之后，便把这个大夫找去，和他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于是在这个大夫和吉冈谈话回来之后，我便觉得医生对于病人的诊治便不像以前那样的热心，也不那样频频给她注射了。同时这个吉冈安直还为了她的病，特意搬进伪宫内府来住，并命他手下的虾兵蟹将——住在伪宫内府的日寇宪兵，时常给担任看护病人的日本护士打电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一夜之后，到了第二天早晨她死去的。

综合上记的各种情况来看，尽管我对于她的被谋害，并没有什么十分的证据，但在我的当时主观判断上，我总认为她的死，可能是日本人下的毒手！

在谭玉龄死后不多的日子，吉冈便屡次督促我非再找一个第四次结婚对象不可。我因谭才死去未久，心中悲痛异常，便不愿再做第四次的新郎。但是，那个完全支配我的吉冈，却死皮赖脸地拿来许多日本女子的照片，就像是硬按不想喝水的马脖子，非让它喝水不可一样，非叫我从其中选择出一个对象不可。那时我就在心中暗想：

我如果是和日本妇女结了婚，岂不等于给吉冈添上了一双从内部来监视我的又一特务眼睛。

于是我就借口说：我必须选择一个我认为最理想的对象才行。并推脱说：这些相片都使我不能感到满意。

因为我在当时，不敢公然说出不愿要日本妇女的那样话来，所以只能对吉冈委曲婉转地找寻着一个借口说：

“结婚这个问题，乃是有关自己终身幸福的大事。唯一的条件，就是得完全适合我自己的理想条件。至于什么民族，我是概不介意的。”

吉冈听了，也没有相当的话来反驳我，便又看风使舵地拿来一张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旅大某中学女生的照片给我看，我遂把这张相片留下，说等我仔细看看之后再做决定。但这时，在我心中已看中了她。但我的二妹韫和却不赞成，认为选中了这个人，又和选中了日本人有什么区别？于是我也就托言没有看中而做了拒绝。

过了些时候，吉冈又带来一个在学校教书的中国女教师来，结果我又没有看中她。

我看到吉冈这种不辞劳瘁而再接再厉的情形，于是我又在心中暗想：

“看情形是非让我再结一次婚不可了，否则吉冈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与其叫他纠缠不休地和我捣乱，夜长梦多，真说不定他更会弄出什么可怕的新花样来，倒不如一了百了地赶快找一个年岁小的中国女性作为我的结婚对象吧。这样的人既不会受吉冈的什么影响，并且还可以由于年岁小而能够听我的话，服从我的约束，任凭我怎样‘教育’，她都有接受的可能，岂不比自动地给吉冈安上一条里应外合的内线强得多。”当我打定了这样的主意以后，便对吉冈说：

“不妨把小学生的照片，也给我拿来看看。”

过了一些日子，便在吉冈的魔力之下，果然给我拿来了六十多张伪满当时的所谓“国民高等学校”——约等于现在的初级中学程度——的女学生照片供我恣意挑选。结果我选中了李玉琴。据说由于吉冈的这一大卖力气，还曾逼哭了一位伪满学校的校长哩。从这里也可以知道，敌伪合流下的**威凶焰，曾是让人怎样不能活下去的啊！

这时，我遂对吉冈说：我希望先和她本人见面谈谈话，等征取她的同意之后再做决定。而这个外国媒人也就立即把李玉琴带到了伪宫和我见了面，谈了话，结果是以她的同意而结合。

但是这种抢亲式的结婚，根本既不是根据着双方的爱情，更不是基于什么其他巩固的条件，只不过是由于为要应付吉冈对我的过分热心，所以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演出这幕等于抢亲的丑剧。

先从我这方面的理由说起。我只是由于吉冈的不住纠缠，特别是为要躲避和日本妇女结婚的严重后果，所以才选中了在当时仅仅十五岁的李玉琴，来做我的第四个妻子的。并且在其中还掺杂有不少我的利己主义，那就是：打算把这个少不更事的天真烂漫少女，制造成为一个让她方就方，让她圆就圆的婉婉服顺、任我摆布的家庭玩物。所以在当时，我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小孩子来看，并没有什么深厚的爱情可言；而在李玉琴这一方面，则是在当时，她的年龄既那样小，任何人情世故社会经验也没有，并且在那敌伪的残酷无情压力下，她又怎敢拒绝我的要求，怎能逃出这样的魔爪？

