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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前来东北02（第1页）

第三篇前来东北02

五、群狗争食的未定政权

在“九一八”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炮弹在我国东北炸裂以来，一直到完全把日寇操纵下的伪政权组织起来为止，在这一段龌龊混沌的乌烟瘴气时间中，在当时的整个东北土地上的各个反动阶层中间，真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能看得到群狗争食的幻灭情景。因为这群狗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政策下，在奴化培植的罪恶温**，先期育成备用的各种品质不同、药效各异的东西，为的是要在需要之时使其能够既收到互相制约又能收到互为表里之用的“药笼中物”，这里我想先从当时的概略轮廓说起。

以我为首的封建反动余孽为一派，以张景惠为首的过去地方封建军阀又是一派，以于冲汉为首的老牌亲日旧官僚又是一派，以熙洽为首的过去曾为地方军阀现又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下打着圈子的阴谋复辟的封建分子又是一派，以袁金铠为首的“文治派”官僚又是一派，以臧式毅为首的慑于日寇的实力而不敢不唯唯听命的旧东北政权中有力者又是一派，还有以赵欣伯为首的彻头彻尾亲日分子，以及以凌升为首的蒙古族旧王公，并以溥伟为首的“宗社党”人，又是各成一派，固然还有许多可以另成派别的汉奸人物，但总体来说，以上几项便可以把当时的反动派别约略加以概括的。

不过是，如果再把那几个反动大派别更进一步地加以分析时，还可以分出更细致的宗派来的。例如我和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郑和罗之间等，从表面上看来，固然同样是以阴谋复辟为目的而聚在一起狼狈为奸的，但是我们之间却不是一个始终无间的整体，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心理的。更如张景惠和马占山等，固然同是过去的地方军阀，又有着历史上的关系，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还需要狼狈为奸和互相利用的地方不少。可是在他们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当前利害左右着他们。又如于冲汉、赵欣伯、张海鹏、袁金铠等汉奸的相互关系，总括地说：也都是各人拨弄着各自的如意算盘，各人依靠着各自的日本人靠山。

而这种分崩离析、散沙一盘的状态，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欢迎的地方，同时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曾费尽苦心和气力，对这些民族败类进行制造和利用的一种局面。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收到以华制华的最后效果，才能够实现其分而治之的殖民地统治的建立，而这些汉奸走狗，有的是受日寇的长期培植，有的则是在日寇的临时垂青下中了选，总之都是在日寇的耍弄下，各自本着自己的历史背景来合演这出异曲同工的卖国丑剧。

伪满这些傀儡丑角，既是由多方面聚起来的零碎货色，因之在当时的群狗争食场面中，确是把旧社会反动各阶层的丑恶面目发挥无遗。

仍是先从我说起。

我在当时当然是和郑氏父子以及罗振玉之辈一个鼻孔出气的。但是自从后来郑孝胥力图包办我的一切，想拿我作为他的招牌而和日本军部以及日本浪人等打成一片，甚至排斥异己，也就是排斥在当时为我所信任的陈宝琛和胡嗣瑗以后，我对他便在不知不觉中，采取了近而不亲的态度。对罗振玉则是一方面由于他迎合我的心理，常常用“复辟清朝”的话来**我，因此我信任他。但是另一方面，罗振玉又是陈宝琛、胡嗣瑗、郑孝胥攻击的对象，陈、胡等常对我说：罗说话是不可靠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而不是为你。因而我也就怀疑了他。我对罗就有了既不能不用，又不能不疑的矛盾心理与感情，所以只能采取疑信参半、敬远相兼的态度。至于郑和罗之间的关系，则更是远从我在天津时期一直到了这时为止，都在过着互相妒忌、彼此对立的深刻矛盾生活，特别是在这红了眼睛争权夺利的情况下，更是把二者之间的利害关系弄得越发尖锐起来。

至于张景惠和我，更是没有什么关系可言，只不过由于日寇的强力撮合才勉勉强强做了同床异梦的伴侣。我不过是在卖国政治资本的来头上比他大了一些，所以我也就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衡量尺度上被衡量大了一点，我也就比他爬得高了一些。而他呢，也只是看在日本主子的面上，才大材小用地向我委曲低下了头。在一九三二年前后，他和我的关系也就是“只此而已”，至于他和熙洽、马占山以及臧式毅等人，同样也是在脸上服心不服的内在盛情下，做着互不相下的钩心斗角。张是念念不忘于自己在东北的所谓老资格和旧地位；熙洽则是始终要把我抬出来企图复活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反动统治；马则脚踩两只船，既想跟在张的身后，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方面捞得较大的便宜，同时对于日寇的心狠手辣，又确实有些害怕，特别是生怕自己好容易因事变而得到的新地盘发生了动摇，所以总是满怀戒心地做着暧暧昧昧的试探工作。

在“九一八”事变时，由于张景惠和日寇的相互勾结利用，日寇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曾给了张景惠三千支枪和一些弹药，让他编成一支警察队，替日寇对东北的侵略和对人民的镇压做帮凶。后来在日寇多门二郎师团侵占齐齐哈尔之后，这支叛国助敌的伪警察队便替日寇守备齐齐哈尔，使日寇腾出兵力来扩大侵略，进一步镇压人民。因此日寇关东军就以黑龙江的省主席的钓饵，使他做出更有利于日寇的罪恶活动，当马占山投降了日寇后，又把他任命为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而把黑龙江主席的地位给了马，这就是张景惠在伪满政权成立之前和日寇关东军互相勾搭的概略情况，也就是张之后出席所谓“四巨头”卖国会议的一个基点。

另一个卖国贼就是曾有长期亲日历史，专靠亲日起家的于冲汉，他是想靠亲日老牌子，利用当时的混乱局势，企图独树一帜，对于我既是表现着不即不离的态度，对于地方实力者以及土豪劣绅兼而有之的“文治派”，也是想以老交情作为暗送秋波的一点灵犀，来维持一个他们所谓的老朋友的势力圈子。同时，对于日寇的亲信走狗如赵欣伯等，他也同样表示了虚怀包容的器量，好借此拉拢他们。

在“九一八”事变后，这个大汉奸于冲汉首先便自告奋勇地成立了伪奉天省“地方自治指导部”和省内各县开始了正式联系，派专人到各县做所谓宣抚工作，拼命替日寇的侵略行为做辩护，甚至说成是仗义援助，旨在铲除张家父子的军阀统治势力。并扬言日寇毫无领土野心，让人民安心生产，不要乱动，借此安抚当时惶惑不知所措的一般人民的心。还催促各县也都成立所谓地方自治机构，在县长没有走开的地区，就使县长担任该会的委员长；对于县长已离去的地方，则扶助当地的土豪劣绅，来担当维持局面（“治安”）的责任。因此对于缺乏镇压人民武器的地方，还负责向日寇交涉，拨给相当的枪支弹药；对于缺乏经费的地方，则负责交涉使官银号通融以需要的金钱。于是很快就对省内纷纷起来要抗日的人民群众，给以严重的打击，因而更大大地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本来在“九一八”当时，日寇拿出来实行侵略我东北的武装力量，只有不满两个师团的兵力，所以日寇所焦虑的就是各地方——特别是“奉天省”内的治安。如果是治安不能维持的话，那么，不但吉林、黑龙江的局面会因此而受到大影响，并且日寇的侵略兵力有限，也无法对各个地方进行全面的镇压。尤其是眼看国际联盟又将有所谓调查团到东北来，如果是各地治安无法维持，那么，日寇的这次甘冒大不韪制成的全盘侵略计划便有彻底破产之虞，所以日寇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奉天”弄成个小康局面，然后对于国际舆论，便能有施展的余地。而这个自治指导部在如此情况下，就是这样地替日寇侵略帮了大忙，替日寇的逐步侵略我们整个东北铺平了道路，因此，说这个指导部就是后来伪满政权的一个母体也并未过言。

又如臧式毅等，既消极又热衷的那群汉奸，则是既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刺刀威力下丧失了魂魄，成了甘凭摆布的行尸走肉，同时对于网开一面的日寇，又抱有一种“识时务”的态度，结果是只要能保住性命、巩固汉奸政治地位，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主子对其他的汉奸则采取了不肯得罪人的八面光的态度，所以不管是帝制也好，临时政务委员会制也好，执政制度也好，五色旗也好，甚至黄龙旗也好，是一概不把它们放在心上的。