这就是在当时我们二人之间的所谓结合的唯一基础。

根据上述情况来看，当然我们二人之间的结婚必要基础根本就不是巩固的，不但谈不到什么巩固，并且也是违反社会常态和极不人道的一种强迫胶合。因为我曾假借敌伪合流的罪恶政治压力，来压迫奴役并**一个天真纯洁的女孩子。现在深深觉得我真是一百个对不住她，因为我曾毒害了她宝贵青春的前半生！

在我和她结婚以后，我不但经常拿她当作一个“不识不知”的小孩子来看待，并且我对于她，也曾经极端地发挥了封建专制透顶的家长威风和夫权高于一切的蛮横恶劣作风。例如，当我高兴的时候，就去搭理她，不高兴时，就把她完全不放到眼内，甚至有时候，她还会受到我的严厉呵斥。不但如此，后来我索性不和她同居在一起，因此，在我们二人之间，根本就谈不到一般夫妻之间的情爱。换句话说，她和我的关系，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是用压力给凑合到一起的。

在伪满的十四年罪恶生活中，不独我在当时的政治上，是一个独夫，就是在家庭环境之中，也如同有千年不化积雪的高峰一样，永远矗立在冰冷的大气中，连丝毫的温暖气息也感觉不到。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我想要向谁来诉苦，尤其不是我自认为过去的处境堪怜。因为我自己深深知道，我会受到这样冷清凄凉的家庭风味，一切都是由我自己给亲手造成，也可以说是完全由于我的自作自受！

我所以这样不怕絮烦地来罗列这些个人家庭琐事，就是想借着这些在现今新社会中已绝对不能再遇到的旧社会中的一些丑恶残酷实际事例，来暴露一下封建腐朽制度的罪恶，以及我既曾坑了人，也更害了自己前半生的“前因后果”而已。

庚、历任的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和我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于当时的全东北人民，既曾拼命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奴役和压榨，同时也进行了与此相辅而行，并且是无孔不入的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就是对于当时的所有大小伪官吏、伪军人等，也同样是用威压与利诱双管齐下的办法，做出了彻头彻尾的实际奴化训练，以及志在“攻心”的种种毒素灌输。那么，对于我这个头号大汉奸——伪“皇帝”，当然更不能例外了。岂但不能例外而已，简直是费尽苦心地非把我的身心都完全掌握到它的魔掌之中不可的。就以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历任司令官对我的种种“异常关心”和周而且至的“培育、**”来看，就可以充分看出：他们对于我，曾是怎样大费苦心的了。

除了那个“皇室御用挂”的吉冈安直参谋中将，是十年如一日地如影随形一般死盯住我不放，就是那些身居伪满“太上统治者”实际地位的历任关东军司令官，也都是曾以彻底掌握我、完全支配我和确实奴化我为己任的。所以他们都给我定出了一个定期输毒的正式计划来。那就是在每月的一日、十一日和二十一日的三个逢一的日子里，他们都必须在所谓百忙之中，分出身子到我那里去，和我做风雨无阻的定期会晤。

固然是历任的傀儡戏操线人——关东军司令官们的态度、作风、心理和论点，犹如他们彼此之间相貌各自不同一样，而各有一套所谓神通；并且他们的方针、政策等等也都是经常会随着时局的推移变化，也曾有轻重、软硬、松紧和缓急的临时不同，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贯传统侵略政策，特别是对于我的既防范，又利用，既限制，也抬捧的根本方针，却是始终无有丝毫变化的。所以我想：如果是撮其要而记其事地把他们在十四年间，对我所做过的“训育培植”工作，加以轮廓概貌的记述，也并不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我就择尤括总地来做叙述。

（1）风花雪月的寒暄与口是心非、别具肺肠的谈笑酬对。

（2）强调日伪的“亲善”和“日满一体不可分”的所谓“辅车唇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