至于为了向上爬奔走了半辈子最后当上汉奸大官的张燕卿、谢介石，以及在当时以“大和民族宠儿”自居的赵欣伯，还有在“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以伪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替日寇大卖力气，得到日寇宠信的丁鉴修，想要借助日寇势力去从事蒙古“独立”活动的凌升或是想要借着和日寇有所谓老交情又有前清封建余孽、贵胄本钱而来个浑水摸鱼，尝尝“中兴皇帝”滋味的溥伟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不抓住了他们各自的日本朋友的大腿不放，想要在这个群狗争食的场面上，大显一下自己的身手，而向着各不相同的方向，力竭声嘶地叫吠着奔走着。

从这些卑鄙丑恶得使人不忍卒睹的种种怪现象中，一方面固然清楚地反映了这帮毫无民族气节的民族败类的罪恶本质来，同时更可以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毒辣的丑恶面目和手段。这些叛国投敌分子之所以能够形成了这种百鬼昼行的黑暗局面，归根结底，是日寇以华制华、一贯侵略政策的具体表现。

还是先拿我来说，为什么日寇欢迎我到日本公使馆去住，为什么又把我弄到天津日本租界去做寓公，为什么用尽了阴谋诡计又把我从天津运到东北来？这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在多少年前，就安下了侵略我国的祸根和给我埋下罪恶伏线吗？

对于张景惠也是如此，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要交给他三千支枪，使他组织伪警察队，为什么要把他架弄到“四巨头”的首位上，为什么要拿金钱职位来钓取他，这些罪恶活动，也都不是偶然的事。

对于于冲汉也是如此，不也是远从张作霖军阀地方政权时代起就和他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地盗取了我国鞍山的地下资源，到了“九一八”以后更以巨额金钱和高官作为换取他出卖民族的饵食？真是在数十年的一贯方针下，在喂养着他和拉拢着他，早就拿他当作了侵略野心布局上的一个有用基石。

对于熙洽也是既用武装的威力先夺去他的胆子，又利用我来勾引他的心，最后则是用手枪的直接威吓和利用过去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所谓“师生之谊”来做整套的“驯兽”工具，终于把他制得服服帖帖，使他在伪满十四年中起了极其重要的罪恶作用。

又如对于袁金铠和臧式毅等也都是尽量地利用了他们的过去地位和名声玩弄他们于股掌之上，有的则是用利禄来羁縻、引诱，有的则是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把他抬出来，然后再使他的最亲信的分子去分化他的势力，或是使用下马威的恫吓老办法先挫一下他的旧日威风，然后更利用“饥则附人”的养鹰原理给他开个鸡肋式的方便之门，叫他既不失原来地位，又不能抓住实际的权力……诸如此类，就是日寇一贯利用操纵汉奸的所谓有效的驾驭方法。

因此，伪满傀儡政权的大大小小汉奸们并不能成为一个有团结力的汉奸团体，只能是各自在日本主子的策御驰驱下，各人抱着各自的野心幻想各人奔向各自的前程。所以这帮人虽然在当时都被日本帝国主义给罩在伪满洲国的大轮廓内，但是在这个大圈圈之中，仍然是各自保有一个小圈子，并且还都是不约而同地各自有着一条引线，完全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手里。因此，他们只能是在日寇的操纵之下，做着“各如其分”的汉奸傀儡动作，一直这样当了十四年的日寇忠实走狗，直到一九四五年为止。并且这帮汉奸从其各自的过去历史来说已经早是些个“冰炭水火”般的存在，至于到了伪政权成立以后，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无孔不入支配下，整个形成了殖民地统治。在我们这帮汉奸说来，更是非靠着各自的向日寇邀宠献媚，是不可能去分取卖国求荣的一杯羹的。所以这帮人都在拼命地争妍竞媚，犹恐来不及，即使其中的某些人由于个人的欲望还有时不能满足，而对于日寇的所作所为有些个人的不平不满，也不敢公然见于辞色。因为在每一个的身后，除了负责监视的眼睛，还有不少想要取而代之的候缺人在等着。因此直到日寇垮台为止，这帮高级汉奸差不多都是在甘心情愿的表情下，扮演着义仆殉主的无耻奴才角色。

日寇的罪恶是滔天的，是擢发难数的。

这些丧尽民族气节的汉奸更是罪无可逭的。

如果站在人民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就从这帮认贼作父、自绝于祖国人民的民族叛徒的一点来说，我们这些人的可恨可杀实在比原来就是强盗的日寇还更可恨可诛。

群狗争食的丑剧，这还只是个开端，直到“八一五”为止，这样的丑剧不但是一直没有停过一次锣，并且还是演得愈来愈火炽呢！

六、日寇的狰狞面目